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05 07:35:47作者：高远
八年前我初到巴黎，因为办学生居留必须有银行的证明，所以把随身仅带的现金存进巴黎中国银行。几天后我收到银行的通知，告诉可以去开证明。
记得去的时候银行人不多，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先生。老人七八十岁年纪，他因为耳背，听不清楚收银员讲话，所以反应有些迟缓。我见收银员越来越着急，也怕老人更上火，就走近赶紧帮他传译。他要给河北老家的亲戚汇款，听他的口音是保定一带人。
我开完证明，回头看见老先生还站在那里。我细看这位老人，他虽然年届耄耋，但是温文尔雅，气质不俗。老先生说要和我说几句话，我和他走出银行，到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里聊天。
宋先生讲起过去，好像已经回到了青年时光。他说几年之后，他又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被法国一流的物理研究机构录用，一直工作到退休。宋先生讲起过去，乡音里还带着惋惜：“我和钱三强是一个研究所，他回国以后是我接替的他的位子。我太太是瑞士人，因为那时候孩子小，我没能回去。严济慈请我去讲学，我真是高兴，他跟我说中国科大只能聘你客座教授，杨振宁获过诺贝尔奖，他是名誉教授。我不在乎这些，只要能让我为家里做事，我就从心里高兴。”
宋先生说他每月都从郊区来趟市里，到中国商场买几瓶酱油，因为家里太太和孩子们都吃西餐，他想吃中国饭的时候就往西餐里放点儿酱油。宋先生说这就有了回家的感觉。老先生说得轻松，我听得沉重，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竟然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怀乡与生活，就连银行里的收银员都把他呼来唤去，想起来既有些无奈又有些唏嘘。
宋先生告诉我，他要去另一位河北老乡家里，那个人叫钱直向，年纪比他长两岁。他说钱直向先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李石曾先生的秘书，李石曾是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其余三位是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宋先生说他每次来市里都到钱直向先生家里坐坐。我和宋先生分手时他叮嘱我，要我经常和他保持联系，他也会把我这个好心的小老乡介绍给钱先生。
大约几天之后，我忙完了手头的事情，按照宋先生留下的号码给钱直向先生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钱先生苍老而清晰的声音，我们约好下午见面，钱先生住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一座高楼里。记得那是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我赶到了钱直向先生家中。
当我见到钱先生时，竟然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钱先生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耳不聋眼不花。我走进他的家门，看到屋子四周全是书柜，室内温馨雅致，古色古香。墙壁上挂有钱先生与中法几届最高领导人的合影。我当时就感觉到，老先生的身份可能极不寻常。
钱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沏上龙井，拿出茅台。他说除了自己的家人，已经有三十年不与外界交往了。宋先生来家时专门介绍我这个热心的小老乡，钱先生非常高兴，所以想要见一见。
那天我和钱先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后来我和他渐渐成了忘年交，我也时常去他那里，有时通通电话。我经常问他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比如李石曾，汪精卫，张道藩，钱三强以及张竞生，徐悲鸿，常玉和潘玉良等人在法国的过往旧事，艺品人品。
我最感兴趣的是钱先生谈到潘玉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有关潘玉良的评述都有着太多的人为渲染，潘玉良的传奇一生，她的生活与艺术，只有她同时代的人才更有资格论述评说。
当我提到潘玉良，钱先生的神情好像回到了过去。他说最初认识潘玉良是在河北老乡王守义开的餐馆里，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是潘玉良生活中极少的知心好友之一。
钱先生说王守义为人善良，做事厚道，因为不擅长法语，所以在巴黎拉丁区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经常招待一些清贫的中国学生。钱先生那时在巴黎大学读书，因为有老乡的情分，他与王守义的交往比起其他人更近一层，因此也与潘玉良渐渐熟悉。
钱先生说潘玉良在巴黎的生活艰难，她作画的颜料都是王守义资助。潘玉良性格爽快，敢说敢为。她身材不高，留齐耳儿短发，喜欢喝酒，说话嗓门很大。钱先生说和她在一起，一般人不会把她当成女人，常常把她当成“哥们儿”一样看待。
潘玉良爱唱京戏，犹擅黑头（花脸），钱先生说她唱黑头不用假嗓，扮相也不用特意化妆，只要往台上一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窦尔敦。那时候留学生的生活都比较单调，也只有唱几出京剧，聊表思乡之情。
