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04 02:52:46作者：吕耿松
再过二十多天，浙江“绿色观察”发起人谭凯先生就要出狱了，湖州范子良先生倡议浙江的朋友写几篇文章来欢庆谭先生光荣归队。我已经为谭凯冤狱写过四篇文章，但谭凯即将出狱令我兴奋不已，于是决定再为他写一篇文章。
我认识谭凯的时间并不长，接触也并不多，但认识谭凯，对我的一生有非常大的影响。通过谭凯，我有幸结识了一批最优秀的浙江儿女，使我一直黯淡的人生有了闪光点。2005年4 月的一天，我在杭州翠苑夜市摆摊，我女儿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叫谭凯的人找我，说是我的朋友。我想来想去，我的朋友中没叫谭凯的人，心想是不是我女儿搞错了。我按女儿报给我的手机号码，给谭凯打了个电话。谭凯说，是北京的江棋生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听说是江棋生先生介绍的，我就象见了故友一样，马上就亲热起来，约定第二天见面。第二天上午，我在黄姑山路47号的一家电脑修理店见了谭凯。这里距我家仅300米左右。我曾天涯觅友，但没想到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近在咫尺，这使我喜出望外。
谭凯说，他写了一本书稿，书名叫《大同》，让我给他提提意见。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书稿，我看了一会目录（包括子目录），觉得这本书稿内容虽宏大，但嫌庞杂。这本叫《大同》的书稿，其实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有的基本问题，如果要把它写成一部学术专著，恐怕要倾一生的精力。我建议他把大部分内容砍掉，集中写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方面的问题。他看去很有点舍不得——从这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知识面很广、求知欲很强的人。
2005年6月22日，谭凯叫我去帮他搬店。这一天，我认识了任伟仁（吴远明）、来金彪和高海兵三人。这天与其说是帮谭凯搬店，还不如说是我们五个人相会。这天中午非常热，我们在谭凯新租的店里喝酒（谭凯不会喝酒），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每个人都满头天大汗，但我们还是喝了三个多小时。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尽管天气闷热，但我们非常开心——我甚至觉得这是丢掉工作后的失而复得。两天后，我在我们住的小区里又碰到了任伟仁，他当时正和两个告状的妇女在一起。这天他是为朱虞夫被多关三个月的事到浙江省检察院来申诉的，但检察院不予理睬，被他责骂了一顿。检察院控申处的官员被任伟任问得瞠口结舌，与他在一起的几个访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很是佩服，于是任伟仁从检察院出来时有两个女访民跟了出来，请他帮忙。我看到他们时，任伟任在正跟一个因离婚案（被老板抛弃）而申诉的妇女在一起讲话，另一个妇女站在一旁。我看了一下她的状子，此人叫林春花，因儿子被误判强奸罪，她多年申诉，结果被两次送进精神病医院三次关进拘留所。我对她说，你把材料复印一份，你的案子我帮忙。这样，我和任伟仁各帮一个。此后，我和任伟仁、谭凯等来往就多起来。
大约是8月份的一天，谭凯在黄姑山路的一家“东阳菜馆”请客，我也去了。那天来了十多个人，除任伟仁、高海兵、来金彪外，其余的我是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有戚惠民、薛振标、楼裕根、高烨炬、吴孟谦，还有一位是浙江大学的教授。这天大家主要是互相认识，也谈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大家对关注环境保护，建立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民间组织都很感兴趣，特别是任伟仁、戚惠民、来金彪三人，最为投入。这三个身高1.8米以上的彪形大汉，却对小动物小植物呵护备至。他们对南京等地的“爱鸟协会”之类的组织津津乐道，讲起眉色飞舞，让人听起来引人入胜。自然而然，对于那些唯利是图、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企业和不负责任政府官员，对他们制造环境污染、破环生态和谐的恶劣行径（也可以说是犯罪行径），大家都是一致的谴责声，当时有人倡议成立一个“绿色沙龙”的组织，但也有人认为取名为“绿色观察”好。大家之所以会比较关注环境保护，是因为这年4至6月份浙江先后发生了东阳、新昌和长兴三地的环境污事件。
那天吃饭时提到建立“绿色观察”组织我以为不过是说说而已，但谭凯是个有心人，说做就做。过了大概一星期左右，谭凯拿了一张“绿色观察”的章程给我看。章程大概不到二十条，我草草看了一下，稍微提了一点意见。大概又过了一星期，谭凯叫我去西湖边上的秋越茶室喝茶。我因家里有点事，午饭吃了后才去。我到了那里，谭凯他们饭刚吃完，那天记得有谭凯、来金彪、任伟仁、高海兵、戚惠民、杨建明（我和杨建明是第一次认识），此外还有一个来金彪的朋友。谭凯把修改后“绿色观察”章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看了一会，感到比上次多了两条，其中有一条是根据我的意见加上去的。大家认为这章程基本没问题，就签了字，我是最后一个签字的。签了字，“绿色观察”应该算是正式成立，但谭凯坚持要到杭州市民政局去登记，登记后才正式成立。谭凯实际是个比较安分守己的人，他强调要按共产党的“法”办事。对于这件事，我是不赞成去登记的，因为你到共产党的政府里申请登记成立一个民间社团，无疑是与虎谋皮。在这方面倒是应该向共产党学习——因为它从来没有登记过。