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03 02:32:07作者：柳亦安
2月25日，美籍华人导演杨紫烨以《颍州的孩子》获得第79届美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纪录短片”。举起小金人时，杨紫烨说了全场惟一一句中文：“感谢所有的抗艾滋英雄，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
本届奥斯卡中另一部入围华语片是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投资3.6亿元人民币的影片获得了“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张艺谋曾回答媒体提问，怎么花掉3.6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很贵的。像电脑特技，我们找的是世界最好的电脑公司，做6秒钟的一个镜头，差不多10万美金起价，还是优惠价。” 时长39分钟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成本约4.5万美元。如果电脑特技公司的“优惠价”再打五折，这笔钱还是不够完成《黄金甲》一个6秒钟的特技镜头。
给他们“刚刚好”的打动
2006年6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条公益广告：《携手儿童青少年，携手抗击艾滋病》。国家一级歌唱家、中国妇联执委彭丽媛在简陋农宅里喂一个艾滋孤儿吃饺子，陪他玩耍。这条广告片是杨紫烨执导，那个名叫高峻的男孩后来成了《颍州的孩子》的第一主角。
4岁孤儿高峻的父母皆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纪录片里一个村民对着镜头简单解释了卖血者染病的原因：非法采血的“血头”把数十个卖血者的血液混合，用摇浆机分离出血浆，然后把红细胞注回卖血者体内。只要有一个卖血者携带艾滋病毒，使用这台摇浆机的所有人都会感染。高峻跟着半痴呆的奶奶生活，病毒明显地在他身上肆虐。他尚未成家的叔叔不愿抚养他，因为那就再也讨不到老婆了。奶奶也故去了，高峻又由当地一对同样感染艾滋的夫妇收养。
另外的主角是15岁女孩楠楠和黄家3姐弟。楠楠和高峻一样是母婴途径感染者，她的“幸运”是得到美国友人的资助，能够接受专为儿童定制的药物治疗，每个月的花费约2万元人民币。 楠楠的姐姐出生时母亲尚未感染，她是健康的，在城市打工，找到了未婚夫。回到家乡办婚事，姐姐的最大顾虑是千万不能让丈夫知道自己是艾滋孤儿，妹妹是感染者。这件事情，她和楠楠也许要小心翼翼地瞒一辈子。 黄家3姐弟面临同样的问题，弟弟对着镜头哭诉：“他们说你家得了艾滋病，你爸爸你妈妈因为艾滋病死了，以后我们不跟你玩了。” 39分钟的片长，对展示5个孩子的命运变化来说显得有些局促。影片的拍摄时间是1年半，制片与摄影10次前往安徽阜阳颍州地区的几个村庄，杨紫烨自己去了3次，前后共拍摄了60多个小时的素材。
“制片人认为39分钟更有力度。如果故事太长，震撼力就没这么大。”去年11月，《颍州的孩子》与另7部纪录短片入围奥斯卡争取4个提名名额时，美籍华裔的杨紫烨用生涩的普通话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感觉跟小孩有感情，很多( 素材)想放进去，但他认为催人泪下的部分，恰如其分最好，放多了，下次哭不出来了。我们拿去国外，对他们的观众而言，很多东西他不明白，给他刚刚好的打动就可以。”
影片的制片人汤列伦(ThomasLennon)毕业于耶鲁大学，1987年成立自己的制作公司之前，曾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部工作近10年，走访过前苏联、南美和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作品曾两次荣获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两次荣获美国电视艾美奖，还获得过一次奥斯卡提名。 汤列伦的意见看来是正确的，影片最动人处显得很有控制，但恰恰非常有力。奶奶去世后高峻刚来到收养他的新家庭。之前因为旁人避犹不及，陪他“玩耍”的只有猪和鸡，高峻从来没说过话，脸上也从来没表情。新“父母”很热情，但高峻仍然一脸漠然。新家的两个小哥哥带他到外边去玩，高峻一言不发地跟他们走在田间路上。摄影机跟在他身后，又转到他面前 ——脏乎乎的小脸上，不知何时滚落两行泪水。
在第二个家庭，高峻的脸色好起来，他开始笑，开始说话。但影片接近尾声时，药物的副作用让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这家人又不愿再养他。高峻又给送往另一个新家庭，纪录片里他的故事就此结束。
“在中国文化里，公开谈私人生活本来就难，《颍州的孩子》就更难了，因为艾滋病是见不得人的。”杨紫烨说。
通过哈佛人类学博士、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杨紫烨认识了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会长张颖。这位女商人长期救助艾滋孤儿，这一次帮助杨紫烨和拍摄组得到了孤儿和他们亲属的信任。
