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25 21:48:44作者：奥德拉·昂
陕西省高法的门口，上访者排成了长串。孟昭平（音）手提着脏兮兮的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她那被枪决了的儿子的照片和文件。她费尽口舌，想劝说那个保安让她进去，可是人家不听，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她的要求很简单，她说，无非是一次听证，要有法官参加，来听她讲讲自己的故事。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法庭走廊回荡着。她只有两个问题：为什么处死她儿子？她儿子的尸体到底怎么了？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写在判决书上：他儿子在一场群殴中持刀杀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她相信，就隐藏在中国一项广受批评的行为之后——盗用死囚器官作器官移植。
“我得找地方说说！得给我公正！”孟冲着那个拦着她去路的保安大叫着。
自从2005年1月她儿子被处决之后，孟一直在寻求问题的答案。她一直没有看到儿子的尸体。他的尸体编号是207，装进医院的卡车，运到了火葬场。
孟相信，那时候尸体里有用的器官都已经被摘光了。
“盗用死者的器官，我想不出他们的心有多狠！临死还不让人安生。”孟坐上了公共汽车到另一个政府机关去，车上，她这样说道。由于劳累，她的眼圈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
她虽然这样相信，却拿不到直接的证据。不过，中国在死囚器官问题上总是掖着藏着。国外的医疗组织和人权组织说，中国这样搞是利令智昏，不顾医学道德，而且操作过程也一点不透明。
跟以前不同，现在批评中国的声浪不仅是来自国外，像53岁的新疆果农孟昭平这样的普通中国人也开始质疑政府的做法。
孟昭平的家在戈壁边儿上，种着苹果园。从那里到西安要乘46小时的火车。两年多来，她借钱从老家到西安跑了十几趟，有时候还跑得更远，一直跑到北京，盼着中央政府能出面干预。
美国的联邦法律严禁囚犯捐献器官，除非是向自己的近亲。法律也禁止移植死囚器官，曾经有个别州试图通过法案突破禁令，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虽然美国很少涉入中国的器官交易，美国从医生到部长都在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北京方面也开始对外界的批评作出回应。
在过去的两年里，卫生部长黄洁夫两次公开承认移植死囚器官是中国的常规做法，不过必须取得死囚的同意。
本月，中国国务院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卫生部去年颁发的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条例更具效力。条例要求捐献者必须提供书面认可。
不过，该条例没有提到囚犯。
除了囚犯，其他人群中的捐献者寥寥无几。中国的儒家传统认为身体受之于父母，保持完整是对父母祖先的尊敬。
卫生部官员说，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器官短缺。据估计，有150万人需要移植器官，而中国每年实际进行器官移植的仅有约一万。
但中国的死刑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据国际大赦组织称，2005年至少有1,770人被处决。这意味着所需要的器官很容易得到。
富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愿意支付数十万美元来购买器官， 经纪人也乐意在买卖双方间张罗——在中国安排移植只需几周时间，而在西方往往是几个月或几年。这种情况使人忍不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处决犯人是为了投资器官市场?
