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13 07:01:17作者：郭小林
1976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诗人郭小川意外地死于旅次。
此时，“四人帮”被逮捕刚刚12天，郭小川57岁的生日刚过去一个半月。
据当时由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所作的结论，郭小川死于临睡前服用安眠药后又吸烟，导致烟头掉落在床上，引燃被褥产生大量有毒气体窒息而死，是一次意外事故。
但多年来，我们家属中有些人和一些老朋友一直对他的死因有所怀疑。应该说，他们有所怀疑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一、郭小川的死在时间上太巧了一点：刚好是在 “四人帮”倒台后仅十天左右，而中央已经内定要他出任文化部门领导职务的时候；二、因为他在文革中后期和“四人帮”及其把持的文化部门的爪牙进行了斗争， “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三、他正好处在返回北京的旅途上，孤身一人，痼疾缠身，要想下手是容易的；四、何况，当时的中组部和公安部还被“四人帮”的爪牙控制着，人们对他们派出的人员所作结论不大信任。
郭小川的老上级、当时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就曾悲愤地对我们说：“你爸爸是被害死的呀！”郭小川的老朋友、作家黄秋耘直到前几年，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郭小川的死因有疑点。
我虽然曾于1978年初在给胡耀邦的信中提到我们对死因的怀疑，耀邦同志也对我有所批评，并表示相信中组部和公安部所作结论。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冷静下来想想，越来越觉得郭小川被害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首先，郭小川只是偶尔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并没有深入到高层，不可能掌握什么核心的要害的机密，以至“四人帮”非要杀他灭口；其次，“四人帮”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被捕的，恐怕还没来得及下手杀他们想杀的人；再次，像郭小川这样挺身和“四人帮”及其爪牙斗争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不掌稳了国家机器杀得过来吗？文艺界就有白桦、张天民、王昆等，他们都平安无事；更重要的是，当时郭小川的生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从“四人帮”的角度看用不着杀他。
我和妻子当时虽然已来到林县照顾他，但对他实在缺乏了解，所以也无法真正很好地照顾他、体贴他。他去安阳，我本应当跟随在身边，却被他以孙女小需要照顾为由劝回林县，是有所失职的。
我所谓的对他缺乏了解，一个是在思想上无法与他沟通，没有共同语言，我那时既幼稚而且中极左之毒甚深。因此不能帮助他把内心深处的痛苦有所排遣，有时反而使他增加痛苦。
另一点，就是对他已经十分严重的病情缺乏了解。
今天，经过了三十年时间，我们掌握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材料和证据，完全可以断定，他的不幸身故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有很大关系。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完全是由于文革中反复挨整及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因此可以说，文革才是使他遭此不幸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是罪恶的文革杀害了他。
早在文革前的1959年，由于长期过于辛劳和“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缺乏，他就患了肝炎。从此这个病魔就缠上了他，从来没有根治过。1964年10月他参加人民日报社的“社教”工作队下乡搞“四清”，去了一个月，肝炎就急性发作，不得不回京治病。
1967 年初他先是被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揪斗、殴打，罚他在报社打扫了八个月卫生，9月被作家协会造反派揪回作协，关进“牛棚”，挨批斗、殴打，肝炎再度复发，病情一度十分严重，造反派不得不把他单独关到一间小屋，派专人照料他。多亏那位工人心肠好，经常自己动手给他包饺子，身体才慢慢有所恢复。
但郭小川好强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人们往往看到的只是他积极努力学习、劳动的表相，看不到病魔正悄悄蚕食他的健康。1970年1月他在武汉匆匆拔掉满口牙齿，然后赶赴干校劳动第一线。他这“拔掉满口牙齿”正是因为肝脏长期患病，已不能很好地过滤毒素，使他的牙周炎越来越厉害。
在干校，艰苦恶劣的环境和超强的体力劳动，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疾病。到1973年，他除了老毛病肝炎、长期失眠之外，又查出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症。而就在这种身体条件下，他一方面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亲人照顾，更要承受因为他积极写作而招致“四人帮”的迫害——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被江青看到后，江竟然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并指斥郭小川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遂被以极其荒唐的 “罪名”受到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长达一年，失去人身自由，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以至于1975年团泊洼干校附近的一个老医生就告诉别人说“这个老同志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
