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在中国
郑严
1、什么是唯物主义？
在中共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么说的：“【唯物主义】哲学中的两大派别之一，认为世界按它的本质来说是物质的，是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物主义一般是先进阶级的世界观……”
在中共的《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里是这么讲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基本派别。它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承认宇宙统一于物质，精神或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客观物质世界离精神而独立存在，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唯物主义通常总是反映先进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的。在中国，唯物主义的代表有战国时的荀子，东汉的王充，南朝的范缜，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代的戴震等……”
（特别说明：为什么要特别加上“中共的”的三个字呢？因为在中国，中共是“领导一切”的，全国人民必须“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必须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谁谁谁为首的（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所以在现在的中国中共垄断了一切，包括你的思想、信仰、自尊和生命……一切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是中共意志的体现才是“合法”的，区区《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无不过都是中共的一种特殊的喉舌而已了，前面不冠之以中共怎么行呢？。）
那么那个唯物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上说直了只有三个字，那就是：不信神。
如果你相信了神佛，相信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就属于精神是第一性的了，就是唯心主义了，就是封建迷信，就是精神鸦片，就是愚昧的害人的，要揭批、取缔、洗脑、劳教、坐牢和秘密杀害、摘除器官……还要株连到你的家庭、亲戚。凡此种种，你只有一个选择——无条件的信奉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党让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党让你想什么信什么你才能想什么信什么，这是你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只要你不信神，你就是“先进阶级的”“正确的”存在。
因为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真理，又“代表了”你的根本利益，所以你的一切都是党的，所以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问题上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那可是原则问题，走哪条路的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
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个党从来没有也不敢回答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唯物主义为什么就那么少呢？具有五千文明的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少说也应该有一百多位吧；在这么多思想家当中，只有那么四、五个人的思想才“正确的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大家想一想，这不吓人吗？
（为了更具体些，我们不仿大致列举一下在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列子、墨子、庄子、孟子、管仲、晏婴、孙武、关尹子、邓析、范蠡、子夏、曾子、子思、杨朱、李悝、李克、吴起、慎到、商鞅、孙膑、申不害、屈原、孙龙、尹文、荀子、吕不韦、韩非、陆贾、贾谊、刘安、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王充、王符、荀悦、高诱、阮籍、刘劭、嵇康、王弼、郭象、葛洪、张湛、慧远、鸠摩罗什、范缜、陶弘景、王通、玄奘、慧能、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李觏、邵雍、周敦颐、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张栻、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蔡沈、真德秀、邓牧、刘基、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罗钦顺、湛若水、王守仁、王廷相、王艮、罗洪先、何心隐、李贽、吕坤、焦竑、刘宗周、孙奇逢、朱之瑜、陈确、傅山、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李颙、吕留良、陆陇其、颜元、戴震、章学诚、汪中、焦循、方东树、龚自珍、魏源、冯桂芬、洪仁玕、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严复、康有为……）