“器官需求量大是很明显的。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公室主任汉克•贝克丹说，“器官市场亟需整治，以便更好地进行指导。”
今年初，卫生部发言人江雨（音）说“中国利用死囚器官执行得十分谨慎。”
“我们制定了一套相关法规，要求个人捐献者出具书面同意，同时对医疗机构和司法机构的行为也进行规范。”江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十分严格的。”
在孟的儿子武振江一案中，尽管记者又是发传真，又是打电话，希望得到更具体的信息，但是西安市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一概不予理睬。记者给卫生部也发了传真，也遇到了相同的遭遇。不管问什么问题，卫生部一概让你看他们的网站，而网站上只有关于医疗卫生的一般信息，从没有对于具体案例的描述。
孟昭平说她的儿子武振江在长达五页的遗嘱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捐献器官。这份遗嘱是他被执行死刑后由司法官员转交给她的。她儿子是被枪决的，这种方法在中国使用很普遍，不过注射死刑也渐渐流行开来。
“器官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他想捐献，肯定会在遗嘱里提到。”孟说。
中国北部的港口城市秦皇岛市郊的一家人曾经向记者描述了他家的儿子千疮百孔的尸体。
“右边的眼睛没有了，只剩下个两厘米的黑洞。他们说是弹孔。”日春风（音）和马玉俊（音）在写给美联社的信里说。“我们还发现他的肚子上有个长长的伤口，已经缝合过的。法庭的官员最后承认说，从他身上取走了一只肝和两只肾。”
他们的描述看来和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里的记述相吻合。该报告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前警官的话说，他曾经亲眼目睹他们为了移植眼角膜而处决了一名囚犯。
“为了不伤及眼睛，他们朝他的心脏开枪。”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引述这位警官的话说。“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他们需要心脏，就会朝死囚的头部打。”
艾里克•德•里昂（Eric De Leon）是加州圣马特奥的一位51岁的建筑商，去年他在上海接受了肝移植。他把这件事儿写在自己的博客上，结果却招致了不少批评。他的博客读者，还有一家叫“真正透明政治”的网站都批评他支持中国的器官交易。
德•里昂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在手术前他根本不知道关于器官移植的这类争论。他还说，医生告诉他，肝来自一位20多岁的海洛因商人，在一次边境冲突中丧了命。
“老实说，我看不出我做错了什么，” 德•里昂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要说是专门为我杀了人，我会很难过的。要是说这个人原本是个杀人犯，或者是车祸遇难者，他的肝脏公开提供给接受移植者，我不会太在意。”
孟昭平的问题也渐渐显得简单起来。
“我想知道的就是他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她说，“我生了他，养了他，他们凭什么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为什么不让我再跟他说一句话？”
孟的儿子武振江体格健壮，一头浓密黑亮的头发，他曾经献过血。2003年，24岁的武振江来到西安学习。业余时间在网吧打工，挣了钱就寄回家去。
2004年一个春天的晚上，网吧来了一群人，他们不愿交钱还想上网，武当即拒绝。第二天，这帮人又回来了。接着发生了一场打斗，据孟读到的法庭的记录说，双方在街头展开一场血战。
武的脸打出了血，指头也打断了，无奈抽出了水果刀——那是他妈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朝对方疯狂地刺去。刺死一人，刺伤三人。
2004年孟曾经在法庭上短短地看见过儿子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再也没有给他说过一句话。法庭的文件说，武振江被判为故意杀人，于2005年1月13日执行死刑。
此后不久，孟就开始自己了调查此事。当年的8月份，他在西安市政府大楼外面跟一个老头儿说上了话。老头儿说他是一个退休法官，主动提出要帮助她。还说，她儿子的尸体很可能被送到医院，摘取了器官。她只用交600块钱，他就可以组织一次有法官参加的听证。
孟只交了一半钱，此后再也见不到那个老头儿了。不过，摘取器官的疑惑却在她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去年她在北京遇到了一位人权活动认识，她的这种疑惑进一步加深了。
孟和她26岁的女儿武俊杰（音）来来回回到西安，总在一家干店租一间狭窄的屋子，没有暖气，房价一天不到20块钱。她们连坐车的钱都拿不出，吃的是面条和从老家果园带来的苹果。
寒冷的冬天，她们穿着一层摞一层的毛衣来御寒，在省和市司法机关之间来回奔波，越来越累，也越来越失望。“他们在踢皮球。把我们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孟说。
一次，在陕西省高级法院，他们要孟和女儿在停车场等待。等了好久，一个叫张伟（音）的官儿，孟以前曾经见他，终于走过来跟她们谈话。孟越说越激动，忍不住又是叫又是嚎，想把儿子的案情讲清楚。
20分钟后，她们被送出来。张伟给了她们他的办公室电话，答应会“调查”这个案子。
