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关于我们的民主运动，我说了很多，关键是，许多的同仁并不能真正的去领会，因为我是一个低调的人，其本身也没有什么名声，更不想做什么引人注目的表演，再加上过去在国内我一直不愿意撰写在现实中本来该合法却被流氓容易定成不合法的文论，而到了海外的两年多，文友们在与我探讨关于民运发展的问题时，我便夸夸其谈，诱惑了不少的同仁，他们就劝我写出来，让更多的同仁参照，这样好能使我们的民运壮士在运作时都能得到一些借鉴。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便写了许多似乎不符合中国大陆实际的论文，到了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但当我听到国内的具体运作办法基本上还都是透明，特别是泛蓝阵营，以为流氓为了台湾不独立对他们会长期的容忍，但椐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说，一旦明年国民党从新上台，大陆的泛蓝活动都将定成非法，而且，其他的民运人士是以威权为主旨地招徕民众向我们靠拢，再加上毛派的人也在起哄，我就又感觉很有必要把开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金钥匙由什么来行定地来谈谈我的看法。
同仁们，不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我们都想有些成绩，更想有所成就，或在我们的推动下，中国大陆早日实现全面的民主制度，而且，中国大陆的邪恶势力又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给我们在无形中造就出来了应运而生的自然环境，使我们有了壮大的基础的保证，但不同的是邪恶势力再不是东西，他们也是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会用更残暴的镇压机器对付所有的欲它倒掉的新旧势力。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因为生死本来是对立的，又不同属于一个世界，每个人，每个势力，在他不完全丧失生的希望时，都不会自动放弃生的机会，更不要说还有条件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邪恶势力的残暴就只会生气，有这个时间，就应该懂得怎样地使他们再也残暴不起来，使他们不得不与我们逐步妥协，这是最重要又最关键的思维。
可今天，中国大陆民运的大多主角，基本上都在公开地做事，甚至一点都不害怕国保类的知道他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好象他还很理直气壮，试想，高智晟、郭飞熊、严正学、陈光诚，等等，哪个不理直？不气壮？可他们哪个不是邪恶势力的靶子？不是充当受害者的角色的呢？他们真的是地藏佛那样地“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的吗？虽然他们也为我们中华民族做了许多我们做不了的贡献，对在打击邪恶势力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的、促进作用，可是，大家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仅仅依靠他们，大讲光明磊落，能真正快速地推动中国大陆全面的民主进程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邪恶势力并不与这样的行为妥协，他们还有更多的流氓办法等着正人君子与他们较量，也是说，对付这样的威权活动，邪恶势力的邪恶劲，真的绰绰有余，还有什么可以加速民主进程的道理呢？如果不信这，大家再仔细想来，即使我们不搞威权活动，邪恶势力为了自己的生存，还会不得不进化，虽说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进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欺骗手法，在某个地域还是相当地成功。然而，中国的全面民主目标，还是要早日实现，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需要，不是任何邪恶势力能抗拒的了的，而我们的目的不外就是把全面民主进程的时间缩短一些、再缩短一些而已。
还有的民运人士，在大陆，国保打电话约谈，或请其吃饭喝茶，他就会爽朗地答应，而且还会按时赴约，并为自己被约谈不感到羞耻，反而是成了什么光彩的事，不知道国保的险恶用心就是让我们不能不服从奴役，或者是找到我们的毛病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不是吗？我一个在北京教书的文友，就是公开推动民主运动，不是走到大街上被两个流氓撞了个趔趄后反而撞人者被放了，他却因为扰乱社会治安关了半年，方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渺小，过去他很趾高气扬呢！也是说，不论什么样的流氓，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我们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及理性的抗争，在民众的心目中，更没有威信，可有些同仁总是觉得自己又没有违法，怕他们做甚？总是光明正大的被国保玩弄在股肱之间而不为奇耻大辱，还能洋洋得意的当成威权活动里的趣谈，或有点意义的小插曲，这怎能不是我们的幼稚病呢？
现在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公开的抗争已经不能完全督促邪恶势力理性转化，更不可能加速他们的败亡速度，我们只有从表面上威权抗争改变成地下运筹，才是我们的一大进步，是我们有效打击邪恶势力又能保护好自己的至上法则，特别是学会做秘密工作极为重要，所不同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用符合实际情况地谋划，在现实中，使我们掌握住主动与先机，而不是被邪恶势力依然能完全控制住。