而在这些人当中，中共所说的唯物主义只有这么几个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那不是“一小撮”吗？当然我们不说这些思想家本人如何。谁有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对也罢错也罢，那都是自己的事，作为一家之说，那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问题在于共产党硬是把这些人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戴上个唯物主义的高帽子到处招摇撞骗。我们觉得这是对这些思想家本人的无端的侮辱，是对中华文明历史的玷污，也是对世人的极其严重的毒害，大有立即结束之必要。
共产党不是向来“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吗？这下怎么反过来了？因为那个唯物主义者太难找到了，如果不是靠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这些东西就是根本 “找”不到的。但是再难也得“找”呀！诺大一个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如果连个唯物主义者都没有，这叫马列主义在中国怎么混呢？
2、先说说荀子
由于荀子主张“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唱了反调，于是中共就不惜余力的抬高荀子。（只要你是反对孔孟的都是中共所热烈欢迎的，哪怕就那么一点点，甚至于仅仅是中共所认为的。）
中共到处宣传说“荀子讲人定胜天……”实际上荀子一直是讲天命的，根本就没讲过什么“人定胜天”。不信，大家可以通读一下《荀子》一书，看看荀子在什么地方说过“人定胜天”？“人定胜天”这种狂言邪语，只有中共这样的无法无天之辈才能说得出来的，它把自己的话硬是栽在荀子的头上了。这是马列子孙们一直以来所惯用的伎俩。
我们就说中共最爱引用的《荀子•天论》中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还有“制天命而用之”，说是唯物主义。
是的，荀子《天论》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是我们想想：如果荀子真的以为“人定胜天”的话，那不是天行“无”常吗？！天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为尧的圣明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桀的残暴而灭亡，难道就会因为中共的“人定胜天”的狂妄而失败而改变而无常吗？
如果我们再看下去，荀子继续说：“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大家都来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些话吧：天……遇到象尧那样天下大治的时期就是国泰民安，遇到象桀那样天下大乱的时期就是天灾人祸。你加强农业生产节约开支了，那么天就不可能叫你穷困；你给养充足按时劳作锻炼，那么天不能使你得病；遵循礼仪之道而不改变，天不会给你降下灾祸。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了水旱灾害也不会发生饥荒，寒暑易节也没有疾病，妖魔鬼怪也不能使你有什么凶险。田地荒芜生活又奢侈，那么天不能使你富裕；给养少又很少活动锻炼，那么天不能使你健康；违背礼仪之道而一意孤行，那么天就不能使你顺利吉祥。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没有水旱灾害的时候也会有饥荒的，还没有到寒暑易节的时候就会生病，妖魔鬼怪还没有来你的凶险就已经到了。同样是国家的统治者，但桀的天下大乱和尧的天下大治可是不一样的，不应该埋怨上天，是他们各自的不同做法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所以明白了天与人的各自的职责，那么你就是一个有修养有道德的人了。
这是讲“人定胜天”吗？
再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凡是正常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呀，荀子一代思想家怎么可能愚蠢狂妄到要“人定胜天”的可怕程度呢？人为什么要和天过不去？人胜天干什么？人和天协调相处不好吗？天是人的仇敌吗？人又怎么能胜得了天呢？把天给战败了人到哪儿去生存呢？这不是自掘坟墓吗？
再说了，“人定胜天”可能吗？必要吗？应该吗？道德吗？就按中共说的天仅仅是个自然界，而你在自然界中生存你却要以自然界为敌去战胜人家，这是什么道理？你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你不仅不对人家心存感激你却要“战”它“胜”它，你却要“农业学大寨”毁林造田、劈山造田、“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把山山水水重安排”……到头来结果是什么呢？干旱、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尘暴一来大半个中国都受到了威胁……中华大地变成了全世界环境破坏和污染最严重的地方，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区，这就是“人定胜天”的真实写照啊。
再说这个“制天命而用之”，是中共说荀子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的依据。《天论》中确实有这样一段话：“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这个“制”字怎么理解？理解为“制服”？“控制”？还是“战胜”？当然按照中共的意思最好是“战胜”了，因为“人定胜天”嘛。但是我们应该先看看荀子是怎么说“天”的。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引自《天论》。据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荀子集解》。）荀子说可以养育万物的就是神，这个神你只能看到他的成就可看不到他的形象，这就是天。我们敢问：这不明明白白的讲有神论吗？这是“唯物主义”？有这样“唯物”的吗？对于这样主宰万物的高级生命你怎么去制服去战胜呢？因为人类也是万物当中的一种呀。所以我们觉得真正按照荀子的本意来讲，可不可以把这个“制”字理解为“顺应”或“利用”呢？
