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神童进入无间道
1978年初，我国第一个少年班在中国科技大学诞生，“迎接着永恒的东风”，21名聪慧过人的中小学生被破格录取为少年大学生。一时间，关于少年大学生的报道连篇累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仅11岁。
谢彦波，湖南人，第一届科大少年班最年轻的学生。十一岁上科大。十五岁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读硕士，跟于录院士。十八岁读博士，跟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被看好在二十岁前得博士学位。“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少年班班主任汪惠迪老师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去Princeton University，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教授研究凝聚态物理。
干政，安徽人，比谢彦波晚一级的科大少年班学生。十六岁时，在1981年全国物理赴美研究生考试中获得第二名，更早进入New Jersey普林斯顿大学。此事当时被国内报纸广泛报道。
谢彦波，干政，这两位知名度很大的少年班学生，几年后都离开新大陆回国了。竞然都走上一条相似的路。
这些“神童”少年班学生进入无间道状态，常常别无选择。并非自己想进，而是阴差阳错；并非他们愿意停留，而是被迫。受父母过度庇护的儿童在成年之后，总是在成人的社交接触中遭受损失。
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美国教授极端讨厌这两位神童。中国科技大学为此又作了什么？使得这几位神童处处碰壁，去面对他们少年时未曾预料的人生？
谢彦波似乎“一帆风顺”，直到从师于Anderson（安德森）在普林斯顿大学深造。 安德森是理论物理界的巨头，自己是诺奖获得者，他的学生也是。据说是中国科技大学通过诺奖获得者，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李政道（Tsung-Dao Lee）特别保荐了谢彦波，因为安德森已经基本闭门不收徒弟了。
一日，安德森把谢彦波叫进办公室，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说这个想法几个学生都没作出来，搁了不少年了，你试试吧。谢彦波看了一会儿，想了想。说：噢，这是Piece of Cake。我证给你看。安德森心想，这小子有意思，所有人见了我，一般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哪有人敢对我用这种口气。
又过了些天，安德森又在黑板上写了道题让谢彦波拿去作作，谢一看就说：这是Bull Shit，不值得一证。
这种情形又发生了几次，安德森失去了耐性，看谢彦波越来越不顺眼了。谢彦波起先还没觉出来，但时间长了也感觉不对劲。谢想“我才不怕你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不了我转学。”于是说办就办起来。风声传到安的耳朵里。安不禁大怒：居然想从我这儿转走，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放出话来：“我不向任何人推荐谢这个学生”。安是泰斗，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本来有几个感兴趣的学校吓得也缩回来。
谢彦波大恼：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对我不好还不许别人要我，岂非欺人太甚。于是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摸到了安德森的住宅。一种说法是他有心要放火烧房子，另一说法是他敲开了安家，安德森恰好不在家。安夫人开门，见谢彦波神色不对，一只手插在鼓鼓囊囊的口袋里。不禁吓得魂飞天外，赶紧用话稳住谢，打电话找李政道。李政道听说后吓得半死，立即与中国科技大学联系。因为1991年底，发生了Iowa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杀死美国教授戈尔咨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某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说：“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
干政的回国，没有类似的故事流传，原因是干政本人现已不能清晰描述事实经过了。据1986-1996年任少年班系主任的肖臣国教授说，干政“美国的导师负有把关责任，没有尊重人才，没有尊重人权。”为此，先由“李政道将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希望他休息一年之后再出去”。 但“由于1989年**，教育部也不能让他出去”。究竟孰先孰后，孰因孰果，导致干政“受不了这种打击”，那就留待人们去猜想了。
2 美国教授也是人
谢彦波一路春风得意，在国内跟的是院士级的大人物，在美国跟的是诺奖级的学者。但当时的他，似乎无法理解这些科学泰斗们的内心。 我们的时代，已不是只凭个人天赋，就能掌握科学前沿的时代。1963年，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在《进化中的人类》这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陈述：“文化不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它是通过从其他人那里学习而获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类进化中，人类的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首席地位，而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曰超机体的力量，这就是文化”。
