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23 05:37:39作者：
许多电视台的获奖好新闻都是评选之前临时突击出来的，这事儿我是老手。依我的经验来看，要得奖其实太容易了，只须领会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再用具体的事对那些太过于理念化的词儿进行诠释，譬如，“国际和平年”就搞一群小朋友到河边，每人放一条小纸船下河，新闻名目大可以取成“千名小学生来世界祈祷和平”。如果换成“老人年”，则找个百岁老人拍拍他的生活起居以及乡政府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这些“新闻”既好摆布又省心，通常一天之内可以搞一条，图像如果拍得考究一点，文字稿写得煽情一点，后期制作细致一点，大可以获得一个奖项的。我就是凭着这样一些耍小聪明的“新闻”获得了许多奖。我可以说是吃这类“新闻奖”甜头较多的人，但在领证书和奖金时，我并不快乐，因为我知道，这离我所理解的新闻相差太遥远。
这种感觉折磨了我很久，我决定在今年的评奖之前，搞一个自己倾注了心血和汗水而不是耍小聪明的节目以安慰自己这颗太把有些事当成事的心。经过苦苦的思索，我决定将镜头对准民间，用自己的摄像机，去捕捉乡下人们最具人间烟火的生活状态。
在朋友的推举之下，菜农吴三伯进入我的视线。推荐他来的朋友认为，他的脸非常有沧桑感，像罗中立的油画中那位黑瘦的“父亲”，很能代表一种生存状态。我用镜头试了试，证明朋友之言不虚，在镜头里，这位老人木刻画一般的脸上深黑而僵硬的线条使人想落泪。因为这种朦胧的感觉，再加之他老人家的业务恰好能跟今年的主旋律“菜篮子”工程沾上边，我决定拍他，以《卖菜》为题，拍一个专题片。
我们于凌晨2点到达离城10里的吴三伯家。此时，广袤的川西平原已不仅仅只听得见露水落地和狗吠的声音了。这些天正是莴笋的上市期，我们一路上看到不少菜农已下田了，想赶早把鲜菜弄上田来往城里送。“现在城里人嘴刁，如果菜不新鲜就不好卖”。吴三伯向我们解说着。他和老伴这时已扎好了几十捆莴笋，正往架子车上放，借着摄影灯，我看到他的头上正袅袅的冒着热气。
尽管扛着摄像机，我还是感到春天凌晨料峭的寒意。我刻意给吴三伯和他老伴的手来了几个大特写，他们那长满黑色裂口且暴着青筋的手无论是从刺骨的水里捞莴笋还是用草绳扎莴笋，无不显得那样训练有术，一点也不他们的外形那样干瘪僵硬。这使我很惭愧，吃了三十几年菜，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他们，而且那么的陌生。
忙活了差不多两小时，吴三伯上路了。东方的天已经亮出了一线白光。而西边的天上，月亮似乎也夜游得倦了，无神地呆望着吴三伯和他的老伴推着三百斤莴笋上路。架子车在机耕道上还很不情愿地“吱呀”着，在沉重的莴笋面前，两个老人的身影显得异常单薄。
在过一条小河的时候，老伴似乎想起了什么事，就喊停下来，她拿了一个塑料瓶准备下河去打水，以防进城之后找不到水而使车上的菜白白蚀了水分。或许是有我们的缘故，吴三伯显得非常不好意思，厉声喝住老伴。老伴很不情愿地回来，口里嘟囔了几句什么，架子车又叽叽嘎嘎地上路了。
约摸5点左右，吴三伯的架子车到了离城半里的地方。没有灯的城市远远望去像一大堆荒寂的废墟。在进城的必经之路上，有十几个人影在晃动。吴三伯说：这些贼又在这里。声音里杂着异常的愤恨。走到近处，我们这才看清，这群人就是我们平素所称的“菜霸”，这些人以低价强买菜农们的菜，公安局打击了很多次，他们依然很猖獗。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公安局要下班，但我们不下。他们将吴三伯的车拦下来时，其中有人看见我们的采访车，于是又很快放了行。吴三伯对我说：“今天幸亏我拉的不是蒜薹和青豆，当然，也幸亏有你们。”