就算天仅仅是个“自然界”，那人类也应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吧？可是这个自然界的一部分却要战胜整个自然界！？这是什么逻辑？打个比方，我们这只手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有一天它说我要“手定胜人”，这不可怕至极吗？我们正常的人，谁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把“人定胜天”的中共比作这个“人体”中的一个“细胞”的话，这个“细胞”它要战胜这个整个的“人体”了。这不是癌细胞了吗？“人体”中敢要这样的细胞吗？怎么办？那就得必须杀死这个癌细胞才行。所以现在天要灭掉中共这个癌细胞了。这是“人定胜天”的必然结果。
我们这里再请大家读读仍然是《天论》里的另一段话：“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
荀子说了：“人之命在天”，他还有可能再改口说出“人定胜天”的话吗？但独裁的中共就是一口咬定：荀子讲人定胜天，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你不相信？好！这可是个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路线问题，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那就举起“无产阶级铁拳”，把你砸得粉碎，问题就“完全、彻底、干净”的全部解决了。于是荀子“人定胜天”胜了多少年了，没人敢说半个不字，直到今日。
3、再看看王充
中共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个一个的过滤，终于在东汉又发现了王充，因为王充写了《论衡》，《论衡》里有《订鬼》一篇，于是中共就说：王充在中国无神论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实际上《论衡》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呢？
当年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以教化国民。
对于任何事情，有赞成的就有反对的，大不了就是仁者智者的现象而已了。当时王充对此写了《论衡》讲讲自己的意见。既不是法律也不是真理，就是个人的看法而已。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很多。盘庚说迁都好，不少大臣说迁都不好；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也有不少人反对；王安石进行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佛教传入我们中国，也有不少人不理解，在反对，王充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了，而真正信佛的人是讲慈悲很宽容的，绝不会象中共那样来个“反右派”或者“文化大革命”的，所以王充虽然说了和皇帝信仰相反的话也不会有任何麻烦。
大家知道《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讲的是入世的道理，入世就是维护我们这个人世间的伦理道德，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洒扫应对等等做人的纲常之理，就不必去讲“怪，力，乱，神”的事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事就不存在。《论语》中不还有这样的话吗？“李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常人，你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了，神是公平的，自然会给你好报，用不着你自己去操心鬼神的事了。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者是也。王充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的。以为治国就按孔子的说法去做好了，于是就写了《订鬼》，干脆否定了鬼的存在，其实他同时也在大讲天命，（事实上，讲天命就等于承认了鬼的存在。这也正是王充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中共正是钻这种空子的老手。）比如《论衡•命禄篇第三》就是其一，其第一段就是这么说的：
“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得，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知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虽其贫贱。”（由于篇幅的限制，就不再列举了，建议大家找到原作再看下去。比如《逢遇篇第一 》、《 累害篇第二》等等，都是讲天命的典型。）
这是唯物主义者说的话吗？天命是什么？天命不就是神的安排吗？很显然，讲天命就是承认了神的存在。所以，说王充是唯物主义者实在是非愚恶至极者而不能为也。
4、范缜与《神灭论》
范缜的《神灭论》使中共的眼前一亮。它兴奋的说：范缜写的《神灭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严厉驳斥“神不灭”的谬说，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的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信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他那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捍卫真理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千百年来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云云。
