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26 08:06:42作者：
香港人杜聪低调资助河南上蔡等地艾滋孤儿上学长达五年，但遭遇新任县委书记李海洲责难，被非法没收其电脑、资料，禁止村访。虽做出种种妥协与地方政府合作做慈善，但杜聪和他的基金会依然被提防，工作困难重重。
不弃不舍义助艾滋孤儿求学，香港人杜聪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区走过了五个年头，帮助近六千多艾滋孤儿继续学业，资助捐款近千万人民币。这五年来，不管夏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杜聪都会出现在华中平原艾滋病高发区的农村，一家家访问，一户户送上关怀和礼物，给新学期即将开学的一些受资助的艾滋孤儿送上学杂费或生活补助款。接受资助的艾滋孤儿逐渐摆脱艾滋病的阴影，尝试著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从去年冬天开始，杜聪去看望艾滋家庭的村民，被河南上蔡的公安派人阻拦，把他赶出村去；他给村里农民送新年挂历，被公安派人没收；储存著上蔡县艾滋孤儿助学资料的电脑被公安强行拿走……杜聪一直低调为艾滋遗孤助学，最近却遭遇上蔡县新领导上台后的一轮轮打压，不让杜聪为上蔡县艾滋孤儿提供助学的援助，甚至不欢迎杜聪到上蔡。
九十年代初，中国内地贫苦农民透过卖血赚钱，却大量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受影响的家庭顿失支柱，孩子既没有谋生养活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支付学杂费继续学业。“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在她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写道：艾滋病夺走了许多青壮年患者的生命，每一个死者身后都会留下一到三名孤儿，甚至更多。这些“艾滋孤儿本人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他们却在贫困、失学、歧视和别人的冷漠中孤苦伶仃地生活著。这些孩子若一直处在生活无著、失去教育机会的境地，长大后他们将成为文盲、法盲，极可能扰乱社会，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这些艾滋孤儿需要社会伸出援手。
跟随高耀洁
出生在香港的杜聪从小到美国就学，读完大学回到香港，他本来有一份投资银行的很好工作，热心社会公益的爱好，使他投入到香港智行基金会资助失学儿童的工作。因缘际会，他认识了高耀洁。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他跟随高耀洁来到河南省上蔡县探望艾滋病人，农田中大量的新坟、农家中痛苦挣扎著的艾滋病人、没人照顾面临失学的艾滋孤儿都令杜聪震惊。杜聪放弃了他投资银行的工作，专职投入到资助艾滋孤儿的行动中。
二零零二年夏天开学，上蔡县当地一个村原来没有能力上学的一百二十七个小学和中学生，因为杜聪为他们交付了学杂费而重新走进了学校。以后，一个村变成了三个村，一个上蔡县发展到河南的四个县和山东、安徽等地，受杜聪的基金会资助的学生达六千多人。
五年来，杜聪把这些艾滋孤儿当作自己的孩子般看待，冬天送毛毯送鸡蛋，暑期安排夏令营，他把社会人士的捐款全部用于艾滋孤儿的助学中，自己没有从中拿一分钱。五年来，他几乎用完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最近不得不再去投资银行打一份工。母亲觉得奇怪，河南与杜聪非亲非故，不是祖籍地，不是出生地，杜聪为什么要那样倾心。杜聪因此获得了二零零五年的香港杰出青年、二零零六年度世界杰出青年的称号，但他更为六千多艾滋孤儿重新露出欢笑而感到兴奋。
资助受调查
杜聪的付出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却并没有得到上蔡县新来县委书记李海洲的支持。去年，上蔡县撤换领导人，前县委书记涉贪被捕，新领导似乎对杜聪的好意资助并不领情。政府调查杜聪的智行基金会是否有宗教背景、政治背景、有没有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等。结论是都没有。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杜聪有违法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当局还是容不下杜聪助学艾滋孤儿的行为。
二零零六年暑假，杜聪安排受资助的上蔡大学生回家乡帮助家访，鼓励村内艾滋孤儿坚强面对人生、读好书。杜聪希望让一些受资助考上大学的艾滋孤儿用亲身的经历、人生的经验去带动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他认为，这样做的效果一定会比杜聪或者志愿者更好。杜聪说：“这些孩子可以形成一个互助互救的体系。”这一年他组织了十六个大学生回家乡做义工。