到达县城的正街时，已是6点过5分，早起的食店伙计们已搭好了炉火，第一笼包了已开始狂热的冒着粗气。吴三伯毕竟是老卖菜的了，有经验，先挨门往餐馆门口叫卖了一阵。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偶尔有人懒懒应答一声，也很难成交――喊价一角五分一斤，还价五分。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暗暗为店家的刻薄而恨恨然了。
终于有一家肯出一角，这个价钱为吴三伯这一车锅笋订下了全天的基本价。就在吴老汉为他开张生意忙活的时候，几个穿黑制服的人来了，也没说什么话，只对老汉的秤感兴趣，抓了秤就要走。老汉死抓住秤就像杨白劳抓住喜儿那样死死的不放手，口里乞求着：叔叔们，放了我吧，我马上走，马上走。
我赶忙眼，领头的黑制服对我这种不支持他们执法的行为非常恼怒，正准备给我上一堂城市综合治理课，但一看我们的采访车，于是给面子不上课了。我向他讲明了来意，牺牲了六只红塔山，并承诺决不用他们抢秤的镜头。他们才决定不再抢秤。老人于是又上路了。七点十分他们终于进入菜市场。
菜市上的人很多，市场管理人员来收了四十斤莴笋钱之后，就给老汉安排了一个摊位。在菜山菜海中，老两口和他们的二百六十多斤锅笋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这天，在菜市上川流的人很多。但对莴笋感兴趣的人却很少。吴三伯和他的老伴从早晨七点开始，一直卖到下午六点，莴笋的价格由心高气傲的一角五分变成垂头丧气的六分，其间于中午12点40分每人吃了一个烧饼，至6点40分，尚剩莴笋三捆，从凌晨2点开始至现在，16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挣得现金24元6角8分。
在回去的路上，吴三伯无论如何要将剩下的莴笋送给我们。因为纪律的原因，我们拒绝了。老汉很生气，说我们瞧不起他。他说，如果没有我们陪他，今天他断然是挣不了这么多钱的。他一路这么说着，直到他和架车上的老伴消失在晚霞里……
这个节目最终没有如他和我的愿望那样顺利播出并参加评奖。我这个得奖专业户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挂了白钩。但我并不后悔，我将把那一天所拍的素材带，连同我这一篇不太好发表的文章一起好好保存起来，用作自己在患浮躁病时的自救药品。毕竟，干我这行工作的人，多一点对人真挚的关怀和同情是至关重要的。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这种感觉折磨了我很久，我决定在今年的评奖之前，搞一个自己倾注了心血和汗水而不是耍小聪明的节目以安慰自己这颗太把有些事当成事的心。经过苦苦的思索，我决定将镜头对准民间，用自己的摄像机，去捕捉乡下人们最具人间烟火的生活状态。
在朋友的推举之下，菜农吴三伯进入我的视线。推荐他来的朋友认为，他的脸非常有沧桑感，像罗中立的油画中那位黑瘦的“父亲”，很能代表一种生存状态。我用镜头试了试，证明朋友之言不虚，在镜头里，这位老人木刻画一般的脸上深黑而僵硬的线条使人想落泪。因为这种朦胧的感觉，再加之他老人家的业务恰好能跟今年的主旋律“菜篮子”工程沾上边，我决定拍他，以《卖菜》为题，拍一个专题片。
我们于凌晨2点到达离城10里的吴三伯家。此时，广袤的川西平原已不仅仅只听得见露水落地和狗吠的声音了。这些天正是莴笋的上市期，我们一路上看到不少菜农已下田了，想赶早把鲜菜弄上田来往城里送。“现在城里人嘴刁，如果菜不新鲜就不好卖”。吴三伯向我们解说着。他和老伴这时已扎好了几十捆莴笋，正往架子车上放，借着摄影灯，我看到他的头上正袅袅的冒着热气。
尽管扛着摄像机，我还是感到春天凌晨料峭的寒意。我刻意给吴三伯和他老伴的手来了几个大特写，他们那长满黑色裂口且暴着青筋的手无论是从刺骨的水里捞莴笋还是用草绳扎莴笋，无不显得那样训练有术，一点也不他们的外形那样干瘪僵硬。这使我很惭愧，吃了三十几年菜，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他们，而且那么的陌生。