范缜，南朝齐梁时期人。出身贫寒，勤奋好学，也很有才华；但其同学多是达官显贵子弟，穿则锦衣，行则车马，而范缜只能是布衣草鞋，安步当车。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呀，这对他的刺激当然是很大的。不过这样反而促使他奋发图强，于是范缜深入钻研经学，对《周礼》、《仪礼》、《礼记》都很有研究，也“好危言高论”。二十六岁时上书参与政治，未达目的，在愤懑不平之中的范缜仅二十九岁时就已经白发皤然，曾作《伤暮诗》、《白发咏》以叹怨不已。后来终于做了主簿，再以后就任过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等职。
往往是这种才气高而机遇差修养又很有限的人是最痛苦的，很容易愤世嫉俗恃才傲世，容易走极端。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的儒、道学说肯定是不相同的，那么在低层次中持有不同观点的也是大有人在的，而且那时又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兴盛的时期，作为范缜这样一个很是偏激的人来说，就会很容易因此而生出愤愤不平的情绪来。《神灭论》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我们就说说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梁书•范缜传》中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缜在当朝宰相萧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萧子良及众宾客们发生了争论。
（这要是在共产党这儿，不要说是在人家掌权者的宴会上，就是在庐山会议那样的堂而皇之的“纠正左的错误”的会议上，你都不能和“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唱反调。彭德怀对中共来说是什么样的人物？所说的话又是多么的委婉呀？不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吗？正因为有“大跃进”这样的“客观存在”才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的呀，这不正好“唯物主义”吗？“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的产”不正是个“唯心主义”吗？可是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那么多的“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都不“唯物”了呢？我们把范缜在人家宴会上的极不礼貌的举动和1959年的中共的庐山会议这两件事情拿在一起比较比较，谁宽容谁不宽容还要再说吗？如果真的有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分的话，我劝大家还是唯心主义点好，因为唯物主义太可怕了，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要整倒直至整死而后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马列及其子孙们崇尚暴力、嗜血、充满兽性；而信佛的人修善，有慈悲心，所以范缜好端端的啥事没有。中共在抑萧（萧子良）扬范（范缜）的时候，应该想到萧子良的胸怀比它要大度得十万倍还不止呢。）
萧子良问范缜：“您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与贫贱之分呢？”范缜回答说：“人的命运就像树叶与花朵同时生长一样，它们随风的吹拂而飘落到地上，自然有落到垫子或竹席之上的，也有落到粪坑或厕所之中的。落到垫子或竹席上的，就是您；落到粪坑或厕所中的就是我啊。这之间的尊贵与卑贱既然来自于不同的道路，因果报应究竟该从哪里出来呢？” 范缜的话实际上是前矛后盾的，既然人的命运就象是花、叶的飘落一样，同样是花，结局却不一样，肯定就是不同的原因导致的，那不正说明了因果报应的存在吗？可他的结论是没有因果关系。可正是这种明显的逻辑不通的只言片语却成了中共宣传无神论的根据。其实，虽然范缜的愤愤不平、嫉妒、怨气等都溢于言表，但归根到底他讲的还是宿命论。宿命论和天命论有什么区别吗？似乎没有。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的读一下《神灭论》，就会发现，范缜所利用的还是经学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比如《神灭论》的末段云：“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怳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唯物主义是要“战天斗地”的，哪里还会“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呢？所以，于这说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还不如说是“唯心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讨论，或者说是儒生与佛教居士之间的对话。（绝对不是什么“斗争”，因为斗争哲学是共产党的专利，是正常的人们所不齿的。）
《神灭论》中还有这么一段对话：“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 则未之知也”并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这还是什么“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捍卫真理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呢？
《神灭论》讨论了许多问题，而且被收入《弘明集》（是一部宣传佛教教义的言论集）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佛家弟子博大的胸怀和超人的睿智。至于说范缜的观点那都是个人见解，也并不可能是什么了不起的真理，对千年以来的佛教信众不会起到丝毫的动摇作用，反而还给大家许多的警示和启发。这是惯于一言堂绝对化走极端的中共所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共一下子像是抓住什么救命的稻草了，大树特书，连篇累牍而不厌，正好说明其恶劣、肤浅、内心的空虚和不择手段的色厉内荏。