要深入科学殿堂，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先进的实验和计算条件，师友的砥砺切磋。这就是科学界文化。一个有天分，肯努力的人在家庭尤其是社会的良性外界条件下，才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一些成就。科学泰斗们也是从优秀生成长起来的。在相对开放学术环境下的美国，科学泰斗们不是象在中国那样，可能完全靠领导栽培获得地位，一般在学术上极端自信，对学生也有相当控制欲望。和他们如何交往，是从小生活在掌声中的神童们应上的必修课。
科学泰斗们对学生提出的事，有可能是刁难学生；有可能是应付导师的职责；有可能是较简单的任务，借以评价学生的实际能力；有可能是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希望学生领悟和深入思考。决不会希望学生“短平快”拿到学位拍屁股走人。田长霖（Chang-lin Tien）回忆，他刚到Princeton University读研究生时，发觉教授们从不正面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总是使用不断的反诘。 这其实很正常。Albert Einstein 说，他最讨厌在木板上最浅之处钻几个洞的研究方式。大科学家们本能上不喜欢那类不去思考，而是搬用现成思路的学生；本能上排斥一两道题做得快就自以为聪明绝顶的学生；更厌恶那种不尊重师长的学生。 对学生， 毕竟从事科研探索的同时，有机会就科学问题听取导师的看法。这是同伴无法给予的巨大帮助。
美国教授和中国教授一样，他们也是人，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不求回报的慷慨是人类最罕见和最珍视的行为，微妙而又不容易定义。它受到礼仪与环境的包围，得到奖章和激情演说的赞誉。 但大学并非慈善机构。教授们有自己的生存压力，他们要完成研究。许多不到50岁的美国教授，已谢顶或满头华发。学生进行的实验，补偿了教授体力之不足；学生的数值模拟，使教授从繁琐工作中解脱；学生的理论探索，使教授工作更为完备。互利的共生关系在生物界是普遍现象。教授必须对学生进行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评价，被迅速地加以探究，以便确定他的智力和教育程度、自我洞察力、社会态度、能力、可信赖程度、将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情绪的稳定性。这是师生相互关系的开始。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人群，就是江湖。学术界(Science Community) 亦不例外。居里夫人评不上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龚升评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不公正的例子。 钱伟长/胡海昌，戈尔咨/卢刚，丘成桐/肖刚，刘高联/何吉欢，是师生反目的例子。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别人只能感慨人事关系之脆弱。
毋庸讳言，某些取得巨大成功的教授，也有阴暗心理。弗洛伊德说过老师有时有虐待狂的倾向，而学生则成了其施虐的对象，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存在。某些受种族歧视的华裔教授，“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因为找不到美国学生，手下团队成为在在美国大学里让人议论的“China town”, 甚至许诺签证绿卡来引诱中国学生。学生的资助维持生存尚不易，而且“浪费了他的钱”的学生必须帮他扫雪，修剪草坪，伺候夫人坐月子。这些华裔教授理解中国留学生的困境并卓有成效地利用之。自私的成员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取较好的处境并成倍发展自己。学生总是出口即错，出手即错，动辄得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总是应受到蔑视和嘲弄。还用付比学生资助还低的钱，请当时中国知名教授当Cheap labor，甚至还诬指他人来掩饰自己。 他们将自己早年在美国求学所受的压力，加倍倾泄在贫困的同胞身上。有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被万人瞩目的美籍华人教授，在熟悉他的留美学生中，流传的是其可笑传闻。神童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本科生留美比例最高，也熟知某些华裔教授的“劣迹”，只不过公开报道有些“丢脸”，只在私下口耳相传。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也许需要这些美国教授的牌子去糊弄土包子。这些华裔教授表现的欺骗和虚伪，并不是简单的邪恶，或是有待进一步社会进化删除掉的残留特征，而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低级谋略，只不过走过了头，并不符合美国大学的惯例。
