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13 00:11:26作者：王怡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新约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教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不妥协的专制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怀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被称为中国以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几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一切肉体折磨，但他依然可算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泽东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但吴维尊一如既往的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的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的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达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而在 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有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50年5月，周恩来在短短一个月内，竟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
第一次接见，周恩来以一句话为中国的基督教定下调子，即传教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教会应当发起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束，不要到街上去传教。第三，教会应该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个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宗教学界迄今为止理解近代教会史的一个基调。
如今年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200周年，普世的华人教会都盼望纪念这个日子，自由知识分子也对基督教来华200年，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持积极的看法。但这却让官方教会好生尴尬。2006年底，他们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规模甚大的“传教士与中国”的研讨会，官方学者、宗教局官员和三自爱国会的领袖共300余人出席该会。会上对西方传教士的基本论调，依然与50年前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保持一致。因为若不一致，就等于否定“三自”运动了。似乎马礼逊不来华，他们也可以“三自爱国”，至于是不是基督教，倒成了次要的问题。
第二次接见，周恩来开始语带威胁，说教会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拥护《共同纲领》，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他再提出一个具体限制，教会不能再邀请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见，主要关于政教关系。周恩来转而向教会示好，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切断了联系”。他进一步提出两个更加凶狠的威胁，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清除出去，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二是要求教会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讨和整理。
周恩来的这三次讲话，断送掉新政权下的信仰自由。也仿佛魔鬼在旷野里的三次试探，把教会领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要么妥协，走卖主的路。要么像旷野中的耶稣拒绝撒旦那样，拒绝共产党，那就走一条殉道和护教的路。以后在这两条路上，就分别产生出今天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
一部分教会领袖，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和反帝心理，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倾向于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社会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如果我们宣扬的宗教需要回避政治现实，而只考虑个人救恩，那么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的“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回到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去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所谓信仰，已经和一个世俗的社会主义者相差不远。
尤其在韩战爆发之后，西方传教士加快了被逐出中国的速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更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重庆神学院的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成为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首脑的三次接见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的也丧失了信心。转而认为若不妥协，教会就会被彻底摧毁，于是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对政治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的院长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参加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就改变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该的。可惜政府决意要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他仍然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其他的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的鼓动者，是共产党建政之前就打入教会的秘密党员。如上海组建三自教会的主要人物李储文“牧师”，后来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的殴打，亮出党员证求饶。身份暴露后，改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并根据政府授意，邀请到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经周恩来过目，政务院批准。随后在当局扶持下，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运动。宣言连同第一批签名者1500余人的名单，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全国约10，000间教会，8千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以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人，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名者达到41万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为什么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控制教会，而没有直接用暴力消灭宗教。可参考1956年11月，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接见澳洲圣公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到三个原因，第一，基督徒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可以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外国建立友好的关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
但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想去讨论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也几乎没有人关注基督徒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批判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连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迫害。这令人不禁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新约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教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不妥协的专制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怀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被称为中国以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几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一切肉体折磨，但他依然可算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泽东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但吴维尊一如既往的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的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的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达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而在 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有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50年5月，周恩来在短短一个月内，竟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
第一次接见，周恩来以一句话为中国的基督教定下调子，即传教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教会应当发起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束，不要到街上去传教。第三，教会应该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个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宗教学界迄今为止理解近代教会史的一个基调。
如今年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200周年，普世的华人教会都盼望纪念这个日子，自由知识分子也对基督教来华200年，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持积极的看法。但这却让官方教会好生尴尬。2006年底，他们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规模甚大的“传教士与中国”的研讨会，官方学者、宗教局官员和三自爱国会的领袖共300余人出席该会。会上对西方传教士的基本论调，依然与50年前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保持一致。因为若不一致，就等于否定“三自”运动了。似乎马礼逊不来华，他们也可以“三自爱国”，至于是不是基督教，倒成了次要的问题。
第二次接见，周恩来开始语带威胁，说教会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拥护《共同纲领》，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他再提出一个具体限制，教会不能再邀请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见，主要关于政教关系。周恩来转而向教会示好，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切断了联系”。他进一步提出两个更加凶狠的威胁，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清除出去，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二是要求教会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讨和整理。
周恩来的这三次讲话，断送掉新政权下的信仰自由。也仿佛魔鬼在旷野里的三次试探，把教会领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要么妥协，走卖主的路。要么像旷野中的耶稣拒绝撒旦那样，拒绝共产党，那就走一条殉道和护教的路。以后在这两条路上，就分别产生出今天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
一部分教会领袖，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和反帝心理，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倾向于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社会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如果我们宣扬的宗教需要回避政治现实，而只考虑个人救恩，那么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的“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回到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去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所谓信仰，已经和一个世俗的社会主义者相差不远。
尤其在韩战爆发之后，西方传教士加快了被逐出中国的速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更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重庆神学院的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成为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首脑的三次接见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的也丧失了信心。转而认为若不妥协，教会就会被彻底摧毁，于是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对政治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的院长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参加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就改变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该的。可惜政府决意要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他仍然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其他的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的鼓动者，是共产党建政之前就打入教会的秘密党员。如上海组建三自教会的主要人物李储文“牧师”，后来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的殴打，亮出党员证求饶。身份暴露后，改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并根据政府授意，邀请到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经周恩来过目，政务院批准。随后在当局扶持下，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运动。宣言连同第一批签名者1500余人的名单，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全国约10，000间教会，8千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以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人，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名者达到41万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为什么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控制教会，而没有直接用暴力消灭宗教。可参考1956年11月，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接见澳洲圣公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到三个原因，第一，基督徒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可以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外国建立友好的关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
但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想去讨论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也几乎没有人关注基督徒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批判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连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迫害。这令人不禁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