《神灭论》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驳斥不驳斥，捍卫不捍卫的意思，就是平平常常的一段讨论罢了。文人与文人之间，信佛的人与不信佛的人之间有异议；甚至修佛人与修佛人之间还是有的，往往很长时间还没有个结果，比如禅宗里的顿悟与渐悟之争就是一例。
而且自古以来，有许多事情，国事、家事、治学……都是有信的有不信的，有认为这样好的有认为那样好的，即使是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为一些吃饭穿衣的小事也会有分歧的，什么“战斗的革命精神”呀，“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啦，完全是无稽之谈！一问一答就是敌人啦？这不是以中共之心度古人之腹吗？
范缜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意思就是，精神与物质是同时存在和灭亡的。（这种说法肯定是肤浅、武断而荒谬的。）可是中共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即先有物质后才有精神的。我们对照对照，一个讲同时存在和灭亡，一个讲先有这个后才有那个，此二者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吗？范缜“唯”什么“物”了？明明是中共饥不择食了。
好在范缜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了，你怎么说他还不行啊！况且还有国家恐怖主义的这个锐利的武器来捍卫呢。于是，一说到无神论，就必谈范缜，必讲《神灭论》，不过是拿个鸡毛当令箭罢了。
5、离经叛道的李贽
李贽，明朝泉州（福建泉州）鲤城人，回族。祖上曾是富商巨贾，但后来家道败落。他幼年丧母，随父读书，26岁中举人 ，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在他回家奔丧期间，留在京郊的妻女遇到了灾荒，三个女儿中有两个被饿死了。这当然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在任期间他老是和上司顶牛，公元1581年，在上司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他带着家眷，离开官署，来到湖北黄安县的朋友耿定理家寄住下来，一边做耿家的家庭教师，一边著书。如果说李贽能够理智的处理自己和耿定向（耿定理的兄长，在朝为官）在学术上的分歧的话，靠着耿家，他家完全可以说衣食无忧了。但李贽却和耿定向在学术上的斗争日益激烈；耿定向对李贽的叛逆的性格会影响到耿家子弟而深感担忧，直至后来下了逐客令。
李贽就只好搬出耿家，住到与黄安相邻的麻城县乡下的龙湖边。朋友帮他造了几间房屋，他取名芝佛院，他在那里继续讲学、写书论文。后来他干脆把妻女送回了原籍，自己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
那时李贽还招收女弟子，他自己穿着儒服又剃了光头以和尚自居，但却不受过戒、不拜师、不吃斋念佛，而是讲儒学研《易经》，同时又在极力的反对孔孟之道。
李贽说，“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尧舜、孔子同凡人没什么两样。他赞颂苏秦、张仪、吕不韦等人的作为和权术，猛烈抨击王安石（《焚书》卷五《文公著书》），否定范仲淹“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思想，（《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说忠孝节义，都是假装出来的。只有“饥来吃饭困来眠”，才是最自自然然的，才是真正的“道”。种地，做生意，一切谋生的活动，都是最浅近、最通俗的“道”。他又主张自由、反对礼教、政治和法律的束缚。尤其是他高度的赞扬秦始皇更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这样一来，几乎是所有的正统观念在他那里都给颠了个倒。所以李贽的芝佛院被捣毁。七十四岁高龄的时候只好过着流浪的生活。
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天，李贽来到河北通州(今北京通县)，住在朋友马经纶家，准备在这里完成他对《易学》的研究。通州离京城很近，张问达等人纷纷向皇帝上疏弹劾李贽，说：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万历皇帝立即下旨，派锦衣卫到通州捉人。
至于“尤可恨者”以下是否事实，有待进一步考证，这里不做评说，但李贽确实是个狂傲偏激，言行乖谬，无所顾忌之人，惹来的麻烦确实是不少的。
朝廷只是想把李贽送回福建老家。谁知李贽因为什么就那么害怕回家，竟然乘狱卒给他剃头的时候，抢过剃刀，杀进自己喉咙，顿时血流如注，两天后，死了。
李贽说他自己的书是“离经叛道之作”。他对儒家的批判可真是达到了不惜余力的地步，中共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可对于李贽相信神佛这一点中共向来是守口如瓶的，就象何作庥是罗干的连襟关系属于国家机密一样，是万万不可泄露的。于是在中学历史课堂上从来就不讲李贽削发等事，一代又一代的不讲，你还以为李贽真的唯物主义呢。
作为国家官员老和上司顶牛，说走就走；作为一家之主却置妻女于不顾，说打发就打发；身为儒生又以批判儒家为快事，而且落发为僧做出世之态；既然落发为僧，又不和僧人一样的去诵经礼佛，却研究易经，甚至以自刎的方式而死。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可标榜的？大家想想，谁希望有这样的父亲、老师、官员和丈夫呢？可正是这样的人才对中共的胃口。中共恨不得要追认他为共产党员了，对他的赞扬之词俯拾即是。而对明政府大加讨伐，种种不实之词层出不穷，其实如果李贽生活在中共当政时期，想想看，依他那样的个性恐怕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中共先后害死了多少略有微词者稍有不满者甚至是诚心诚意为了它好而提了点意见者。古往今来，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中共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可中共偏偏要在对自己最不利的问题上挤着说话，搜肠刮肚的说那种贼喊捉贼的鬼话，这难道不是恬不知耻吗？