再说，只有民选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到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去登记，与不去登记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脱裤子放屁。因我不赞成登记，10月18 日到杭州市民政局登记我没有去，谭凯和任伟仁、戚惠民、来金彪、杨建明、高海兵等都去了。果然，杭州市民政局不仅不批准，反而还威胁说要对每个人处4000元的罚款。高海兵和民政局的一个负责人吵起来，那人说高海兵“颠覆国家政权”，高海兵抄起一个烟灰缸，指着这个小题大作的人说：“国家政权我没有能力颠覆，但我颠覆你个人绰绰有余”，说着举起烟灰缸想扔过去，被任伟仁阻止住（要是高海兵真的把烟灰缸扔过去，肯定也会象谭凯一样被抓、被判，因为当局正愁找不到机会）。由于任伟仁、高海兵等据理力争，民政局没有罚款。但第二天，任伟仁、高海兵、来金彪、戚惠民、杨建明都被公安局传讯，谭凯则被刑事拘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逮捕谭凯的罪名竟是与“绿色观察”风马牛不相及的“窃取国家秘密罪”。
谭凯被抓后，我们一方面向国际社会通报，一方面组织呼吁、营救。10月20日晚上，我们大家在王东海家集中，讨论为谭觊呼吁。当晚，我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就了《为释放谭凯和承认绿色观察组织致浙江省人大的公开信》，当时签名的只有11 个人。这是浙江民运界首次向外界发出征求签名的呼吁。公开信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响应，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都来采访，《大纪元》、《南华早报》等予以报导，签名网上不断有人签名，谭凯的名字一个晚上就传遍了全世界。
当局原来想通过抓捕谭凯来打压重新抬头的浙江民运，但他们这一步棋走错了。抓谭凯不仅没有把“绿色观察”的成员吓退、压倒，他们反而更加团结，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铁越打越硬”。正是从为谭凯呼吁、营救开始，浙江民运的力量重新聚集，并和维权运动相结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当局抓了力虹、陈树庆、池建伟、严正学、林炳长、徐江姣，判了力虹、池建伟，但当局每抓一次，每判一次，民运和维权的力量就得到一次壮大的机会。记得湖南贺伟华先生曾说过，湖南的地方当局对他说：“我们不会制造政治明星”。但浙江当局却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喜欢制造政治明星，以致浙江群星灿烂，民运和维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谢谢谭凯！
原载《民主论坛》2007年4月3日
我认识谭凯的时间并不长，接触也并不多，但认识谭凯，对我的一生有非常大的影响。通过谭凯，我有幸结识了一批最优秀的浙江儿女，使我一直黯淡的人生有了闪光点。2005年4 月的一天，我在杭州翠苑夜市摆摊，我女儿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叫谭凯的人找我，说是我的朋友。我想来想去，我的朋友中没叫谭凯的人，心想是不是我女儿搞错了。我按女儿报给我的手机号码，给谭凯打了个电话。谭凯说，是北京的江棋生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听说是江棋生先生介绍的，我就象见了故友一样，马上就亲热起来，约定第二天见面。第二天上午，我在黄姑山路47号的一家电脑修理店见了谭凯。这里距我家仅300米左右。我曾天涯觅友，但没想到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近在咫尺，这使我喜出望外。
谭凯说，他写了一本书稿，书名叫《大同》，让我给他提提意见。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书稿，我看了一会目录（包括子目录），觉得这本书稿内容虽宏大，但嫌庞杂。这本叫《大同》的书稿，其实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有的基本问题，如果要把它写成一部学术专著，恐怕要倾一生的精力。我建议他把大部分内容砍掉，集中写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方面的问题。他看去很有点舍不得——从这点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知识面很广、求知欲很强的人。
2005年6月22日，谭凯叫我去帮他搬店。这一天，我认识了任伟仁（吴远明）、来金彪和高海兵三人。这天与其说是帮谭凯搬店，还不如说是我们五个人相会。这天中午非常热，我们在谭凯新租的店里喝酒（谭凯不会喝酒），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每个人都满头天大汗，但我们还是喝了三个多小时。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尽管天气闷热，但我们非常开心——我甚至觉得这是丢掉工作后的失而复得。两天后，我在我们住的小区里又碰到了任伟仁，他当时正和两个告状的妇女在一起。这天他是为朱虞夫被多关三个月的事到浙江省检察院来申诉的，但检察院不予理睬，被他责骂了一顿。检察院控申处的官员被任伟任问得瞠口结舌，与他在一起的几个访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很是佩服，于是任伟仁从检察院出来时有两个女访民跟了出来，请他帮忙。我看到他们时，任伟任在正跟一个因离婚案（被老板抛弃）而申诉的妇女在一起讲话，另一个妇女站在一旁。我看了一下她的状子，此人叫林春花，因儿子被误判强奸罪，她多年申诉，结果被两次送进精神病医院三次关进拘留所。我对她说，你把材料复印一份，你的案子我帮忙。这样，我和任伟仁各帮一个。此后，我和任伟仁、谭凯等来往就多起来。