来到西安三天之后，孟和女儿去了西安市最大的一家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告诉她们，武振江的尸体是西安交大医学院的车拉进来的。尸体编号是207。
在西安交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肾移植中心，孟和女儿遇到一位陌生人，他一边抽着烟，一边说他七年前在这个中心接受过肾移植，肾源来自一位死囚。
“我咋知道？在这儿这是不用说出的事实。”那个人说：“你只要有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医院的一位姓黄的当官儿的一口咬定说，所有的器官都来自于亲属捐献。
“除了来自亲属捐献的器官，别的器官我们一概不做。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死囚器官。”黄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武振江的案子。”
她的要求很简单，她说，无非是一次听证，要有法官参加，来听她讲讲自己的故事。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法庭走廊回荡着。她只有两个问题：为什么处死她儿子？她儿子的尸体到底怎么了？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写在判决书上：他儿子在一场群殴中持刀杀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她相信，就隐藏在中国一项广受批评的行为之后——盗用死囚器官作器官移植。
“我得找地方说说！得给我公正！”孟冲着那个拦着她去路的保安大叫着。
自从2005年1月她儿子被处决之后，孟一直在寻求问题的答案。她一直没有看到儿子的尸体。他的尸体编号是207，装进医院的卡车，运到了火葬场。
孟相信，那时候尸体里有用的器官都已经被摘光了。
“盗用死者的器官，我想不出他们的心有多狠！临死还不让人安生。”孟坐上了公共汽车到另一个政府机关去，车上，她这样说道。由于劳累，她的眼圈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
她虽然这样相信，却拿不到直接的证据。不过，中国在死囚器官问题上总是掖着藏着。国外的医疗组织和人权组织说，中国这样搞是利令智昏，不顾医学道德，而且操作过程也一点不透明。
跟以前不同，现在批评中国的声浪不仅是来自国外，像53岁的新疆果农孟昭平这样的普通中国人也开始质疑政府的做法。
孟昭平的家在戈壁边儿上，种着苹果园。从那里到西安要乘46小时的火车。两年多来，她借钱从老家到西安跑了十几趟，有时候还跑得更远，一直跑到北京，盼着中央政府能出面干预。
美国的联邦法律严禁囚犯捐献器官，除非是向自己的近亲。法律也禁止移植死囚器官，曾经有个别州试图通过法案突破禁令，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虽然美国很少涉入中国的器官交易，美国从医生到部长都在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北京方面也开始对外界的批评作出回应。
在过去的两年里，卫生部长黄洁夫两次公开承认移植死囚器官是中国的常规做法，不过必须取得死囚的同意。
本月，中国国务院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卫生部去年颁发的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条例更具效力。条例要求捐献者必须提供书面认可。
不过，该条例没有提到囚犯。
除了囚犯，其他人群中的捐献者寥寥无几。中国的儒家传统认为身体受之于父母，保持完整是对父母祖先的尊敬。
卫生部官员说，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器官短缺。据估计，有150万人需要移植器官，而中国每年实际进行器官移植的仅有约一万。
但中国的死刑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据国际大赦组织称，2005年至少有1,770人被处决。这意味着所需要的器官很容易得到。
富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愿意支付数十万美元来购买器官， 经纪人也乐意在买卖双方间张罗——在中国安排移植只需几周时间，而在西方往往是几个月或几年。这种情况使人忍不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处决犯人是为了投资器官市场?
“器官需求量大是很明显的。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公室主任汉克•贝克丹说，“器官市场亟需整治，以便更好地进行指导。”
今年初，卫生部发言人江雨（音）说“中国利用死囚器官执行得十分谨慎。”
“我们制定了一套相关法规，要求个人捐献者出具书面同意，同时对医疗机构和司法机构的行为也进行规范。”江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十分严格的。”
在孟的儿子武振江一案中，尽管记者又是发传真，又是打电话，希望得到更具体的信息，但是西安市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一概不予理睬。记者给卫生部也发了传真，也遇到了相同的遭遇。不管问什么问题，卫生部一概让你看他们的网站，而网站上只有关于医疗卫生的一般信息，从没有对于具体案例的描述。
孟昭平说她的儿子武振江在长达五页的遗嘱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捐献器官。这份遗嘱是他被执行死刑后由司法官员转交给她的。她儿子是被枪决的，这种方法在中国使用很普遍，不过注射死刑也渐渐流行开来。