不管怎么说李贽毕竟是相信神佛的。相信神佛可以唯物主义吗？可中共就是推崇他为唯物主义者。就象现在中共诱骗资本家入党，高一的学生入党一样，说你是党员你就是党员，不是也是；李贽就唯物主义了。那当然，李贽毕竟是李贽，要收留他还必须要做点技术上的处理。比如，（中共的）《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里的唯物主义者名单里就没有提到李贽，不过在中共的中学历史教材里可是大讲特讲此人的。毛泽东说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有了这个“策略”就可以无所不能了。
6、王夫之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曾于顺治五年（1648年），举兵于衡山，阻击清军南下。失败后，隐迹于湘西山区，归老在衡阳石船山。著有《船山遗 书》，
由于他一直隐居山区，他的著作在200多年后才为世人所知，所以都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写成的，他简直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加上他的反清情绪，于是也很偏激。他尽其能事地贬低神佛，批判宋明理学，否定君臣之义，甚至于说岳飞如果灭金，也有篡宋的可能。 他批评杜甫：“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诗广传》）批评韩愈：“将乌豆换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乐以瞽人，悲夫！”（《古诗评选》评徐陵诗）批评陶渊明：“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姜斋诗话》说白居易的诗“如决池水，旋踵而涸”，苏轼的诗文“萎花败叶，随流而漾”（均见《明诗评选•评刘基〈感春〉》及《姜斋诗话》等）
那么最害怕听到批评之声的共产党又怎么看上他了呢？
其实 王夫之的思想和李贽大同小异而已，共产党只是看上他们的骂尽古人的邪劲了。只要是反传统的共产党一律笑纳。一旦纳入，那什么都不成问题了。就象一个人要是入了共产党，就会拥有别人没有的特权。入了党才能当官，入了党犯了什么错误，因为你是共产党员而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是犯了罪，一个开除出党就算是最严重的处罚了。要是你没有入党，在这个社会里就是你有多大的本事，也是没有这等好事的。本来以共产党对农民暴动情有独衷的惯例来讲，你王夫之当年拒绝为张献忠卖命而不惜挥刀自残，那就是与人民为敌，还有好果子吃吗？可王夫之就是那么走运。
（张献忠攻陷衡阳后，四处物色能为其所用的人才，王夫之作为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当然首当其冲了，张献忠抓了王夫之的父亲作为人质，逼迫王夫之出山为其效力，王夫之就“自引刀遍刺肢体”，一身血淋淋地去见张献忠。张献忠一看他这般情景，以为他疯了，也就放了他和他的老父亲。）
因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可变的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的，是根据中共的需要而定的。今天批判的说不定就是明天所要提倡的，比如“文革”时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而现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出于党的需要，白的可以变黑，黑的可以变白。指鹿为马可以，指马为鹿为什么就不可以？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发展的。你不卖命就算了吧，反正张献忠早就失败了，你王夫之还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至于你把暴动的农民称之为“小人”“禽兽”的，都没关系的， 毛主席不是经常引用这句古语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至于王夫之对庄子很推崇，中共又是从来都闭口不谈的。王夫之说“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我们要问：庄子是唯物主义吗？王夫之的如此立场还能证明他是唯物主义者吗？
7、戴震为什么那么红？
戴震（1724—1777），清代安徽休宁县人。出身贫寒。上私塾，随父贩布，教授蒙童，结识著名学子，33岁时因仇家所迫离家往京城避难，先后在礼部尚书秦惠田、王安国学府中讲学坐馆，又往山西、保定修志、纂书，讲学。后来在宁波金华书院被特召入京进四库馆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在馆五年，悉心梳理古籍。同时，写了《孟子字义疏证》等书，开始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但突然逝于任所，时年55岁。
中国到了清代，有两个现象是特别应该注意的。一个就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严重变异，一个是西学东渐。这二者的结合，就使许多人不知道也不相信真正的儒家的真意了，特别是训诂之学越是发达的时候，真正的传统就丢失得越多；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是非常高深而丰富的，由于人的根基不同，所悟到的理也是层次相差很大的，所以就是讲悟性，讲自省和慈悲与宽容的。可是这时的学者们基本上都是在文字堆里钻来钻去的，用百家的思想用西方的思想用自己的一管之见来看待、评价和发展儒学。儒家真正的内涵消失了，只留下了文字，人们热衷于在文字上下工夫，写文章，出书，发表言论，标新立异，而且是多多益善的。当年孔子述而不作，而后儒却连篇累牍乐此不疲，搞得一个比一个复杂一个比一个艰涩，所论者无不过就是什么是“气”什么是“理”和什么是“道”什么是“形而上”、“形而下”的。