记得我在北京，与高智晟、郭飞熊、赵昕等先生交流，尽管是各式各样的想法或看法，但千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流氓政府是不可救药的流氓群体，只有产生阵痛，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流氓当道的颓局，虽然我们当时都不支持暴力。后来我用电子邮件与这些先生交流，郭飞熊先生还说他没有时间听我的罗嗦，倒是赵昕先生很礼貌的与我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进程共勉。而我告诉他们的不外就是不要光公开的做，也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名声，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把我们的民主进程更理性的发展下去，结果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而对赵昕，我还是说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敬仰的一个威权人物，但尽管如此，我觉得，这些先生，也只能等到我们做出了成绩了，才能被邪恶势力请出来，说好话，做些中间人的调节工作，而在今天，也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的确，名声也能换来好多个人的利益，有许多的人就是为自己而战，并不能真正地把中华民族的文明进化放在心中最主要的位置上，所以，个人的行为显现的是特别的浓烈，也就只得处处失利，因为与国家机器对抗，一个人的能量再大，他也会演变成螳臂当车的悲剧，只有民众的总体力量，才是我们的胜算棋盘中的一步大棋，这一点，我们都该知道了，可就是不明白，不悟。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走最正确的路，而是盲人瞎马的去闯，去奋斗，甚至是光明正大的发展才是正人君子的的行为，隐下身子似乎是丑陋小人做的事。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因为我们在没有自己的强大势力与邪恶势力抗衡，不学会些“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怎能打败对手呢？
中国有句俗话虽然不好听，但很有道理，即不叫的狗才会咬人，这是真的，汪汪叫的狗咬不了几个人，而不叫的狗基本上是百发百中。也是说，当前我们的民主运动的金钥匙已经在我们的手里，那就是我们必须转入地下，利用合法的手段，使自己的名声逐渐地升华，并能采取立体的渗透，使邪恶势力一点点的被我们削弱，不管你处在什么环境，利用什么办法，只要见效，就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我们的使命，使我们懂得了，只有洁身自好，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宏伟计划。是的，想要名，没有错，关键是这个名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才能引导更多的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主制度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读《鬼谷子谋略》时，我看到了有这么一段话：“一个仁德的君子，自然会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诱惑他，反而可以让他捐出费用；一个有勇气的壮士，自然会轻视灾难，所以不能用忧患来恐吓他，反而可以让他镇守危地；一个具有智慧的明白人，他通达一切事理，所以不能用诚实来欺骗他，而是应该用道理跟他相处，同时也可以使他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的仁人、勇士、智者的‘三才’”
在我们与流氓势力较量中，我们是什么人，自己有多少斤两，应该自己先估量一下，然后做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连自己吃几碗饭都不知道，恐怕是你不适合临阵擎旗，否则，不仅要自误，还能误人。到是那种勇士，在思想者的指导下，让所有的信仰者各就各位地把守自己的领地以后，然后再利用勇猛的壮士去冲锋陷阵也未免不迟。
而且，我还看到了一段论“计谋”：“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秘密，秘密的不如结党，结党不如和睦”。也是说，“正规策略不如奇谋，而奇谋实行起来就很难罢休”。可在我们的思想里，我们除了想今天就结党以外，好象没有什么好法子想了，我很不赞同群体不分地结党，瞎筹人数，不讲质量，因为今天的结党，由于人群混杂，加上邪恶流氓所已具有的侦破技术，使我们没有经验的群体防不胜防，也就不可能成功。这到不是说怕了，也不是说不做了，在我们的群体中，尽管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除了思想者，还有信仰者外，完全可以形成个势力，但是，我认为，先使思想者与信仰者暗地结盟是最好的运筹外，纷杂的人群不适合结党，因为思想者与信仰者这样的人，决不会被流氓邪恶所能侦破的精干群体，他们也不会被利诱而成为叛徒，能让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准能设计出来大事，倒使狗帮特务们却防不胜防了，而且，作为海外的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党，或是什么派，能把这些人这样地组织起来，给他们穿上必要的马甲，也就是我们的胜利了，因为这样的人只要走在一起，那就会自动的能合理的谋划，还能带领与诱导为利益奋争的种群正确的找到获取现时期获取不到的实际利益，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打败流氓势力的道理呢？还有什么不能返回祖国家园的道理？
2007年3月9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