另一方面，他在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同时，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在持续损害着他的身体：他由于多年在白天工作之余坚持夜间写作，从三十多岁起就患上了长期失眠的毛病，要依赖安眠药。长此以往，他服用安眠药的剂量是常人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些药物的毒素在他体内慢慢积累，导致他后来常常出现幻觉、神智迷糊、步态不稳等情况。
他的另一个不良嗜好就是抽烟，每天要抽一两包香烟，而且不分时候，刚起床就抽，晚上睡觉前还抽，吃了安眠药仍然要抽。1970年到干校之初，人们就多次发现他因为抽着烟睡着了导致烟头掉落床上，烧坏衣物、蚊帐等现象。
1975年底他到林县之后，在招待所就发生过烟头烧着被子的情况。后来因为病重住进县医院，1976年夏又因为烟头烧着被子，医务人员发现他住的病室冒烟，呼唤他不醒，推门不开，只好撞开门把他抬出来。这时他仍在沉睡，而胸前已被阴燃的棉被烫得发红了一大块。
正是由于文革对郭小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反复折磨，致使他的健康持续恶化，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在医院很好地治疗休养，家人也无法负起照料他的责任，加上他自己也很不在意，经常以“幸存者”自况。他在最后的名篇《秋歌》中说“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并不是“一语成谶”，而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不良习惯是了解的，知道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吸烟失火死去……
而没有这“文化大革命”，加诸郭小川一身的所有磨难都不会发生。由此可以说，正是文革十年夺去了他的健康和本来应该安享的晚年，更剥夺了他写出更优秀作品的机会。
说文革才是导致郭小川发生意外的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成立的吧！
已故诗人公刘曾著文沉痛地悼念郭小川，他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江湖多风雨，舟楫恐失利。”是啊，在那哀鸿遍野、风雨飘摇的岁月，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谁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谁又不是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亲人、失去健康乃至丧失生命！郭小川之死，虽然于我们这些亲属是万分悲痛的事情，但放到文革非正常死亡超过一千万人的大背景中去看，不过是千万分之一而已。一千万人的尸身如果堆放在一起，恐怕会比北京的景山还要高吧？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竟然有人似乎已经完全忘掉了中国曾经发生过文革这样的亘古惨祸，甚至认为“老人家”发动文革的本意是为了中国好！呜呼，真正是夏虫不可以语冰！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此时，“四人帮”被逮捕刚刚12天，郭小川57岁的生日刚过去一个半月。
据当时由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所作的结论，郭小川死于临睡前服用安眠药后又吸烟，导致烟头掉落在床上，引燃被褥产生大量有毒气体窒息而死，是一次意外事故。
但多年来，我们家属中有些人和一些老朋友一直对他的死因有所怀疑。应该说，他们有所怀疑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一、郭小川的死在时间上太巧了一点：刚好是在 “四人帮”倒台后仅十天左右，而中央已经内定要他出任文化部门领导职务的时候；二、因为他在文革中后期和“四人帮”及其把持的文化部门的爪牙进行了斗争， “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三、他正好处在返回北京的旅途上，孤身一人，痼疾缠身，要想下手是容易的；四、何况，当时的中组部和公安部还被“四人帮”的爪牙控制着，人们对他们派出的人员所作结论不大信任。
郭小川的老上级、当时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就曾悲愤地对我们说：“你爸爸是被害死的呀！”郭小川的老朋友、作家黄秋耘直到前几年，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郭小川的死因有疑点。
我虽然曾于1978年初在给胡耀邦的信中提到我们对死因的怀疑，耀邦同志也对我有所批评，并表示相信中组部和公安部所作结论。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冷静下来想想，越来越觉得郭小川被害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首先，郭小川只是偶尔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并没有深入到高层，不可能掌握什么核心的要害的机密，以至“四人帮”非要杀他灭口；其次，“四人帮”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被捕的，恐怕还没来得及下手杀他们想杀的人；再次，像郭小川这样挺身和“四人帮”及其爪牙斗争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不掌稳了国家机器杀得过来吗？文艺界就有白桦、张天民、王昆等，他们都平安无事；更重要的是，当时郭小川的生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从“四人帮”的角度看用不着杀他。
我和妻子当时虽然已来到林县照顾他，但对他实在缺乏了解，所以也无法真正很好地照顾他、体贴他。他去安阳，我本应当跟随在身边，却被他以孙女小需要照顾为由劝回林县，是有所失职的。
我所谓的对他缺乏了解，一个是在思想上无法与他沟通，没有共同语言，我那时既幼稚而且中极左之毒甚深。因此不能帮助他把内心深处的痛苦有所排遣，有时反而使他增加痛苦。
另一点，就是对他已经十分严重的病情缺乏了解。
