日前，温家宝在国务院召集多所重点大学校长，探讨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的难题。
在会议上，温家宝忧心忡忡地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总理假装焦虑官僚虚应故事
我们来看看这些学富五车的校长们是如何为总理分忧的。
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认为：“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就是教师。”他指出，建立一支高水准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培养和引进并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国外一流大学中的正教授和终身教授。
四川大学原校长卢铁城建议，继续将建设高水准研究型大学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加以实施，在国家科技布局中更好地发挥高校作用；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研究生资助体系和助学贷款体系。
英国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杨福家则提出一系列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
这些建议，表面上看都没有什么错，可是都没有说到要害的地方。这些老于世故的教育官僚，在温家宝的面前哪里敢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来呢？更何况，他们又怎么敢追本溯源，直指他们本人所依托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制度背后的政治制度呢？
因为他们知道，温家宝的焦虑其实也是装出来的。温家宝所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些套话和空话而已。以温家宝那温吞水般的性格，根本没有勇气接纳真话，更没有决心对症下药，根治依然病入膏肓的教育体系。
温家宝是难得糊涂。难道他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来，其根源正在于中共所施行的纳粹化的教育制度吗？各种海阔天空、天花乱坠的大学排行榜，根本掩饰不了这样一个极其可悲的现实：中国大陆没有一所大学堪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衙门，都被腐败所蛀空；每一所大学都是党的奴仆，党委凌驾于校长之上；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公司，被贪婪所充满。
是的，如今，中央和地方财政给大学的办学经费确实越来越多，相当部分的大学教授都可以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了。北大和清华的某些名教授们，甚至在海滨城市集体购买了价值数百万的豪宅。于是，获得北大“蔡元培奖”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声称：中国社会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便是大学教授拥有名车和别墅。一生两袖清风的蔡元培校长听到如此高论，不知会作何感慨。但是，又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内地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却越来越低。
周叶中和秦晖两学者不同命运
例如，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叶中，因负责起草《反分裂法》而成为“南书房行走”，入中南海给政治局成员们上课。此君却是一个学术剽窃者，在其著作中大量抄袭学者王天成的观点。此事被揭发出来之后，却威胁《冰点》周刊不得进行报导，否则会动用中宣部的熟人制裁之，并到处说王天成是一个上了黑名单的“动乱分子”，因此抄了也白抄。王天成不得已起诉到法院，法院经过两次审理，居然为周叶中保驾护航，判决王天成败诉。到中南海讲课的人物，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大师”。温家宝当然也听过这名“大师”的课，他心中明白得很：这家伙哪里是什么“大师”，不过是一个溜须拍马、招摇撞骗的御用学者罢了。靠这种人便要想撑起中国学术的面子来，无异于缘木求鱼、问道于盲。
如王大中校长所说，教师确实是大学的灵魂。但是，王大中校长难道不知道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是当代最富于思想原创力和学术良知的学者之一。秦晖在清华大学却长期受到各种打压，甚至被扣发工资和停课。直到秦晖所论述的“黄宗羲定律”，有一次被温家宝在谈话中所引用，他在清华的艰难处境才略有改善。这一切都发生在王大中任清华校长期间。他曾经尝试过去保护秦晖吗？一边肆无忌惮地干扰和制约身边优秀学者的学术活动，一边却口若悬河地说要建立一支名师队伍，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如果按照王大中的建议，花费重金聘请海外学者，似乎是一条捷径。中国大学与欧美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如果按照常规方法，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赶上。于是，便有了王校长的这种“非常规思路”。
但是，日前网上又爆出了丑闻：北大以重金聘请的上百名海外学者，其实大都是“竹篮打水”。他们中的许多人，拿着比在欧美名校还要高得多的天价薪水，却并没有在北大全职任课与科研，最多也就是在寒暑假中匆匆忙忙地飞过来，如同蜻蜓点水般地走一趟。北大校方只求面子上好看，阵容庞大，而无视实际的教育成效。这样天女散花般使用来之不易的教育经费，不是浪费又是什么呢？
敢言教授贺卫方批讯息不自由
其实，中国大陆的大学要培养出大师来，对于中共当局而言，不是“要做些什么”的问题，而是“不做什么”的问题。简言之，只要中共的黑手和脏手不伸向大学，大学必定能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如果党委退出大学，如果大学享有基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如果私立大学具有合法地位，何愁大师级的学者不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呢？
北大法学院教授、一向敢言的贺卫方，日前撰文指出：大学之“大”，理应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比如大学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低下是制约内地大学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出类拔萃的最大瓶颈。贺卫方以香港的几所大学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跃居亚洲前茅为例，分析其成功之道说：“由于处在一个个人自由得到法律严格保障的社会里，大学可以很便利地获得世界各地的各种资讯。例如，那里不会有哪个网站被遮罩，书店里销售着来自各国的学术和其他书籍，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某个课题被归类为敏感问题而不允许召开学术研讨会。”
而大陆的情况却截然相反：“说来难以置信，在北大这样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号召的学校里，教授们上网还受到校园闸道的严格限制，上域外网站既费用不菲，又处处受阻。前一段时间，我很想对于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法治改革的报导（例如，《纽约时报》刚刚获普利策奖的系列报导）作些分析，但是，市面上既买不到这类报纸，上网查，每一个相关网站都打不开，可谓一筹莫展。在这种环境下，大学能够成为一流，那才是咄咄怪事。”
特务治校敢言教师学生遭迫害
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将大学视为“不稳定因素”中的重点，投入巨大的资源对大学进行控制和洗脑。大量不学无术的官僚和如鹰犬般的特务，占据了各大学中的关键位置。他们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为了自己的官位，不惜将大学变成一潭死水。以北大为例，党团、行政及后勤机构的工作人员即多达八千余人，而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却不足三千人，如此本末倒置，举世罕见。这些政工人员，不仅瓜分了最好的资源，而且事无巨细地控制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比之自然界的寄生虫还要可恶。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学术自由自然无从谈起。
贺卫方指出：“学术自由指的是教师和学生在免于法律、机构规章以及公众压力不合理干预或限制的情况下从事教授、学习以及探索知识和进行研究的自由。在教师这方面，学术自由包括可以探讨任何引起他们求知兴趣的课题；可向他们的同事、学生以及公众发表他们的成果；可以出版他们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结论而不受限制和审查；可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教学。”从吉林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卢雪松因为在课堂上放映记录片《林昭》，遭到学生特务告密之后，被停课、解聘乃至劳教这一典型事件便可以看出，大陆大学里的教师们没有丝毫的学术自由││惟一的自由便是跟着党走的自由。
学生的处境更是堪忧。南京某大学有一名学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向同学们推荐几个海外网站，说在这些网站上可以获得一些真实的资讯。结果，他立即被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告密，然后被校方下令开除。当年，在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有一个明显的道具，便是悬挂在茶馆门口的“莫谈国事”的木牌子；今天，在大陆的高校中，这个牌子已经内化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潜规则”。校园成为思想的集中营，大师还没有露出头来便被掐死了。
温家宝先生，你要想让“大师梦”早日从梦想变成现实，不妨先认真读读卢雪松给学校党委书记的那封公开信。而校长们所说的种种建议，皆是于事无补的天方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