钱先生讲道，那时候别看是玩儿票，但是大家的实力都很强。焦菊隐做导演，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公子在巴黎，时不常也来聚会一次。冼星海有时候来给同学们拉拉琴，他生活艰难，所以来得不是很多。钱先生说他原先有不少潘玉良送他的画作，后来因为搬家都不知道散落到哪里了。人在困苦时候生存都成问题，更顾不上画作的去处了。
钱先生说，几年前巴黎放映巩俐主演的电影《画魂》，他几十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以怀老友，终于决定去看一次，回来后叹息了好几天。他说电影里巩俐演得根本就不是潘玉良，别的不说，就说一个长相太普通的女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遭遇，和一个漂亮女人生活中所走的道路相比，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钱先生回忆到，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常开玩笑，大家都说见过的中外女子里面，没有见过像潘玉良这么丑的女人。可是在接触的所有女人当中，能像潘玉良那样有艺术才华，又对艺术如此执着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极少遇到。我从钱先生的话语里，能感觉到他对朋友的深深怀念和对自己青年时光的无限回想。
据说潘玉良晚年非常思念家乡，因为“文革”回不了国内，“文革”结束时，潘玉良已是风烛之身，不能再做长途旅行了。钱先生也说潘玉良晚年经常谈到死，或许是潘玉良太思念家乡了吧。
关于这一点，我也曾听朱德群先生说起过，朱先生说潘玉良晚年只要见到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死之前你要来看我，我会很感激你的。结果阴差阳错，在潘玉良去世时，朱先生正在外地办展览，未能见潘玉良一面。
潘玉良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蒙帕纳斯墓园第七墓区，编号为143PA 1977。我想现今人们喊得热闹，现在专门到那里特意缅怀凭吊的游客，是少之又少的呢。
今年春节，我给钱先生打电话，钱先生和我说，高先生，你好久不来了，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继续喝龙井，品茅台呀。我一面应承着，说会有时间的，我过几天去看您。钱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过一天是一天，像我这岁数的人，一天可就是当一年过呀。
我听钱先生说完话，心里一阵凄然。钱先生是他们那一时代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他是中国近代华人旅法史的见证人。
文章结束之时，我谨祝福钱先生与宋先生身体康健，全家幸福，安康常泰，百寿期颐
记得去的时候银行人不多，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先生。老人七八十岁年纪，他因为耳背，听不清楚收银员讲话，所以反应有些迟缓。我见收银员越来越着急，也怕老人更上火，就走近赶紧帮他传译。他要给河北老家的亲戚汇款，听他的口音是保定一带人。
我开完证明，回头看见老先生还站在那里。我细看这位老人，他虽然年届耄耋，但是温文尔雅，气质不俗。老先生说要和我说几句话，我和他走出银行，到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里聊天。
宋先生讲起过去，好像已经回到了青年时光。他说几年之后，他又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被法国一流的物理研究机构录用，一直工作到退休。宋先生讲起过去，乡音里还带着惋惜：“我和钱三强是一个研究所，他回国以后是我接替的他的位子。我太太是瑞士人，因为那时候孩子小，我没能回去。严济慈请我去讲学，我真是高兴，他跟我说中国科大只能聘你客座教授，杨振宁获过诺贝尔奖，他是名誉教授。我不在乎这些，只要能让我为家里做事，我就从心里高兴。”
宋先生说他每月都从郊区来趟市里，到中国商场买几瓶酱油，因为家里太太和孩子们都吃西餐，他想吃中国饭的时候就往西餐里放点儿酱油。宋先生说这就有了回家的感觉。老先生说得轻松，我听得沉重，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竟然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怀乡与生活，就连银行里的收银员都把他呼来唤去，想起来既有些无奈又有些唏嘘。
宋先生告诉我，他要去另一位河北老乡家里，那个人叫钱直向，年纪比他长两岁。他说钱直向先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李石曾先生的秘书，李石曾是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其余三位是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宋先生说他每次来市里都到钱直向先生家里坐坐。我和宋先生分手时他叮嘱我，要我经常和他保持联系，他也会把我这个好心的小老乡介绍给钱先生。
大约几天之后，我忙完了手头的事情，按照宋先生留下的号码给钱直向先生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钱先生苍老而清晰的声音，我们约好下午见面，钱先生住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一座高楼里。记得那是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我赶到了钱直向先生家中。