大约是8月份的一天，谭凯在黄姑山路的一家“东阳菜馆”请客，我也去了。那天来了十多个人，除任伟仁、高海兵、来金彪外，其余的我是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有戚惠民、薛振标、楼裕根、高烨炬、吴孟谦，还有一位是浙江大学的教授。这天大家主要是互相认识，也谈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大家对关注环境保护，建立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民间组织都很感兴趣，特别是任伟仁、戚惠民、来金彪三人，最为投入。这三个身高1.8米以上的彪形大汉，却对小动物小植物呵护备至。他们对南京等地的“爱鸟协会”之类的组织津津乐道，讲起眉色飞舞，让人听起来引人入胜。自然而然，对于那些唯利是图、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企业和不负责任政府官员，对他们制造环境污染、破环生态和谐的恶劣行径（也可以说是犯罪行径），大家都是一致的谴责声，当时有人倡议成立一个“绿色沙龙”的组织，但也有人认为取名为“绿色观察”好。大家之所以会比较关注环境保护，是因为这年4至6月份浙江先后发生了东阳、新昌和长兴三地的环境污事件。
那天吃饭时提到建立“绿色观察”组织我以为不过是说说而已，但谭凯是个有心人，说做就做。过了大概一星期左右，谭凯拿了一张“绿色观察”的章程给我看。章程大概不到二十条，我草草看了一下，稍微提了一点意见。大概又过了一星期，谭凯叫我去西湖边上的秋越茶室喝茶。我因家里有点事，午饭吃了后才去。我到了那里，谭凯他们饭刚吃完，那天记得有谭凯、来金彪、任伟仁、高海兵、戚惠民、杨建明（我和杨建明是第一次认识），此外还有一个来金彪的朋友。谭凯把修改后“绿色观察”章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看了一会，感到比上次多了两条，其中有一条是根据我的意见加上去的。大家认为这章程基本没问题，就签了字，我是最后一个签字的。签了字，“绿色观察”应该算是正式成立，但谭凯坚持要到杭州市民政局去登记，登记后才正式成立。谭凯实际是个比较安分守己的人，他强调要按共产党的“法”办事。对于这件事，我是不赞成去登记的，因为你到共产党的政府里申请登记成立一个民间社团，无疑是与虎谋皮。在这方面倒是应该向共产党学习——因为它从来没有登记过。再说，只有民选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到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去登记，与不去登记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脱裤子放屁。因我不赞成登记，10月18 日到杭州市民政局登记我没有去，谭凯和任伟仁、戚惠民、来金彪、杨建明、高海兵等都去了。果然，杭州市民政局不仅不批准，反而还威胁说要对每个人处4000元的罚款。高海兵和民政局的一个负责人吵起来，那人说高海兵“颠覆国家政权”，高海兵抄起一个烟灰缸，指着这个小题大作的人说：“国家政权我没有能力颠覆，但我颠覆你个人绰绰有余”，说着举起烟灰缸想扔过去，被任伟仁阻止住（要是高海兵真的把烟灰缸扔过去，肯定也会象谭凯一样被抓、被判，因为当局正愁找不到机会）。由于任伟仁、高海兵等据理力争，民政局没有罚款。但第二天，任伟仁、高海兵、来金彪、戚惠民、杨建明都被公安局传讯，谭凯则被刑事拘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逮捕谭凯的罪名竟是与“绿色观察”风马牛不相及的“窃取国家秘密罪”。
谭凯被抓后，我们一方面向国际社会通报，一方面组织呼吁、营救。10月20日晚上，我们大家在王东海家集中，讨论为谭觊呼吁。当晚，我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就了《为释放谭凯和承认绿色观察组织致浙江省人大的公开信》，当时签名的只有11 个人。这是浙江民运界首次向外界发出征求签名的呼吁。公开信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响应，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都来采访，《大纪元》、《南华早报》等予以报导，签名网上不断有人签名，谭凯的名字一个晚上就传遍了全世界。
当局原来想通过抓捕谭凯来打压重新抬头的浙江民运，但他们这一步棋走错了。抓谭凯不仅没有把“绿色观察”的成员吓退、压倒，他们反而更加团结，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铁越打越硬”。正是从为谭凯呼吁、营救开始，浙江民运的力量重新聚集，并和维权运动相结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当局抓了力虹、陈树庆、池建伟、严正学、林炳长、徐江姣，判了力虹、池建伟，但当局每抓一次，每判一次，民运和维权的力量就得到一次壮大的机会。记得湖南贺伟华先生曾说过，湖南的地方当局对他说：“我们不会制造政治明星”。但浙江当局却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喜欢制造政治明星，以致浙江群星灿烂，民运和维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谢谢谭凯！
原载《民主论坛》2007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