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报纸数量高达近两千种，另外还有近万种期刊。看似市场繁荣，但是由于中国的宣传部门对这些媒体的编辑方针控制很严，媒体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这位记者接受访问时说，现在媒体存在的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他说，中国媒体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干脆市场化。要么就干脆国家养起来。仅此两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中国媒体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完全市场化，要么完全由政府养起来！”这是《中国县域经济报》一位记者的感叹。他说，现在的媒体太乱，生存太不容易！《经济日报》属下的《中国县域经济报》几经改名，现在仍不景气。
《中国县域经济报》的前身是《经济日报农村版》，是在 2007年1月1号改名的。在这之前，这份报纸还叫过《中国农机化报》，后来改成《中国县域经济报》，现在是重新启用旧名。这份报纸山西记者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向本台介绍了从《经济日报农村版》改成《中国县域经济报》的原因：“如果你不转向县域经济、面向农村的报纸，生途是个问题。‘县域’就包含了县政府、职能部门、有关经济人士。针对的是有能力的读者。现在的报纸，如果你包罗万象，面儿越大，发行量越少。如果你面儿越窄，针对性越强，发行量就越大。”
据四川的“六四天网”透露，《经济日报农村版》开张时，温家宝总理还曾题词“要真正把农村版办成农民喜闻乐见的报纸”。看来温家宝的愿望没有实现，三年后，农村版因为生存问题不得不改名。此外，这份报纸改名还另有原因。
去年五月份，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曾发通报说，《中国食品质量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日报农村版》以及《中国工业报》的四位记者因为以新闻报导为名涉嫌敲诈被捕，后来这四人都被判刑。浙江的独立记者昝爱宗告诉本台，《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是因为要完成创收任务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其实卜军也是受害者。报社逼良为娼，逼着他去完成创收任务。比如，每年给他加指标，或者是十万块钱。如果你完不成十万，这个五万保证金就不给你了。”
《中国县域经济报》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说，报纸改名和这起丑闻有关，因为已经影响到《经济日报》这份大报的声誉。这位记者还透露说，改名后的《中国县域经济报》还是不景气。中国有八亿农民，真正面向农民的报纸并不多，为什么八亿农民还不能支撑起一份《中国县域经济报》呢？这位记者坦率地说：“因为这些报纸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农民想看的东西没有。它都是些，今天开了什么会啦，会议内容是什么啦。”
对《中国县域经济报》非常了解的昝爱宗批评起这份报纸更是不留情面：“他是屁股指挥脑袋。他坐在那个位子，他认为只要是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就有人看了。比如说，三农问题，他不关注的。他好多版面都是 ‘吹‘。比如，跟县宣传部联系，你出五万块钱，我在报纸上给你登一版宣传稿。这样的报纸谁看？”
中国除了政府养起来的党报、党刊外，其他自负盈亏的媒体都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今年一月份，《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也是因为要完成报社的创收任务，而预谋勒索一家非法煤矿，结果被殴打致死。当被问到这类事情是否会影响到媒体、记者的声誉时，《中国县域经济报》的那位记者说：“绝对，绝对。现在是防火，防盗，防记者。有些领导和你不熟的，干脆电话都不接听。这是普遍性问题。”
这位记者有感于中国媒体的现状，说其实中国只需要三份报纸就可以了：“国家有《人民日报》。省里头有如说 -- 《山西日报》。各地、市有一张报。有这三张报纸，足够啦。现在中国的报纸都重复设置，浪费。现在已经乱得啊，拉广告的，这样的，那样的，都是不择手段的。比如说，有的记者站女同志，就不是以记者这个什么… 我们以前当记者是很崇高的。而现在啊，难啦。”
中国现有报纸数量高达近两千种，另外还有近万种期刊。看似市场繁荣，但是由于中国的宣传部门对这些媒体的编辑方针控制很严，媒体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所以这位记者说，现在媒体存在的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他说，中国媒体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干脆市场化。要么就干脆国家养起来。仅此两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要是中国的媒体完全由政府养起来，岂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现在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中国政府目前也不大可能让媒体完全市场化。《百姓》杂志本是一份深受读者欢迎、面向农村的少有的出版物之一，正是由于它敢于揭露社会弊端，报导老百姓关心的内容，而于最近被迫改版成生活类文摘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