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24 07:52:22作者：阿森
从放映机中退出德国影片《窃听风暴》，从来没有一部影片可以值得连续看两遍的。震撼，极度地震撼。是夜，我失眠了，我在思想着集权制度下的一张张脸。
生活在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失去了笑和快乐的功用。影片用一张张脸告诉了我们，暴力和恐惧扭曲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文化部长在汽车中强奸了女演员克莉丝·玛丽娅，安全机构在剧作家德雷曼家中安装窃听器；轮番对可能的敌对分子的疲劳审讯；安全人员招娼嫖妓；甚至对夫妻隐私，这一切都在党的利益，国家的名义之下变为正当行为，生活在集权制度人民一举一动全部都在党的监视之下，连人的气味也不例外。公民的生死大权掌握在以总书记为首的党的手中，政府不需要让鲜血哗哗的流，政府不需要让枪声砰砰的响，就像影片开始的那样，一只望眼镜把统治下的公民一个个看着可以随手捏死的虫，在强大的集权面前，人没有一分钱的价值，包括窃听员XX7——威尔格兹。
让每个被监视者同时成了一个监视者，这和文革中每个施暴者同时又是受害者一样，把社会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网，人和人之失去了交流，失去了信任，失去了亲情，及便夫妻之间的爱，在革命恐怖之中显得苍白无力，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也只能靠纸条交换信息。这和中国的状况非常相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要么站在革命的一边，要么死亡。那些制造这些游戏规则的人自已也非常不情愿遵守这些规则，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革命者成了六亲不认的冷血杀手！
在国家安全部的餐厅里一位办事员讲了一个笑话。总书记早晨推开窗户对着太阳说:“太阳早晨好！”太阳回答说:“早上好！”中午……，总书记又说:“亲爱的太阳，中午好！”太阳回答:“中午好！”晚上……总书记又说晚上好！但是太阳没有回答，总书记说:“亲爱的太阳怎么啦？”太阳说:“混蛋！别跟我说话，我都忍了一天了。”我没笑，影片中周围的人物也没笑，因为实在不好笑。片刻的宁静，旁边一位同事慢慢地说：“这个故事真有趣，真不错，但是还可以改进。”“但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对你的事业将是多么大的损失，这种笑话是对党的伤害，你叫什么名字？工作证号？在哪个部门？”镜头对准了这位己经失去话语能力的小办事员，他知道他的末日快到了。
二十多年前管我的那个党干部对我说“虽然你不是党员，可是有什么话可以跟党说。”我说“真的什么都可以跟党说？”“当然，包括你跟老婆床上说的和在床上不能说的都要和党说，让党知道。”我说“真的吗，”我嘻皮笑脸接了一句，“什么话都让党知道，那么党的代表大会就像在你家床上召开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那张脸，一张虚伪而又没有灵魂的脸，他恶狠狼地盯住我，我像那位小办事员一样，知道接下来没好事在等我。
三位自由知识份子写了一篇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杀状况的报告，1977年开始政府把东德自杀率作为国家机密，就像今天中国煤矿死多少人，贪官贪了多少钱，领导人讲了什么话，哪位领导要死还没死一样，统统成了国家机密，国家机密成了集权统治者镇压人民信手捏来的工具。总书记也来干涉了，命令一定要查出对党对国家造成危害的根源，整个国家机器随之而转动。三个知识分子和一部打字机对政府造成了危胁，看起来像个笑话，其实任何一个集权独裁者的思维都是一样的，毛泽东抓住一封匿名信的契机对所谓的100万右派开了杀戒，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制度是不能挑战的，哪怕只是一点点。因为，他们长得同一张脸。
“柏林墙倒了！”消息传来，在查看每一个公民来往的信件的监察室里，以革命的名义行使革命权力的革命官员们慢慢地放下手中的工作，默然地站起身，静静地离开了，只剩下耳机里群众的欢呼声。那是绝对精彩的一笔，那些人心里明白：集权统治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集权赖以寄生，集权垮了，他们也该回家了。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最后这位独裁者以杀人罪被起诉，然后流放南美，病死他乡。随即东德档案馆逐步向民众开放，集权时期一批批骇人听闻的罪行展现在人们面前。
