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03 00:29:39作者：
4月24日，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著名女兵林奇，应国会众议院的要求而作证，叙述自己参与战事、受伤被俘和得救的真实经历。从而林奇再次被中国媒体关注。这个消息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应，主要原因是林奇的作证内容已经没有新闻性。她讲述的全部故事细节，在将近四年前就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然而，这个过程确实可以引出不少有意思的话题。
虚假情节的产生和修正
《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林奇故事最初出现一些虚假情节，原因很多。当时进攻伊拉克的战事还在进行，媒体的采访受战局限制，来源主要是被采访者的叙述。其中最典型的有关林奇被俘后遭遇的误报，来自一个伊拉克人提供的信息。此人偶然得知林奇消息，专程冒着战区危险，徒步走了六英里路，向美国军方提供了林奇的具体位置。至今他仍然被公认是林奇及时得救的关键人物。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伊拉克人也提供了许多不实描述。例如，他说自己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打了林奇等等。媒体最初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多是采信了自称是目击者的这个伊拉克人的描述。至于林奇在遭遇战火时到底做了什么，媒体的最初消息也来自战区采访。在林奇被救出的医院，先后带回了19具美军尸体，这是一场惨烈战事，要幸存的士兵们说出本人当时干了什么，还有可能，要他们在采访中准确说出战友做了什么，很可能就有偏差。
媒体应该立即向林奇求证，可她在被救援后动着一系列手术，一度也不愿意谈自己的经历。而如此有新闻性的事件，媒体又不肯放弃，就发掘一点报一点，也不断纠正前面的误报。现在看来，在战争状态下，军方调查并不算晚，媒体的修正也算是及时的，在林奇自己讲述经历之前，事发两个月多后，2003年6月，《华盛顿邮报》已经基本修正误报的部分；事发三个多月后，2003年7月，军方的正式报告出台。媒体和军方的报告和林奇后来的陈述已经没有什么出入。约四年前，美国民众就已经知道真相。
还有一个争议是军方救援。有国内媒体报道，救援有惊无险，军方大题小做，救援是作秀，其依据是救援前一天，伊拉克武装人员已经离开医院。回到常识，其实很简单。那是战争中的战区，是去救援激烈战斗后的被俘伤兵，这场战斗曾导致多名士兵阵亡。因此，即使事先知道敌军刚刚离开，也没人能保证行动是没有危险的、敌军是绝对不会回来的。军方策划当然要求万无一失，会用足兵力。在和平时期可以说这是大题小作，这样说只是事后诸葛亮。依据常识，任何国家的军队遇到同样情况，都会遵循类似的原则处理的。
英雄有没有“倒下去”
记得看到一家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小标题是：“女英雄”其实一枪未发。小标题显然要强调：一枪未发的就不是女英雄了。确实，林奇不仅因为枪被卡住而不能开枪，而且，她和战友当时是在执行任务中走错了路，因此遇到敌方火力，在混乱中翻车导致多次骨折，昏迷被俘前能做的只是向上帝祷告，而不是如最初的媒体误报那样英勇抵抗、弹尽而被敌人击中。那么，一枪未发的林奇在美国人心中还是不是英雄呢？
林奇在国会作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事情的底线是，美国人民有确定自己英雄观的能力，他们根本不需要精心编织的故事。”林奇说出了这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在美国人的概念中，林奇经历的真实故事，已经把她铸成一个十足的英雄，根本不必再添油加醋。剔去虚假内容，完全无损林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美国人的英雄观究竟是什么？就是在必须履行职责的时候尽力。战场上每个人都可能迷路，可能遇到枪被卡住，遇到意外事故，这并不有损于这样的事实：作为士兵在接到命令时勇敢地走上战场，尽了自己的力；遭遇了伤害、恐惧、痛苦，却都忍受住了、熬了过来。就算是个壮汉都绝对是英雄了，不要说还是个少女。所以，在美国人心中，真实的林奇仍然是永远的英雄。我们看到过的美国英雄，从来不忌讳讲述自己软弱和痛苦的一面，民众对他们崇敬依旧。
林奇本人在国会作证时，曾宣称她不赞同电视台当时重复播放有关她被解救的故事。这完全可以理解。而美国电视台是私人公司，和政府无关，媒体遵循新闻规律追求新闻热点，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新闻界也不能越过他们的底线。例如林奇在被救过程中曾留下裸体照片，这些照片就始终没有在媒体出现过。在法律和道德底线之内运作，媒体就还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对待这样的事件切忌政治化
美国人心中的另一条底线，就是对战争的政治性争议和对战士的评价无关。即便是反战的人，也不能去诋毁士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流血牺牲，是忠于自己的职守，在尽公民义务，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这是现代国家的常识。美国民主党的一个政治家曾经在对学生演讲时说，你们要是不好好读书，将来只好被送去伊拉克。话音刚落，举国哗然，从此断了政治前程，因为他跨越了公众能够接受的常识底线。
因此，虽说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可是，对待战争中的具体事件，却不能过分政治化，必须就事论事，严格局限在坚持事实的范围内。在任何战争中，军方和媒体可能夸大战果，也可能掩饰错误，必须有一个机制，使得真相可以调查和核实。在事实调查清楚的基础上，假如有失误，是谁的责任，责任多大，都不能因为政治倾向而夸大或者缩小，这是一个国家维持正常的起码要求。政府不能把对英雄的宣传扩大到不恰当的程度，可是，同样也不能因为战争有争议就否定士兵的牺牲和贡献。这种分寸的掌握，与制度的完善以及民众的成熟度有很大关系。不论哪一方的政治家，永远有忽略常识、被政治目的推动而走过头的冲动。假如制度是完善的，民众是坚守常识的，就为政府、政治家和媒体的行为画出了界线。