据说，谢彦波干政的导师并非那类最极端的华裔教授。在美国大学里，很多教授对不中意的学生，干脆不多费工夫，置之不理。卢刚的美国教授戈尔咨（Christopher K. Goertz），还是给了卢刚资助直至卢得到博士学位，算是放他一条生路。至于不愿再要卢刚而要山林华做博士后，那是他的权利。
而且，作为培育神童的中国科技大学，又做了什么？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并非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所能指挥；谢彦波干政与导师的关系紧张，并不等于错全在谢彦波干政；更不等于触犯了美国法律；若谢彦波干政企图在美国转学是“预谋杀人未遂”，那么相当一部分留美学生则是“杀人罪”； “安是泰斗，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学术界的想象；“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不等于“谢彦波回到科大”。中国科技大学有关人士语焉不详，估计无非是科大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少年大学生的天真幼稚，连哄带骗，把人先弄回来再说。
3 神童困境的背后
回来后的干政，开始是正常的。干政家在安徽巢湖，正好可看望阔别的亲人。肖臣国说他还“和北京大学一个女孩子谈恋爱”。 女孩子天真地认为干政只是回国休假，去美国是他们真正的未来。但干政很快发现，“休息一年之后再出去”不折不扣是一个谎言，或者说是陷阱上的一个stool pigeon(诱饵)。 他再度赴美的可能，甚至他在国内除了科大之外所有出路，均被全力封杀，原因不明，以后结局不知。自己信赖的母校，自己崇拜的诺奖获得者居然在欺骗他！为什么 ？ 干政的直线式逻辑思维不得其解，情绪波动剧烈。如同烧断线路的计算机，大脑无法接受外部任何指令。干政只得隐姓埋名，躲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避免任何情绪刺激。 谢彦波的“运气”稍好，基本思维体系没有崩溃，总算接受了现实，一步步摆脱了恶梦， “屈就”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当然，周光召/李政道/安德森的态度，足够压扁一个仅有国内区区硕士身份的教师。不得参加课题，不得申请“杰出青年”，不能要求出国深造。“神童样板”变为“网络话题人物”，则是网络社会的特征，任何名人无法幸免。
中国学界由于长期封闭，自主创新不够，崇洋媚外有加。中国科技大学校方考虑，自己培养的神童，杀了世界著名大学的诺奖获得者，当然可怕。
这种猜想有多大可能性？ 美国的一流大学中，云集着来自全球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历背景的知名学者和优秀学生。平心而论，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关系，远比国内平和。中国科技大学校方是否以己度人，将科技大学和国内蛮横学霸逼得学生铤而走险的事例套用到美国？
而且，师生既然无法合作，下成死棋，换导师转学并非大逆不道。无论因神童们“不通人情世故”，还是教授“刻薄寡恩”，实在无法协调，总有合理解决之道。 出现了纠纷，是调解，还是“母校”不由分说帮助“客人”打死“孩子”以示中国科技大学与诺奖学者“互动良好”？
按中国规矩，科大校方既知谢彦波干政有神童们普遍的人际协调能力差的弱点，何必多事，推荐给大科学家？既然科大说假话弄他们回来，就要负相应责任，即使没有美国博士学位，给一份教学工作以便干政情绪稳定恢复，是否真的要美国大学者点头才可？冷战时代受迫害回国的钱学森，小布什时代犯小失误被美国判刑的尹清强，均可以在国内马上就职。钱学森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尹清强的申请“植酸酶基因在猪消化道优势乳酸杆菌中的高效表达”200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编号30571346）。难道对少年大学生，就要为得罪美国教授进行10余年闭门思过的严惩？
按美国规矩，既然谢干两人已离开中国科技大学，他们若有错，自有美国法律处理，科大何必插手？卢刚杀人，北京大学就要被逐出国际学术界？河南农业大学接纳了尹清强，就要被Cornell University 列入黑名单？ 中国科技大学难道要自居于Princeton University的仆从地位，来获得“世界名校”的欢心？是否能让大家见识一下Princeton University就此事的感谢？
温元凯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16年后，因1989年动乱被逐出科大，当时43岁。1992年，已失去妻子和教授位置的温元凯应邀去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蛋白质的计算机药物分子设计。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学术生涯已被封杀，又不可能在美象方励之那样找到大学教职，温元凯对科学研究失去兴趣，一年后转而寻找其他出路。1997年，50岁的温元凯回到了中国，实际上用了5-7年，完成了从学者/准政治家到准商人/演说家的转变，创造了适应困境的又一成功案例。 是否干政应具备温元凯应付逆境的心理素质，在一年内适应，才是及格水平 ？才是不脆弱 ？ 1997年之后，温元凯奔走于哈尔滨，长春，北京，唐山，成都，信阳，昆明，甚至回到文革时将20岁的他打成“白专典型”的南京大学，却再也没有回到展现其人生中最重要辉煌的中国科技大学。难道谢干两人必须在科大被人背后指指点点，才是心理承受能力强 ？
人们常常引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一种哲学思辨原则）的一个强形式，叙述如下： 如果有两个原理，都能解释观测到的事实，那么应该使用简单的那个，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