几年前看到过一份报导，说在东西德合并后一些东德官员仍居高位，结果记者不买帐，把他们在集权时期做告密者，监视者，造谣者的种种丑态公布于世，使他们纷纷下台，有些材料甚至能让当事者羞耻一辈子。比如:某某人望着西德方向发呆，有叛逃的迹象；今天邻居有客来，他身上的香水味好像不像我们国家生产的；连续三天看见对门太太买了鱼，哪来这么多钱？诸如此类，可以想像在一张可怕的网中，国家情报中心能传来升斗小民的做爱声就不足为奇了。
以前办公室我自认好友的同事移民美国前请我吃饭，饭后拿出一本没写过一个字的本子送我，他非常内疚地对我说，党委和组织部交给了他一个任务，希望他能把我所说所做和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语言和行为记录下来。我说“那么你记了吗？”他说“能记的地方很多，在你身上他们看到社会主义教育的失败，你有些话很剌耳，反过来想想实在也没什么错，所以我一个字没写，这本子送给你作个纪念，千万小心，这些人坏的不得了。”我深受感动，这是一张饱受谨慎但又很快能得到释放的脸，不过我觉得他真应该写些什么去交差，良心当真哪么值钱？集权制度下每一个百姓活得多么艰难啊！
剧作家德雷曼在柏林墙倒后天真地问前文化部长“我被监视了吗？”部长回答：“我们完完全全监视了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回德雷曼信了，当他扯着窃听线从客厅到浴室，从厨房到床头边时，同样生长在集权社会的我太能理解这张痛苦的脸了，愤怒却又无奈。同时我又太能理解德雷曼太太女演员克莉丝·玛丽娅呈受着一个国家暴政的压力而供出打字机的藏匿处，那张后悔和精神塴溃的脸。
东德人是幸运的，他们身边的窃听器和背后望远镜消失了。中国人是不幸运的，我们身边的窃听器，小人，告密者，政权的寄生虫，马屁帮时时刻刻在看着他们认为的敌人，从社会到网页，从国内到国外。只要我们一转身，就能发现一张张痛苦脸和一张张扭曲的脸！
有个朋友具有这种本事，他说他走在唐人街上就能发现谁是地下党，连气味都闻得出，我知道这是廿十多年反革命帽子压在头上修成的“正果”。
这部用德国人拍成的中国电影，至少我认完全说的中国事，在中国无法上演，因为统治者底气不足，无法面对。德国的窃听者、XX7、威尔格兹教授买了德雷曼的回忆录送给了自已，回家忏悔去了。中国的窃听者、XX7、威尔格兹仍然忙得一塌糊涂，他们永远不认为中国的柏林墙会倒，永远不认为中国的独裁者会被送上审判台。可惜，历史只能顺着写，看看《窃听风暴》，你真的会明白很多。
生活在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失去了笑和快乐的功用。影片用一张张脸告诉了我们，暴力和恐惧扭曲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
文化部长在汽车中强奸了女演员克莉丝·玛丽娅，安全机构在剧作家德雷曼家中安装窃听器；轮番对可能的敌对分子的疲劳审讯；安全人员招娼嫖妓；甚至对夫妻隐私，这一切都在党的利益，国家的名义之下变为正当行为，生活在集权制度人民一举一动全部都在党的监视之下，连人的气味也不例外。公民的生死大权掌握在以总书记为首的党的手中，政府不需要让鲜血哗哗的流，政府不需要让枪声砰砰的响，就像影片开始的那样，一只望眼镜把统治下的公民一个个看着可以随手捏死的虫，在强大的集权面前，人没有一分钱的价值，包括窃听员XX7——威尔格兹。
让每个被监视者同时成了一个监视者，这和文革中每个施暴者同时又是受害者一样，把社会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网，人和人之失去了交流，失去了信任，失去了亲情，及便夫妻之间的爱，在革命恐怖之中显得苍白无力，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也只能靠纸条交换信息。这和中国的状况非常相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要么站在革命的一边，要么死亡。那些制造这些游戏规则的人自已也非常不情愿遵守这些规则，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革命者成了六亲不认的冷血杀手！
在国家安全部的餐厅里一位办事员讲了一个笑话。总书记早晨推开窗户对着太阳说:“太阳早晨好！”太阳回答说:“早上好！”中午……，总书记又说:“亲爱的太阳，中午好！”太阳回答:“中午好！”晚上……总书记又说晚上好！但是太阳没有回答，总书记说:“亲爱的太阳怎么啦？”太阳说:“混蛋！别跟我说话，我都忍了一天了。”我没笑，影片中周围的人物也没笑，因为实在不好笑。片刻的宁静，旁边一位同事慢慢地说：“这个故事真有趣，真不错，但是还可以改进。”“但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对你的事业将是多么大的损失，这种笑话是对党的伤害，你叫什么名字？工作证号？在哪个部门？”镜头对准了这位己经失去话语能力的小办事员，他知道他的末日快到了。