忙活了差不多两小时，吴三伯上路了。东方的天已经亮出了一线白光。而西边的天上，月亮似乎也夜游得倦了，无神地呆望着吴三伯和他的老伴推着三百斤莴笋上路。架子车在机耕道上还很不情愿地“吱呀”着，在沉重的莴笋面前，两个老人的身影显得异常单薄。
在过一条小河的时候，老伴似乎想起了什么事，就喊停下来，她拿了一个塑料瓶准备下河去打水，以防进城之后找不到水而使车上的菜白白蚀了水分。或许是有我们的缘故，吴三伯显得非常不好意思，厉声喝住老伴。老伴很不情愿地回来，口里嘟囔了几句什么，架子车又叽叽嘎嘎地上路了。
约摸5点左右，吴三伯的架子车到了离城半里的地方。没有灯的城市远远望去像一大堆荒寂的废墟。在进城的必经之路上，有十几个人影在晃动。吴三伯说：这些贼又在这里。声音里杂着异常的愤恨。走到近处，我们这才看清，这群人就是我们平素所称的“菜霸”，这些人以低价强买菜农们的菜，公安局打击了很多次，他们依然很猖獗。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公安局要下班，但我们不下。他们将吴三伯的车拦下来时，其中有人看见我们的采访车，于是又很快放了行。吴三伯对我说：“今天幸亏我拉的不是蒜薹和青豆，当然，也幸亏有你们。”
到达县城的正街时，已是6点过5分，早起的食店伙计们已搭好了炉火，第一笼包了已开始狂热的冒着粗气。吴三伯毕竟是老卖菜的了，有经验，先挨门往餐馆门口叫卖了一阵。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偶尔有人懒懒应答一声，也很难成交――喊价一角五分一斤，还价五分。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暗暗为店家的刻薄而恨恨然了。
终于有一家肯出一角，这个价钱为吴三伯这一车锅笋订下了全天的基本价。就在吴老汉为他开张生意忙活的时候，几个穿黑制服的人来了，也没说什么话，只对老汉的秤感兴趣，抓了秤就要走。老汉死抓住秤就像杨白劳抓住喜儿那样死死的不放手，口里乞求着：叔叔们，放了我吧，我马上走，马上走。
我赶忙眼，领头的黑制服对我这种不支持他们执法的行为非常恼怒，正准备给我上一堂城市综合治理课，但一看我们的采访车，于是给面子不上课了。我向他讲明了来意，牺牲了六只红塔山，并承诺决不用他们抢秤的镜头。他们才决定不再抢秤。老人于是又上路了。七点十分他们终于进入菜市场。
菜市上的人很多，市场管理人员来收了四十斤莴笋钱之后，就给老汉安排了一个摊位。在菜山菜海中，老两口和他们的二百六十多斤锅笋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这天，在菜市上川流的人很多。但对莴笋感兴趣的人却很少。吴三伯和他的老伴从早晨七点开始，一直卖到下午六点，莴笋的价格由心高气傲的一角五分变成垂头丧气的六分，其间于中午12点40分每人吃了一个烧饼，至6点40分，尚剩莴笋三捆，从凌晨2点开始至现在，16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挣得现金24元6角8分。
在回去的路上，吴三伯无论如何要将剩下的莴笋送给我们。因为纪律的原因，我们拒绝了。老汉很生气，说我们瞧不起他。他说，如果没有我们陪他，今天他断然是挣不了这么多钱的。他一路这么说着，直到他和架车上的老伴消失在晚霞里……
这个节目最终没有如他和我的愿望那样顺利播出并参加评奖。我这个得奖专业户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挂了白钩。但我并不后悔，我将把那一天所拍的素材带，连同我这一篇不太好发表的文章一起好好保存起来，用作自己在患浮躁病时的自救药品。毕竟，干我这行工作的人，多一点对人真挚的关怀和同情是至关重要的。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