杨紫烨拍摄的年龄最大的艾滋孤儿没有出现在影片里。他已经在大学念书，同意了拍摄，但不希望出现在影片上。“ 他担心大家知道他的父母是艾滋感染者，对他会有歧视。”杨紫烨说，“高峻、楠楠还好，一是歧视状况已经有改观，一是他们还小不懂那么多。受影响最大的是20多岁那一拨，已经上了大学或者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他们从小就知道被歧视的感受，他们应该得到心理上的帮助。”
这部纪录片还在构思阶段时，制片人汤列伦就对杨紫烨强调，如果拍摄，最重要的是影片将来能够在中国播映。“可能在2007年底，配合世界艾滋病日播出。”接受采访时杨紫烨的语气还很不确定奥斯卡金像奖对这件事是否会有帮助。大多传媒对奥斯卡的关注，还没来得及从明星、大片转到纪录片。
感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2006年8月中旬，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新闻基金会组织在多伦多举办了“全球记者公共卫生高层培训班”。《颍州的孩子》在培训班放映，当时它已经获得了美国Silverdocs 电影节(美国电影学院与探索频道合办的纪录片电影节)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而这批参加培训的记者是该片的第二批观众。
但是放映不到30分钟，曾经供职新华社的记者熊蕾拒绝观看、退场。“这个电影故事没有讲好。讲艾滋孤儿，孩子讲得太少，张颖讲得太多。”熊蕾说的张颖，是片中收养艾滋孤儿的人，“张颖指着一个孩子说，他原来不说话，现在已经好多了，可是片中孩子还是没有说话；指着另一个孩子说，她很幸运，一个美国老太太给她提供药，所以她的健康情况一直还不错。这个孩子也一直没有自己说过自己是不是感到‘很幸运’。”她的观点得到了在场其他中国记者的认可，他们将影片的问题归结为：信息来源单一。 在场的国外记者无法理解：儿童是未成年人，很难讲出自己的话。 艾滋病大会变成了《颍州的孩子》讨论大会，中外记者各执一词，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看到那些孤儿的无助，谁都可能感动。更何况，只要说在中国拍这样的题材如何不容易，再加上片子的农村实景，处于原生态状态的农民，不了解中国的老外很容易感动，这样的感动，并不一定能说明这个片子拍得好。”熊蕾之所以“冷漠 ”，还因为“艾滋孤儿的电视专题片，国内有拍的比这部片子感人得多的。比如一个广州记者拍摄的，从深圳去泰国打工，感染艾滋病最后死了的故事。”
这些“感人”的片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全国各大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上海、新疆、武汉等电视台，都有拍摄过艾滋题材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内容包括艾滋病人的压力、自救，艾滋病的预防，“这些片子都很感人，因为它们全都有艾滋病患者出来说话。”熊蕾说。
本届奥斯卡中另一部入围华语片是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投资3.6亿元人民币的影片获得了“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张艺谋曾回答媒体提问，怎么花掉3.6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很贵的。像电脑特技，我们找的是世界最好的电脑公司，做6秒钟的一个镜头，差不多10万美金起价，还是优惠价。” 时长39分钟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成本约4.5万美元。如果电脑特技公司的“优惠价”再打五折，这笔钱还是不够完成《黄金甲》一个6秒钟的特技镜头。
给他们“刚刚好”的打动
2006年6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条公益广告：《携手儿童青少年，携手抗击艾滋病》。国家一级歌唱家、中国妇联执委彭丽媛在简陋农宅里喂一个艾滋孤儿吃饺子，陪他玩耍。这条广告片是杨紫烨执导，那个名叫高峻的男孩后来成了《颍州的孩子》的第一主角。
4岁孤儿高峻的父母皆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纪录片里一个村民对着镜头简单解释了卖血者染病的原因：非法采血的“血头”把数十个卖血者的血液混合，用摇浆机分离出血浆，然后把红细胞注回卖血者体内。只要有一个卖血者携带艾滋病毒，使用这台摇浆机的所有人都会感染。高峻跟着半痴呆的奶奶生活，病毒明显地在他身上肆虐。他尚未成家的叔叔不愿抚养他，因为那就再也讨不到老婆了。奶奶也故去了，高峻又由当地一对同样感染艾滋的夫妇收养。
另外的主角是15岁女孩楠楠和黄家3姐弟。楠楠和高峻一样是母婴途径感染者，她的“幸运”是得到美国友人的资助，能够接受专为儿童定制的药物治疗，每个月的花费约2万元人民币。 楠楠的姐姐出生时母亲尚未感染，她是健康的，在城市打工，找到了未婚夫。回到家乡办婚事，姐姐的最大顾虑是千万不能让丈夫知道自己是艾滋孤儿，妹妹是感染者。这件事情，她和楠楠也许要小心翼翼地瞒一辈子。 黄家3姐弟面临同样的问题，弟弟对着镜头哭诉：“他们说你家得了艾滋病，你爸爸你妈妈因为艾滋病死了，以后我们不跟你玩了。” 39分钟的片长，对展示5个孩子的命运变化来说显得有些局促。影片的拍摄时间是1年半，制片与摄影10次前往安徽阜阳颍州地区的几个村庄，杨紫烨自己去了3次，前后共拍摄了60多个小时的素材。