再牵强附会的把佛家的东西拿过来些，还有道家的，还有民间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他说是这个意思你说是那个意思，其实好多年过去了，大家还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他们的自我感觉是良好的，津津乐道，以为是学问是真知是自己的安身立命扬名立万的资本，前人都错了，只有自己的对。其实都是些文字悟甚至是些概念游戏，说这说那，越说越乱。戴震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戴震在清代也没有什么名气，他真正红起来还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时期。1986年在戴震故里成立了“戴震研究会”，随后，《戴震全集》作为国家编纂的 “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还有《戴震学术思想论稿》、《戴学新探》、《戴学纵横》等等。又专门建立了戴震公园，给戴震盖庙塑像，有一条公路的名字也被命名为“戴震路”。甚至《戴震纪念馆》的宣传文章也被放在《红色旅游》网页上。而在此前，戴震即使在大学的历史教材里都只是寥寥数语而已，中学课本上连戴震的名字也没有。
戴震后来为什么那么红了呢？
这就首先要看看上世纪末中共所面临的处境：1976年，毛泽东尸骨未寒，其妻江青就成了阶下囚，所谓毛泽东思想即使是在中共内部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然后改革，改革改什么？不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吗？这表面上看中共似乎进步了开明了改革开放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中共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在骨头里它是反传统的。这样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共终于发现了戴震的“剩余价值”。
就说这个《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借此对“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儒学概念下了定义，全面否定了“宋以来儒书之言”。比如说这个“道”，戴震认为，“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也就是说，所谓道就是人能看到的这些东西而已了。
道，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内涵极其丰富、深刻，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两相对照，戴震之说就简单武断得叫人吃惊，难怪乎中共给他投来了媚眼。如果道就那么一点的话，那我们就人人都可以轻易的得道了，还有修的什么？睁眼一看，宇宙真相尽收眼底。古人悟道是身体力行的去修身、去悟，读经、打坐，敬天地，敬神佛，敬师父，兢兢业业的修行依然觉得自己“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而戴震来得就简单多了，只要打倒程朱理学就万事大吉了。
什么是“理”呢？戴震认为：“理”只是事物的外表，如肌理、文理，发生发展过程等。离开具体的事物就无所谓“理”；“天理”也是这样。“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即是人欲又是天理，所以“绝人欲”，也就是“绝天理”，所以就推理出后儒“以理杀人”、“以理祸天下”……了解了这些我们便恍然大悟，这就是戴震可以博得中共芳心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程朱理学的劲头并不亚于李贽、王夫之等人才被中共选入红墙宫内的。在中共看来，反程朱就是反孔孟，反孔孟就是反传统。只要是反传统的就是中共所求之不得的。这是马列中共的本性所决定的。它们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为天敌，不管它现在又怎么改头换面，嘴里说着怎样的与时俱进的谎言，它的骨头里还是反传统的。我们现在只要看看它的报刊杂志学生课本领导讲话，就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中共的邪恶本性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我们永远也不要相信中共会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类的鬼话。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时候说得当然很好听。
当然，程朱理学与孔孟之道之间相差甚远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因此你赞成了怎样，你反对了又将如何？都是文字上的工夫，于国于民何益？你反对程朱理学了，就比程朱高明了？你漫骂孔孟之道，你就比孔孟更伟大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个骂街的泼皮无赖是最了不起的思想家了！可是正是这些个不讲道德修养的行为则正是中共所梦寐以求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乐得了不得呀，只要你斗，就是中共的好同志好朋友，于是以考据编书为业的戴震就被塑造成唯物主义斗士了。其实戴震所言比程朱更低、更烦琐、离孔孟之道更远。
还有一件叫中共乐得合不上嘴的事——就是戴震参与过在自己故乡设计建造珠塘坝的事。其实是大家共同建设起来的，并非戴震一人之功，可是中共向来是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的能手，中共说是戴震“制服”了“山洪”，并且说以前“人们以为洪水为害是珠塘龟精作怪。正值青年的戴震，不信神怪，自告奋勇勘察洪灾现场，提出了防洪抗洪方案。”其实这和信不信神怪有什么关系？比如都江堰、郑国渠、赵州桥还有长城、金字塔难道都是无神论者设计和建造的吗？牛顿、爱因斯坦都是无神论者才成为科学家的吗？咱们家盖个房子打个围墙那都得找个无神论者来才行吗？还要把这件事和另外一件毫不相干的鸡毛蒜皮紧密的联系起来“1965年，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由董必武同志陪同来屯溪视察，闻知二百年前戴震用科学技术兴修水利,为民造福，兴奋地赞扬:‘实在了不起！’”（此人是否到过兵马俑？有无感叹？上过长城吗？作何感想？听说过海底城市遗址吗？又有何高论？）还说“珠塘坝至今仍然保留完好。这里水深幽静，山高坡陡，舟行其中，堪同巴水蜀水，因而古有‘珠塘鸥雨’的胜景之誉。珠塘所在的华山岭已辟为戴震公园，成为游人垂钓、划船和休憩游玩的好场所。”（摘自《地方文史》＼《戴 震 及 其 故 里》 方利山 2005-8-22 16:24:20 ）但对于现在的戴震公园十分脏乱，一片狼籍景象，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公园内的珠塘，水面漂浮着垃圾，发出阵阵恶臭等严重的事实中共却只字不提。