今天，经过了三十年时间，我们掌握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材料和证据，完全可以断定，他的不幸身故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有很大关系。而他所患的多种严重疾病完全是由于文革中反复挨整及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因此可以说，文革才是使他遭此不幸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是罪恶的文革杀害了他。
早在文革前的1959年，由于长期过于辛劳和“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缺乏，他就患了肝炎。从此这个病魔就缠上了他，从来没有根治过。1964年10月他参加人民日报社的“社教”工作队下乡搞“四清”，去了一个月，肝炎就急性发作，不得不回京治病。
1967 年初他先是被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揪斗、殴打，罚他在报社打扫了八个月卫生，9月被作家协会造反派揪回作协，关进“牛棚”，挨批斗、殴打，肝炎再度复发，病情一度十分严重，造反派不得不把他单独关到一间小屋，派专人照料他。多亏那位工人心肠好，经常自己动手给他包饺子，身体才慢慢有所恢复。
但郭小川好强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人们往往看到的只是他积极努力学习、劳动的表相，看不到病魔正悄悄蚕食他的健康。1970年1月他在武汉匆匆拔掉满口牙齿，然后赶赴干校劳动第一线。他这“拔掉满口牙齿”正是因为肝脏长期患病，已不能很好地过滤毒素，使他的牙周炎越来越厉害。
在干校，艰苦恶劣的环境和超强的体力劳动，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疾病。到1973年，他除了老毛病肝炎、长期失眠之外，又查出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症。而就在这种身体条件下，他一方面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亲人照顾，更要承受因为他积极写作而招致“四人帮”的迫害——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被江青看到后，江竟然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并指斥郭小川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遂被以极其荒唐的 “罪名”受到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长达一年，失去人身自由，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以至于1975年团泊洼干校附近的一个老医生就告诉别人说“这个老同志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
另一方面，他在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同时，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在持续损害着他的身体：他由于多年在白天工作之余坚持夜间写作，从三十多岁起就患上了长期失眠的毛病，要依赖安眠药。长此以往，他服用安眠药的剂量是常人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些药物的毒素在他体内慢慢积累，导致他后来常常出现幻觉、神智迷糊、步态不稳等情况。
他的另一个不良嗜好就是抽烟，每天要抽一两包香烟，而且不分时候，刚起床就抽，晚上睡觉前还抽，吃了安眠药仍然要抽。1970年到干校之初，人们就多次发现他因为抽着烟睡着了导致烟头掉落床上，烧坏衣物、蚊帐等现象。
1975年底他到林县之后，在招待所就发生过烟头烧着被子的情况。后来因为病重住进县医院，1976年夏又因为烟头烧着被子，医务人员发现他住的病室冒烟，呼唤他不醒，推门不开，只好撞开门把他抬出来。这时他仍在沉睡，而胸前已被阴燃的棉被烫得发红了一大块。
正是由于文革对郭小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反复折磨，致使他的健康持续恶化，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不可能在医院很好地治疗休养，家人也无法负起照料他的责任，加上他自己也很不在意，经常以“幸存者”自况。他在最后的名篇《秋歌》中说“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并不是“一语成谶”，而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不良习惯是了解的，知道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吸烟失火死去……
而没有这“文化大革命”，加诸郭小川一身的所有磨难都不会发生。由此可以说，正是文革十年夺去了他的健康和本来应该安享的晚年，更剥夺了他写出更优秀作品的机会。
说文革才是导致郭小川发生意外的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成立的吧！
已故诗人公刘曾著文沉痛地悼念郭小川，他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江湖多风雨，舟楫恐失利。”是啊，在那哀鸿遍野、风雨飘摇的岁月，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谁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谁又不是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亲人、失去健康乃至丧失生命！郭小川之死，虽然于我们这些亲属是万分悲痛的事情，但放到文革非正常死亡超过一千万人的大背景中去看，不过是千万分之一而已。一千万人的尸身如果堆放在一起，恐怕会比北京的景山还要高吧？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竟然有人似乎已经完全忘掉了中国曾经发生过文革这样的亘古惨祸，甚至认为“老人家”发动文革的本意是为了中国好！呜呼，真正是夏虫不可以语冰！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