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07 03:22:38作者：林沛理
《颍州的孩子》社会效应大，却有重大盲点：只谈大众无知，忽略政府责任和盲目谋利动机。
华裔女导演杨紫烨执导的《颍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今年三月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成为华人社会传媒报道的焦点。除了这部讲述“艾滋孤儿”悲惨遭遇的纪录片，围绕这个题材已有多部公益广告、纪录片在中国播映。杨紫烨表示，这些片子播出后，那几个原本饱受歧视的孤儿“都变成小明星了”，连总理温家宝也接见了他们。
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中国正逐渐发展成一个“影像社会”(image society)。在这种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凌驾一切的社会里，电视和电影俨然是一股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转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在不知不觉间促使社会产生巨变。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曾将电子媒体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比喻为“电光”(electric light)----它触不到、看不见，却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和生活。很明显，这道电光正照射著今日的中国。另一方面，艾滋孤儿的影片在中国制造的社会效果，又示范了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媒体的凝视(media gaze)可以怎样扭转个人的命运。
作为文化分析工具，凝视这概念要强调和突显的，是凝视者(the gazer)与被凝视的对象(the object of the gaze)彼此不对等、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以及凝视者怎样透过行使凝视的权力与凝视行为本身，去剥削被凝视的对象。比方说，美国学者梅菲(Laura Mulvy)在《视觉快感与剧情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便指出，男观众看电影，是借摄影机和男性角色的视角，对女性及女性的肉体进行凝视。
然而在《颍州的孩子》里，这种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权力关系却被颠覆，甚至颠倒了。对那些被歧视、被遗弃和被遗忘的艾滋孤儿来说，被凝视是一种福气。他们每一次望著镜头，要求的正是我们对他们的回望、注目和凝视。用凝视理论的术语来说，我们在看《颍州的孩子》的时候对王家三姐妹、少女楠楠和小孩高峻的凝视，是他们要求而非我们躲在一角静悄悄地进行的“直接的凝视”(direct gaze)。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话来说，《颍州的孩子》的凝视，属于被凝视的对象多于凝视者。
当然，媒体的凝视总是经过剪裁、带价值判断和持特定见解的一种 “社论式凝视”(editorial gaze)。它不会让影像自身去说明一切，而要借用旁白(voice-over)等编辑手段去提供解说；正如报纸总是要用图片说明(caption)来左右／决定读者对图片的理解。《颍州的孩子》讲的不仅是几个艾滋孤儿的悲惨遭遇，它还尝试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找出原因。
影片强调的，是乡民对艾滋病的无知，以及对艾滋病人的误解，侵蚀了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最终导致家庭和社区的解体。正如电影海报上那句常被引用的宣传语，“传染性最强的病毒是恐惧”(The most contagious virus was fear)。
这既是影片最大的盲点，也是它的政治正确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艾滋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以来，大众的无知与执政者的麻木不仁，被普遍认为是艾滋病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肆虐社会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颍州的孩子》只谈大众的无知而绝口不提执政者的麻木不仁，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它相关信息可以在中国得到广泛播出。在今日中国，传染性最强的病毒不是恐惧，而是谋利心(profit motive)----对利益、金钱不顾安危、不择手段的追求。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散播艾滋病的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不卫生、透过血液买卖的差价赚取暴利的血液收集站的经营者。贫苦农民卖血养家，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换言之，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跟矿场意外、官民争地、医院先收钱后救人、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等等问题一样，背后都有一种经济理性和一个谋利动机。
中国改革开发不久，邓小平提出致富是光荣的，自此中国人患上传染病，不但至今未愈，病情更日趋恶化。“The most contagious virus was profit”，这是《颍州的孩子》始终没有说出的真相。
华裔女导演杨紫烨执导的《颍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今年三月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成为华人社会传媒报道的焦点。除了这部讲述“艾滋孤儿”悲惨遭遇的纪录片，围绕这个题材已有多部公益广告、纪录片在中国播映。杨紫烨表示，这些片子播出后，那几个原本饱受歧视的孤儿“都变成小明星了”，连总理温家宝也接见了他们。
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中国正逐渐发展成一个“影像社会”(image society)。在这种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凌驾一切的社会里，电视和电影俨然是一股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转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在不知不觉间促使社会产生巨变。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曾将电子媒体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比喻为“电光”(electric light)----它触不到、看不见，却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和生活。很明显，这道电光正照射著今日的中国。另一方面，艾滋孤儿的影片在中国制造的社会效果，又示范了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媒体的凝视(media gaze)可以怎样扭转个人的命运。
作为文化分析工具，凝视这概念要强调和突显的，是凝视者(the gazer)与被凝视的对象(the object of the gaze)彼此不对等、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以及凝视者怎样透过行使凝视的权力与凝视行为本身，去剥削被凝视的对象。比方说，美国学者梅菲(Laura Mulvy)在《视觉快感与剧情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便指出，男观众看电影，是借摄影机和男性角色的视角，对女性及女性的肉体进行凝视。
然而在《颍州的孩子》里，这种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权力关系却被颠覆，甚至颠倒了。对那些被歧视、被遗弃和被遗忘的艾滋孤儿来说，被凝视是一种福气。他们每一次望著镜头，要求的正是我们对他们的回望、注目和凝视。用凝视理论的术语来说，我们在看《颍州的孩子》的时候对王家三姐妹、少女楠楠和小孩高峻的凝视，是他们要求而非我们躲在一角静悄悄地进行的“直接的凝视”(direct gaze)。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话来说，《颍州的孩子》的凝视，属于被凝视的对象多于凝视者。
当然，媒体的凝视总是经过剪裁、带价值判断和持特定见解的一种 “社论式凝视”(editorial gaze)。它不会让影像自身去说明一切，而要借用旁白(voice-over)等编辑手段去提供解说；正如报纸总是要用图片说明(caption)来左右／决定读者对图片的理解。《颍州的孩子》讲的不仅是几个艾滋孤儿的悲惨遭遇，它还尝试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找出原因。
影片强调的，是乡民对艾滋病的无知，以及对艾滋病人的误解，侵蚀了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最终导致家庭和社区的解体。正如电影海报上那句常被引用的宣传语，“传染性最强的病毒是恐惧”(The most contagious virus was fear)。
这既是影片最大的盲点，也是它的政治正确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艾滋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以来，大众的无知与执政者的麻木不仁，被普遍认为是艾滋病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肆虐社会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颍州的孩子》只谈大众的无知而绝口不提执政者的麻木不仁，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它相关信息可以在中国得到广泛播出。在今日中国，传染性最强的病毒不是恐惧，而是谋利心(profit motive)----对利益、金钱不顾安危、不择手段的追求。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散播艾滋病的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不卫生、透过血液买卖的差价赚取暴利的血液收集站的经营者。贫苦农民卖血养家，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换言之，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跟矿场意外、官民争地、医院先收钱后救人、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等等问题一样，背后都有一种经济理性和一个谋利动机。
中国改革开发不久，邓小平提出致富是光荣的，自此中国人患上传染病，不但至今未愈，病情更日趋恶化。“The most contagious virus was profit”，这是《颍州的孩子》始终没有说出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