虚假情节的产生和修正
《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林奇故事最初出现一些虚假情节，原因很多。当时进攻伊拉克的战事还在进行，媒体的采访受战局限制，来源主要是被采访者的叙述。其中最典型的有关林奇被俘后遭遇的误报，来自一个伊拉克人提供的信息。此人偶然得知林奇消息，专程冒着战区危险，徒步走了六英里路，向美国军方提供了林奇的具体位置。至今他仍然被公认是林奇及时得救的关键人物。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伊拉克人也提供了许多不实描述。例如，他说自己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打了林奇等等。媒体最初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多是采信了自称是目击者的这个伊拉克人的描述。至于林奇在遭遇战火时到底做了什么，媒体的最初消息也来自战区采访。在林奇被救出的医院，先后带回了19具美军尸体，这是一场惨烈战事，要幸存的士兵们说出本人当时干了什么，还有可能，要他们在采访中准确说出战友做了什么，很可能就有偏差。
媒体应该立即向林奇求证，可她在被救援后动着一系列手术，一度也不愿意谈自己的经历。而如此有新闻性的事件，媒体又不肯放弃，就发掘一点报一点，也不断纠正前面的误报。现在看来，在战争状态下，军方调查并不算晚，媒体的修正也算是及时的，在林奇自己讲述经历之前，事发两个月多后，2003年6月，《华盛顿邮报》已经基本修正误报的部分；事发三个多月后，2003年7月，军方的正式报告出台。媒体和军方的报告和林奇后来的陈述已经没有什么出入。约四年前，美国民众就已经知道真相。
还有一个争议是军方救援。有国内媒体报道，救援有惊无险，军方大题小做，救援是作秀，其依据是救援前一天，伊拉克武装人员已经离开医院。回到常识，其实很简单。那是战争中的战区，是去救援激烈战斗后的被俘伤兵，这场战斗曾导致多名士兵阵亡。因此，即使事先知道敌军刚刚离开，也没人能保证行动是没有危险的、敌军是绝对不会回来的。军方策划当然要求万无一失，会用足兵力。在和平时期可以说这是大题小作，这样说只是事后诸葛亮。依据常识，任何国家的军队遇到同样情况，都会遵循类似的原则处理的。
英雄有没有“倒下去”
记得看到一家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小标题是：“女英雄”其实一枪未发。小标题显然要强调：一枪未发的就不是女英雄了。确实，林奇不仅因为枪被卡住而不能开枪，而且，她和战友当时是在执行任务中走错了路，因此遇到敌方火力，在混乱中翻车导致多次骨折，昏迷被俘前能做的只是向上帝祷告，而不是如最初的媒体误报那样英勇抵抗、弹尽而被敌人击中。那么，一枪未发的林奇在美国人心中还是不是英雄呢？
林奇在国会作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事情的底线是，美国人民有确定自己英雄观的能力，他们根本不需要精心编织的故事。”林奇说出了这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在美国人的概念中，林奇经历的真实故事，已经把她铸成一个十足的英雄，根本不必再添油加醋。剔去虚假内容，完全无损林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美国人的英雄观究竟是什么？就是在必须履行职责的时候尽力。战场上每个人都可能迷路，可能遇到枪被卡住，遇到意外事故，这并不有损于这样的事实：作为士兵在接到命令时勇敢地走上战场，尽了自己的力；遭遇了伤害、恐惧、痛苦，却都忍受住了、熬了过来。就算是个壮汉都绝对是英雄了，不要说还是个少女。所以，在美国人心中，真实的林奇仍然是永远的英雄。我们看到过的美国英雄，从来不忌讳讲述自己软弱和痛苦的一面，民众对他们崇敬依旧。
林奇本人在国会作证时，曾宣称她不赞同电视台当时重复播放有关她被解救的故事。这完全可以理解。而美国电视台是私人公司，和政府无关，媒体遵循新闻规律追求新闻热点，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新闻界也不能越过他们的底线。例如林奇在被救过程中曾留下裸体照片，这些照片就始终没有在媒体出现过。在法律和道德底线之内运作，媒体就还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对待这样的事件切忌政治化
美国人心中的另一条底线，就是对战争的政治性争议和对战士的评价无关。即便是反战的人，也不能去诋毁士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流血牺牲，是忠于自己的职守，在尽公民义务，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这是现代国家的常识。美国民主党的一个政治家曾经在对学生演讲时说，你们要是不好好读书，将来只好被送去伊拉克。话音刚落，举国哗然，从此断了政治前程，因为他跨越了公众能够接受的常识底线。
因此，虽说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可是，对待战争中的具体事件，却不能过分政治化，必须就事论事，严格局限在坚持事实的范围内。在任何战争中，军方和媒体可能夸大战果，也可能掩饰错误，必须有一个机制，使得真相可以调查和核实。在事实调查清楚的基础上，假如有失误，是谁的责任，责任多大，都不能因为政治倾向而夸大或者缩小，这是一个国家维持正常的起码要求。政府不能把对英雄的宣传扩大到不恰当的程度，可是，同样也不能因为战争有争议就否定士兵的牺牲和贡献。这种分寸的掌握，与制度的完善以及民众的成熟度有很大关系。不论哪一方的政治家，永远有忽略常识、被政治目的推动而走过头的冲动。假如制度是完善的，民众是坚守常识的，就为政府、政治家和媒体的行为画出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