尽管如此，戴震和唯物主义也没有关系，因为戴震也讲“气”，“气”是什么？戴震也说原始之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内部相互摩荡、相互杂糅，从而演化出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我们真正的中医学者和炼功的人都知道中气啊，真气啊。它不光是物质的，它也是有灵性，有意识的东西。比如这个人的真气不可能拿给那个人。（不然的话中共还不把修炼者的真气都拿去卖了钱吗？）马克思列宁知道气为何物吗？根本不可能知道。《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里面讲过这些吗？“气”和“道”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是非常高深的，绝不是你信仰进化论者所能知其皮毛的。实际上它们根本就不承认会有什么“气”的存在，在它们眼里只有枪杆子，只有斗争和屠杀。它们一听你说“气”“道”“气功”的就反感，在它们看来，你讲气、讲气功就是唯心主义，它们可以拿出一大堆一大堆的马列的东西来批判气功。他们相信的是进化论，相信猿猴是人类的祖先，能相信原始之气、阴阳二气生化出万事万物的理论吗？
所以不管戴震讲了什么，如何的叛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是井水河水的关系。
结语
细细想来：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什么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都是子虚乌有的莫名其妙，都是马克思的一家之谬而已，是要把人的思想引入狭隘、偏激、仇恨、野蛮与愚昧的谗言咒语，没有任何的人性和科学性可言，更没有神的因素，全是马克思为了祸乱人类文明的欺世大谎，是马列子孙们为了兜售其奸的三人成虎而已。根本就不能服人，更不可能把人引向正途。要不为什么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性道德会沦落到如此可怕的地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人们一旦相信了这个东西，首先是绝望，因为他相信没有来世了，一切都是眼前的这些了，而且是共产党统治之下的这个现实了。那么该贪的就贪该偷的就偷吧，有杀人的机会就杀，什么道德，什么报应，什么末日的审判，全是假的骗人的，是迷信，是要批判的东西。不干坏事干什么呢？人一死就什么都完了，不干还白活了呢。人生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此了。共产党让我干啥都行只要能满足我的欲望。迫害法轮功？没问题，给钱吧，有钱有官就行，有什么报应！监控、污蔑、造谣、毒打甚至跟着摘售活体器官……管他呢，在我死后哪怕天塌地陷大浪滔天，反正我这一辈子没白活，该享受的享受了，怎么都行了。可是到了真的遭了报应的时候又是更深一层的绝望与恐怖，更加歇斯底里的疯狂……唉，这些人哪，实在是最可怜的。因为他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是多么的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脱离邪党而拥有自己的美好未来啊！
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从轩辕氏那里开始，然后有道家，再有儒家，几千年以来，又融入了佛家的文化。不要说是文人，就是普通百姓都是深受其影响的，根深而蒂固，尽管也出现象王夫之、李贽、戴震这样的邪悟之人，但他们相信进化论吗？他们知道马克思吗？他们说过物质是第一性的话了吗？（除非你去歪曲。）就好象我们不曾听说过古代有什么“三个代表”一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唯物主义的一点点因素。
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听到中共动不动就骂谁是“封建迷信”的话，中共所谓的“封建”指的是中国的古代社会，“迷信”，就是指相信神佛了，这话从反面证明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神传的文化， 所以，在历史上不管谁说了什么，说的对与不对，都与那个可笑而万恶的唯物主义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在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只要是党说的，党定的，不准有丝毫的异议，有异议，就是反党，谁如果反了党了，那就是林昭，就是张志新，就是“六四”被杀害的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即使法轮大法师父多次明明白白的讲不参与政治，开门见山的教我们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那也不行，也要残酷镇压而且直到今日。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党是个用马克思唯物主义主义武装起来的邪党，因为它邪，所以你做的越好党就越仇恨你，越要惨无人道的镇压你。残忍到摘售大法弟子器官的地步了。只准自己杀人放火，不许我们有信仰的人点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向来的逻辑，也是唯物主义横行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