“制片人认为39分钟更有力度。如果故事太长，震撼力就没这么大。”去年11月，《颍州的孩子》与另7部纪录短片入围奥斯卡争取4个提名名额时，美籍华裔的杨紫烨用生涩的普通话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感觉跟小孩有感情，很多( 素材)想放进去，但他认为催人泪下的部分，恰如其分最好，放多了，下次哭不出来了。我们拿去国外，对他们的观众而言，很多东西他不明白，给他刚刚好的打动就可以。”
影片的制片人汤列伦(ThomasLennon)毕业于耶鲁大学，1987年成立自己的制作公司之前，曾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部工作近10年，走访过前苏联、南美和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作品曾两次荣获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两次荣获美国电视艾美奖，还获得过一次奥斯卡提名。 汤列伦的意见看来是正确的，影片最动人处显得很有控制，但恰恰非常有力。奶奶去世后高峻刚来到收养他的新家庭。之前因为旁人避犹不及，陪他“玩耍”的只有猪和鸡，高峻从来没说过话，脸上也从来没表情。新“父母”很热情，但高峻仍然一脸漠然。新家的两个小哥哥带他到外边去玩，高峻一言不发地跟他们走在田间路上。摄影机跟在他身后，又转到他面前 ——脏乎乎的小脸上，不知何时滚落两行泪水。
在第二个家庭，高峻的脸色好起来，他开始笑，开始说话。但影片接近尾声时，药物的副作用让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这家人又不愿再养他。高峻又给送往另一个新家庭，纪录片里他的故事就此结束。
“在中国文化里，公开谈私人生活本来就难，《颍州的孩子》就更难了，因为艾滋病是见不得人的。”杨紫烨说。
通过哈佛人类学博士、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杨紫烨认识了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会长张颖。这位女商人长期救助艾滋孤儿，这一次帮助杨紫烨和拍摄组得到了孤儿和他们亲属的信任。
杨紫烨拍摄的年龄最大的艾滋孤儿没有出现在影片里。他已经在大学念书，同意了拍摄，但不希望出现在影片上。“ 他担心大家知道他的父母是艾滋感染者，对他会有歧视。”杨紫烨说，“高峻、楠楠还好，一是歧视状况已经有改观，一是他们还小不懂那么多。受影响最大的是20多岁那一拨，已经上了大学或者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他们从小就知道被歧视的感受，他们应该得到心理上的帮助。”
这部纪录片还在构思阶段时，制片人汤列伦就对杨紫烨强调，如果拍摄，最重要的是影片将来能够在中国播映。“可能在2007年底，配合世界艾滋病日播出。”接受采访时杨紫烨的语气还很不确定奥斯卡金像奖对这件事是否会有帮助。大多传媒对奥斯卡的关注，还没来得及从明星、大片转到纪录片。
感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2006年8月中旬，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新闻基金会组织在多伦多举办了“全球记者公共卫生高层培训班”。《颍州的孩子》在培训班放映，当时它已经获得了美国Silverdocs 电影节(美国电影学院与探索频道合办的纪录片电影节)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而这批参加培训的记者是该片的第二批观众。
但是放映不到30分钟，曾经供职新华社的记者熊蕾拒绝观看、退场。“这个电影故事没有讲好。讲艾滋孤儿，孩子讲得太少，张颖讲得太多。”熊蕾说的张颖，是片中收养艾滋孤儿的人，“张颖指着一个孩子说，他原来不说话，现在已经好多了，可是片中孩子还是没有说话；指着另一个孩子说，她很幸运，一个美国老太太给她提供药，所以她的健康情况一直还不错。这个孩子也一直没有自己说过自己是不是感到‘很幸运’。”她的观点得到了在场其他中国记者的认可，他们将影片的问题归结为：信息来源单一。 在场的国外记者无法理解：儿童是未成年人，很难讲出自己的话。 艾滋病大会变成了《颍州的孩子》讨论大会，中外记者各执一词，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看到那些孤儿的无助，谁都可能感动。更何况，只要说在中国拍这样的题材如何不容易，再加上片子的农村实景，处于原生态状态的农民，不了解中国的老外很容易感动，这样的感动，并不一定能说明这个片子拍得好。”熊蕾之所以“冷漠 ”，还因为“艾滋孤儿的电视专题片，国内有拍的比这部片子感人得多的。比如一个广州记者拍摄的，从深圳去泰国打工，感染艾滋病最后死了的故事。”
这些“感人”的片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全国各大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上海、新疆、武汉等电视台，都有拍摄过艾滋题材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内容包括艾滋病人的压力、自救，艾滋病的预防，“这些片子都很感人，因为它们全都有艾滋病患者出来说话。”熊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