当我见到钱先生时，竟然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钱先生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耳不聋眼不花。我走进他的家门，看到屋子四周全是书柜，室内温馨雅致，古色古香。墙壁上挂有钱先生与中法几届最高领导人的合影。我当时就感觉到，老先生的身份可能极不寻常。
钱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沏上龙井，拿出茅台。他说除了自己的家人，已经有三十年不与外界交往了。宋先生来家时专门介绍我这个热心的小老乡，钱先生非常高兴，所以想要见一见。
那天我和钱先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后来我和他渐渐成了忘年交，我也时常去他那里，有时通通电话。我经常问他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比如李石曾，汪精卫，张道藩，钱三强以及张竞生，徐悲鸿，常玉和潘玉良等人在法国的过往旧事，艺品人品。
我最感兴趣的是钱先生谈到潘玉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有关潘玉良的评述都有着太多的人为渲染，潘玉良的传奇一生，她的生活与艺术，只有她同时代的人才更有资格论述评说。
当我提到潘玉良，钱先生的神情好像回到了过去。他说最初认识潘玉良是在河北老乡王守义开的餐馆里，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是潘玉良生活中极少的知心好友之一。
钱先生说王守义为人善良，做事厚道，因为不擅长法语，所以在巴黎拉丁区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经常招待一些清贫的中国学生。钱先生那时在巴黎大学读书，因为有老乡的情分，他与王守义的交往比起其他人更近一层，因此也与潘玉良渐渐熟悉。
钱先生说潘玉良在巴黎的生活艰难，她作画的颜料都是王守义资助。潘玉良性格爽快，敢说敢为。她身材不高，留齐耳儿短发，喜欢喝酒，说话嗓门很大。钱先生说和她在一起，一般人不会把她当成女人，常常把她当成“哥们儿”一样看待。
潘玉良爱唱京戏，犹擅黑头（花脸），钱先生说她唱黑头不用假嗓，扮相也不用特意化妆，只要往台上一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窦尔敦。那时候留学生的生活都比较单调，也只有唱几出京剧，聊表思乡之情。
钱先生讲道，那时候别看是玩儿票，但是大家的实力都很强。焦菊隐做导演，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公子在巴黎，时不常也来聚会一次。冼星海有时候来给同学们拉拉琴，他生活艰难，所以来得不是很多。钱先生说他原先有不少潘玉良送他的画作，后来因为搬家都不知道散落到哪里了。人在困苦时候生存都成问题，更顾不上画作的去处了。
钱先生说，几年前巴黎放映巩俐主演的电影《画魂》，他几十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以怀老友，终于决定去看一次，回来后叹息了好几天。他说电影里巩俐演得根本就不是潘玉良，别的不说，就说一个长相太普通的女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遭遇，和一个漂亮女人生活中所走的道路相比，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钱先生回忆到，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常开玩笑，大家都说见过的中外女子里面，没有见过像潘玉良这么丑的女人。可是在接触的所有女人当中，能像潘玉良那样有艺术才华，又对艺术如此执着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极少遇到。我从钱先生的话语里，能感觉到他对朋友的深深怀念和对自己青年时光的无限回想。
据说潘玉良晚年非常思念家乡，因为“文革”回不了国内，“文革”结束时，潘玉良已是风烛之身，不能再做长途旅行了。钱先生也说潘玉良晚年经常谈到死，或许是潘玉良太思念家乡了吧。
关于这一点，我也曾听朱德群先生说起过，朱先生说潘玉良晚年只要见到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死之前你要来看我，我会很感激你的。结果阴差阳错，在潘玉良去世时，朱先生正在外地办展览，未能见潘玉良一面。
潘玉良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蒙帕纳斯墓园第七墓区，编号为143PA 1977。我想现今人们喊得热闹，现在专门到那里特意缅怀凭吊的游客，是少之又少的呢。
今年春节，我给钱先生打电话，钱先生和我说，高先生，你好久不来了，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继续喝龙井，品茅台呀。我一面应承着，说会有时间的，我过几天去看您。钱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过一天是一天，像我这岁数的人，一天可就是当一年过呀。
我听钱先生说完话，心里一阵凄然。钱先生是他们那一时代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他是中国近代华人旅法史的见证人。
文章结束之时，我谨祝福钱先生与宋先生身体康健，全家幸福，安康常泰，百寿期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