不少人引用或是实际使用它，仿佛它是一条公理。但它不是。它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就不是特别好，这些领域中的事情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复杂。或许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要胜过引用奥卡姆剃刀：“天地之大, 赫瑞修, 比你所能梦想到的多出更多。”（出自《哈姆雷特》）
拓展想象力，才不被奥卡姆剃刀的过分简化所误。Critical thinking即往最坏处猜想，便看到最初想将“发现”“培养”“引荐” 神童的功劳归于自己，后来又怕得罪心目中的“中央领导”“世界级学阀” “世界名校”，对20岁上下年轻留学生施展哄骗战术的学术官僚的朦胧身影。
宁铂不能转学换专业，说明执行中央领导指示不走样；干政在CUSPEA考试中获得第二名,说明中国科技大学培养有方；中国科技大学的知名教授在美国受到侮辱，说明人际和国际协调能力强；李政道的要求立刻满足，说明中国科技大学与诺奖级的学者互动良好。 至于被骗后神童的感受，反正和校方无关，推给教育部，推给李政道就是了。只要说明校方完全正确就足够了。被逼成神经失常，干政无法再说什么；在美国博士没读完，谢彦波的话便令人难以置信。即使个把神童就此垮掉，反正还有张亚勤、秦禄昌、卢征天、王力军、庄小威等呢。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聪慧少年。
教育部会下令哄骗回国吗？ “母校”突然表现的狰狞，干政的大脑无法理解。 干什么都遭到压制，善良软弱的宁铂无法解释“母校”究竟是培养他还是扼杀他。干政傻了，宁铂离开了科大校园，谢彦波忍气吞声。
对科大充满了不信任的宁铂父亲宁恩渐感到抬不起头，当时给方毅副总理写推荐信的倪霖对宁铂很内疚。干政母亲沉默对外，相伴苦命的儿子。谢彦波家乡的一位大学教授 (1999年和 2006年)两次愤而提议：“应及早废止大学少年班。”
被舆论压垮的“神童”及其家长们，认真想过困境的成因吗？
2003年是1978级少年大学生毕业20周年。当年最红的神童不顺利，开始引起媒体对这些“流星”少年大学生的关注。质疑的要点，在于教育方式和责任。这些，无疑中国科技大学才最有发言权。汪惠迪，肖臣国，都有一些说法，但那位副校长，为何不作声 ？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
1978-1997年就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有包忠谋、 蔡有智、辛厚文、王义端、刘乃泉、尹鸿钧、龚升、史济怀、汤洪高、余翔林、卞祖和、冯克勤、张新夷、韩荣典、范维澄、朱清时、程艺、王广训、金大胜，共20位。无论从学历，见识，没有一个是官场的无能之辈。许多人有过留学海外的经历，也遇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许多人尚在“发挥余热”，谆谆教导年青人这样那样。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从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角度，从国内国际形势入手，从历史与今天之比较展开，从21世纪对教育要求出发。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
4走下神坛以后的神童
也许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的决策人物头脑不至于那么简单。而且，追究某副校长的责任，或揭穿有关“大人物”的真相，已无法弥补宁铂谢彦波干政所受的永久伤害。但从事情前后来看，给个总结，对少年大学生的培养，不无好处。客观，公正地记录并分析历史，哪怕是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自己的健康发展的。
美国曾有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Little Man Tate《我的天才宝贝》。故事描述一位10岁的天才幸运地走进大学校门，但不幸却从这里开始了——同学们排挤他，没有一个朋友；同学利用他帮忙做功课，随后又不理他了；整个校园里没有一样适合他的娱乐；好不容易交了一个青年朋友，又因为心智、情感方面不成熟而遭误解。
名闻全美的神童Brandenn Bremmer 2001年高中毕业时年仅10岁。代表毕业生致词时说，自己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这就是神童孤独的内心。现存物种的总数只不过是地球上曾经存在的物种总数的1‰。现有人数虽达60亿，还不到地球上曾经存在的人数的1％。人类社会是以高级智力组成的，其中每个成员都会面临着各种社会挑战，包括“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和“与人奋斗”，这些挑战需要他的全部机智来应付。
现今所有活着的生物体，包括每一种动物和植物，所有的细菌和真菌，各种爬行类动物，都能回顾自己的祖先并骄傲地宣称：在我们的祖先中，没有一个幼年夭折。他们都活到了成年，在至少有一个孩子之后才死于敌手，或死于病毒侵染，或死于失足坠崖，或寿终正寝。我们祖先成千上万的同龄人，有很多由于这些原因而不幸陨命。然而，我们的每个祖先都逃脱了厄运。