二十多年前管我的那个党干部对我说“虽然你不是党员，可是有什么话可以跟党说。”我说“真的什么都可以跟党说？”“当然，包括你跟老婆床上说的和在床上不能说的都要和党说，让党知道。”我说“真的吗，”我嘻皮笑脸接了一句，“什么话都让党知道，那么党的代表大会就像在你家床上召开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那张脸，一张虚伪而又没有灵魂的脸，他恶狠狼地盯住我，我像那位小办事员一样，知道接下来没好事在等我。
三位自由知识份子写了一篇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杀状况的报告，1977年开始政府把东德自杀率作为国家机密，就像今天中国煤矿死多少人，贪官贪了多少钱，领导人讲了什么话，哪位领导要死还没死一样，统统成了国家机密，国家机密成了集权统治者镇压人民信手捏来的工具。总书记也来干涉了，命令一定要查出对党对国家造成危害的根源，整个国家机器随之而转动。三个知识分子和一部打字机对政府造成了危胁，看起来像个笑话，其实任何一个集权独裁者的思维都是一样的，毛泽东抓住一封匿名信的契机对所谓的100万右派开了杀戒，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制度是不能挑战的，哪怕只是一点点。因为，他们长得同一张脸。
“柏林墙倒了！”消息传来，在查看每一个公民来往的信件的监察室里，以革命的名义行使革命权力的革命官员们慢慢地放下手中的工作，默然地站起身，静静地离开了，只剩下耳机里群众的欢呼声。那是绝对精彩的一笔，那些人心里明白：集权统治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集权赖以寄生，集权垮了，他们也该回家了。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最后这位独裁者以杀人罪被起诉，然后流放南美，病死他乡。随即东德档案馆逐步向民众开放，集权时期一批批骇人听闻的罪行展现在人们面前。
几年前看到过一份报导，说在东西德合并后一些东德官员仍居高位，结果记者不买帐，把他们在集权时期做告密者，监视者，造谣者的种种丑态公布于世，使他们纷纷下台，有些材料甚至能让当事者羞耻一辈子。比如:某某人望着西德方向发呆，有叛逃的迹象；今天邻居有客来，他身上的香水味好像不像我们国家生产的；连续三天看见对门太太买了鱼，哪来这么多钱？诸如此类，可以想像在一张可怕的网中，国家情报中心能传来升斗小民的做爱声就不足为奇了。
以前办公室我自认好友的同事移民美国前请我吃饭，饭后拿出一本没写过一个字的本子送我，他非常内疚地对我说，党委和组织部交给了他一个任务，希望他能把我所说所做和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语言和行为记录下来。我说“那么你记了吗？”他说“能记的地方很多，在你身上他们看到社会主义教育的失败，你有些话很剌耳，反过来想想实在也没什么错，所以我一个字没写，这本子送给你作个纪念，千万小心，这些人坏的不得了。”我深受感动，这是一张饱受谨慎但又很快能得到释放的脸，不过我觉得他真应该写些什么去交差，良心当真哪么值钱？集权制度下每一个百姓活得多么艰难啊！
剧作家德雷曼在柏林墙倒后天真地问前文化部长“我被监视了吗？”部长回答：“我们完完全全监视了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回德雷曼信了，当他扯着窃听线从客厅到浴室，从厨房到床头边时，同样生长在集权社会的我太能理解这张痛苦的脸了，愤怒却又无奈。同时我又太能理解德雷曼太太女演员克莉丝·玛丽娅呈受着一个国家暴政的压力而供出打字机的藏匿处，那张后悔和精神塴溃的脸。
东德人是幸运的，他们身边的窃听器和背后望远镜消失了。中国人是不幸运的，我们身边的窃听器，小人，告密者，政权的寄生虫，马屁帮时时刻刻在看着他们认为的敌人，从社会到网页，从国内到国外。只要我们一转身，就能发现一张张痛苦脸和一张张扭曲的脸！
有个朋友具有这种本事，他说他走在唐人街上就能发现谁是地下党，连气味都闻得出，我知道这是廿十多年反革命帽子压在头上修成的“正果”。
这部用德国人拍成的中国电影，至少我认完全说的中国事，在中国无法上演，因为统治者底气不足，无法面对。德国的窃听者、XX7、威尔格兹教授买了德雷曼的回忆录送给了自已，回家忏悔去了。中国的窃听者、XX7、威尔格兹仍然忙得一塌糊涂，他们永远不认为中国的柏林墙会倒，永远不认为中国的独裁者会被送上审判台。可惜，历史只能顺着写，看看《窃听风暴》，你真的会明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