“器官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他想捐献，肯定会在遗嘱里提到。”孟说。
中国北部的港口城市秦皇岛市郊的一家人曾经向记者描述了他家的儿子千疮百孔的尸体。
“右边的眼睛没有了，只剩下个两厘米的黑洞。他们说是弹孔。”日春风（音）和马玉俊（音）在写给美联社的信里说。“我们还发现他的肚子上有个长长的伤口，已经缝合过的。法庭的官员最后承认说，从他身上取走了一只肝和两只肾。”
他们的描述看来和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里的记述相吻合。该报告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前警官的话说，他曾经亲眼目睹他们为了移植眼角膜而处决了一名囚犯。
“为了不伤及眼睛，他们朝他的心脏开枪。”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引述这位警官的话说。“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他们需要心脏，就会朝死囚的头部打。”
艾里克•德•里昂（Eric De Leon）是加州圣马特奥的一位51岁的建筑商，去年他在上海接受了肝移植。他把这件事儿写在自己的博客上，结果却招致了不少批评。他的博客读者，还有一家叫“真正透明政治”的网站都批评他支持中国的器官交易。
德•里昂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在手术前他根本不知道关于器官移植的这类争论。他还说，医生告诉他，肝来自一位20多岁的海洛因商人，在一次边境冲突中丧了命。
“老实说，我看不出我做错了什么，” 德•里昂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要说是专门为我杀了人，我会很难过的。要是说这个人原本是个杀人犯，或者是车祸遇难者，他的肝脏公开提供给接受移植者，我不会太在意。”
孟昭平的问题也渐渐显得简单起来。
“我想知道的就是他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她说，“我生了他，养了他，他们凭什么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为什么不让我再跟他说一句话？”
孟的儿子武振江体格健壮，一头浓密黑亮的头发，他曾经献过血。2003年，24岁的武振江来到西安学习。业余时间在网吧打工，挣了钱就寄回家去。
2004年一个春天的晚上，网吧来了一群人，他们不愿交钱还想上网，武当即拒绝。第二天，这帮人又回来了。接着发生了一场打斗，据孟读到的法庭的记录说，双方在街头展开一场血战。
武的脸打出了血，指头也打断了，无奈抽出了水果刀——那是他妈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朝对方疯狂地刺去。刺死一人，刺伤三人。
2004年孟曾经在法庭上短短地看见过儿子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再也没有给他说过一句话。法庭的文件说，武振江被判为故意杀人，于2005年1月13日执行死刑。
此后不久，孟就开始自己了调查此事。当年的8月份，他在西安市政府大楼外面跟一个老头儿说上了话。老头儿说他是一个退休法官，主动提出要帮助她。还说，她儿子的尸体很可能被送到医院，摘取了器官。她只用交600块钱，他就可以组织一次有法官参加的听证。
孟只交了一半钱，此后再也见不到那个老头儿了。不过，摘取器官的疑惑却在她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去年她在北京遇到了一位人权活动认识，她的这种疑惑进一步加深了。
孟和她26岁的女儿武俊杰（音）来来回回到西安，总在一家干店租一间狭窄的屋子，没有暖气，房价一天不到20块钱。她们连坐车的钱都拿不出，吃的是面条和从老家果园带来的苹果。
寒冷的冬天，她们穿着一层摞一层的毛衣来御寒，在省和市司法机关之间来回奔波，越来越累，也越来越失望。“他们在踢皮球。把我们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孟说。
一次，在陕西省高级法院，他们要孟和女儿在停车场等待。等了好久，一个叫张伟（音）的官儿，孟以前曾经见他，终于走过来跟她们谈话。孟越说越激动，忍不住又是叫又是嚎，想把儿子的案情讲清楚。
20分钟后，她们被送出来。张伟给了她们他的办公室电话，答应会“调查”这个案子。
来到西安三天之后，孟和女儿去了西安市最大的一家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告诉她们，武振江的尸体是西安交大医学院的车拉进来的。尸体编号是207。
在西安交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肾移植中心，孟和女儿遇到一位陌生人，他一边抽着烟，一边说他七年前在这个中心接受过肾移植，肾源来自一位死囚。
“我咋知道？在这儿这是不用说出的事实。”那个人说：“你只要有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医院的一位姓黄的当官儿的一口咬定说，所有的器官都来自于亲属捐献。
“除了来自亲属捐献的器官，别的器官我们一概不做。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死囚器官。”黄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武振江的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