所有生物体的基因，都是从它们祖先那里继承的，而不是从那些失败的列祖列宗同代生物那里遗传的。因此，所有的生物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拥有成功的基因。它们具备能够使自己成为祖先的那些东西，即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生物都自然地会继承这样的基因，这些基因倾向于建造一个功能良好的机器——一个积极工作的机体，仿佛是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祖先。这也正是为什么鸟儿那么善于飞翔，鱼儿那么善于游水，猴子那么善于攀缘，而病毒又是那么善于传播。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热爱生命，热爱孩子，企盼成功。这是因为我们无一例外地从延绵不断的成功祖先们那里，继承了他们全部的基因。这个世界到处都有生物，而这些生物都具有那些能够使它们成为祖宗的潜质。作为个体，体力/智力是生存能力的载体。而我们基因的多样化，提供了产生和优化体能/智能的一切可能性。濒危物种的特点，是由于个体数目锐减导致其基因库太小，已无法产生足够变异来进化，以应付外界巨变。
人类要保存人类自己的基因库的容量。斯大林在苏德战争时的演说，是号召苏联人民奋起保卫产生过普希金，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的俄罗斯民族。犹太民族也以爱因斯坦，马克思，基辛格，卡尔波夫，格林斯潘等人而自豪。 中华民族也要保存中华民族的基因库的容量，包括其中的优秀人才。抗日战争时，国共两党，海外侨胞团结起来，反抗企图消灭中华民族文化的日寇。全球华人均以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等诺奖获得者的成功而自豪。宁铂谢彦波干政的家人也有理由为他们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而自豪。 诚然，将神童作为榜样树立在所有孩子面前，让他们去效仿，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十分危险。但是，不管是否真的神童，从保护自己的智力资源出发，从保护自己的文化出发，中华民族应使自己在某一方面优秀的子民也能够生存下去，也许他们在另外很多方面弱于普通人，也许他们年轻时不小心得罪过某个美国教授。保护陈景润式的科学家，保护少年大学生的意义正在于此。全按适者生存，后果是什么，大家有目共睹：文革时期，得不到当地干部的支持“推荐上大学”，说明你“人际协调能力差”，本该被淘汰。美国生物圈实验的生态被破坏后，成功生存下来的是大量的蟑螂。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将是什么 ？
为抵消舆论关注的负面效应，中国科技大学举办过一次1978级少年班首次聚会。在布置一新的校史馆里，已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的名字，排在陈列中最醒目的地方，而对这个班级的其他同学，却没有一视同仁。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等出现的图片下面，仅仅写下“少年班同学”几个字，让不知底细的人连他们叫什么都不知道。而当年这几名 “神童”曾被媒体广泛报道，连科大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10多年间成为当时与清华北大齐名，入学分数线更高的大学。可一旦神童“出事”，光环褪去，科大却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敢提了。
中国官场的争功诿过，如果毒化了校园，何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当年最红的神童不顺利，推卸说宁铂谢彦波干政脆弱，责怪媒体炒作少年班，就是不责怪自己。学校办的不顺利，责怪安徽省吸引人才困难，责怪领导不重视，就是不责怪自己。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的决策人物们，除了文过饰非地说自己受“世界上很有名的教授”器重，自吹自擂当年的荣耀，还应该深思犯下的失误。
幸而，朴实无华的小花往往有顽强的生命力。没有被聚光灯照花眼，没有被 “大人物”注意的大部分少年大学生还是生存下来了。沧海桑田，世态炎凉，竞争无情，干政的思维崩溃了，但谢彦波还是度过了一生中最大的厄运。
2005年7月少年班聚会，原少年班同学吴向东回忆说，“ 今天的谢彦波已经当爸爸了，又是教授，样子比当年老成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小，偶尔楞你一眼，让你一下想起当年的眼神。”
谈及在普林斯顿大学那几年，谢彦波微微抬头，似乎看着很远的地方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和导师没分歧。那时我还小，与人相处能力可能还不强。”“跟别的同学比，我算混得比较惨的。”谢彦波承认。又表示，“这其实没什么”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常心，社会中人的良好心态。比起打肿脸充胖子说自己备受“世界上很有名的教授”器重，与诺奖级的学者“沟通良好”， 谢彦波的心态更可贵，更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
发表的学术论作为证：
谢彦波. EZ模型中的有限尺寸效应, 物理学报，2003，52（10）
谢彦波; 汪秉宏; 杨伟松; 王卫宁;进化争当少数者博弈模型中自适应动力学演化机制, 科学通报,2004,(04)
还是吴向东的感慨，“我们真的早熟吗？不见得。是的，我们的智力，尤其是其中逻辑的部分，是有一些超前成长，但人是一个整体，所谓人的成熟是指整体的成熟，心智、悟性在其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且不是决定性的。其余的大部分，都要在充分的人生经验和阅历之中，在与人世间的大善大恶狭路相逢之后，逐渐体会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