八月六日，上蔡县公安人员把其中一个大学生叫到公安局去问话，警告不能这样做，说杜聪创办的智行基金会是非法组织，不正规，学生的行为是被人利用了，令孩子很害怕。八月九日半夜十二点多，上蔡公安又到杜聪在上蔡的助手家中，一定要她带著去办公室把两台电脑和全部资料都取走。没有搜查令，也没有留下任何收条。
杜聪写信给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海洲，说明智行基金会的情况，希望可以当面向县领导汇报，信发出后石沉大海。
九月开学了，一直受资助的大学生或高中生的家长和学生们来询问新学期的学费，但县里一直没有通知，杜聪也不敢轻举妄动。几十个家长和学生们等不住了，结伴去县里、省里上访。当时就有上访的农民被抓，其中有一个农民还被关了好几天。政府认为他们破坏了和谐，而这些农民只是要求政府能让杜聪继续资助孩子们的学费。
捐款发放有玄机
十月，上蔡民政局属下的慈善总会出面找到杜聪，要求他把捐款划入他们的银行账户，由他们发放给学生，遭到杜聪婉拒。杜聪在资助学生的过程中，从不把捐款人的款项交由第二人发放，一定坚持自己第一手交到学校让孩子读书。但从实际出发，杜聪还是妥协了，最终同意配合上蔡县慈善总会一起做助学事宜，共同给学校艾滋孤儿发放学杂费。
但即使是这样的要求都遭到上蔡的拒绝。杜聪去看望上访的村民，走到村口就被赶来的公安拦阻，阻止杜聪进村家访，硬把杜聪接走。杜聪对亚洲周刊表示：“村里有我的朋友，我是去看朋友的。我已经很忍声吞气了，怎么可以连我去看朋友的权力都要剥夺？这些都是我关心了好几年的家庭。你没有法律依据不让我在上蔡走动，即使和县里合作，我也没有答应要放弃家访的权力。”
亚洲周刊接通了河南省上蔡县委书记李海洲的电话，询问为什么不接受杜聪资助上蔡县艾滋孤儿上学的善意。李海洲表示：“很欢迎来上蔡做善事，但要办手续，要上级部门批准，和民政慈善部门合作一起搞，否则我很难办。”李海洲说，经上级批准后，县里才好操作，他强调执行的是上级指示和政策，公安部门对没有注册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取缔。至于公安部门没有搜查令取走电脑一事，李海洲表示不知情。李海洲还表示，海外非政府组识资助了这家，不给那家，民众间会互相攀比， “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
事实上，杜聪在上蔡资助艾滋孤儿长达近五年的时间内，与上蔡县卫生局、教育局都签署了合作协议，得到政府的批准，有政府的红头文件，并遵守对政府的承诺。即使筹款也不提上蔡的名字。为了实实在在地提供帮助，几年来，杜聪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政府。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考察了上蔡的艾滋病情况后，政府提出对艾滋孤儿“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但也遇到技术上的问题，孤儿的定义是父母双亡，但艾滋病患者发病时都失去劳动能力，孩子就不能读书了。有的是去世一个，就不符合政策照顾规定。而中央政策下达，地方执行有困难，学校没钱。杜聪表示，遇到这些问题，都由智行基金会拨钱解决，所以学校及政府都感激。后来中央拨款多了，地方政府也可以解决一部分，杜聪就拾遗补缺，政府给一部分，基金会给一部分，“我们不重复政府的工作，尽量配合政府工作，与政府卫生、教育部门合作，相处得很好”。而且同样处于河南的其他三个县，当地政府都非常欢迎杜聪的资助，并给予很大的支持。
杜聪表示，民众间的互相攀比不是问题，只要上蔡政府同意，他愿意将上蔡所有有困难的艾滋孤儿的学习问题都承担起来。现在的问题是，上蔡县的一些学校都接到通知，不允许接受杜聪智行基金会为受困艾滋孤儿的资助。
救助艾滋孤儿是救火
杜聪一直秉承这样的想法：卖血造成的艾滋病灾难，不是政府有意要这么做，“好比发生了火灾，我是救火员，是来帮助政府救火的，而不是来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这就是很多官员愿意接受我们、帮助我们做好工作的理由”。但假定起火是无意之失，但有人来帮助救火，减少损失，政府却加以阻挠，这就不是无意的了。
虽然，中国有了经济实力，政府也拨款加强对艾滋病患者及家庭的帮助，但艾滋病造成的后果，需要对受害者的资助远远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能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医疗救治、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权益问题等。有些问题是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如艾滋病患者及家属需要关爱、心理辅导等，政府仅用钱是做不到的。
靳薇是第一个在领导干部中开设预防艾滋病课程、并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暑颁发奖项的学者。靳薇曾专程到上蔡考察杜聪的资助工作，她认为杜聪对艾滋孤儿的帮助主要在后四个层面上，“他给艾滋孤儿的家庭发学杂费、发生活补贴、甚至发鸡蛋毛毯，在前些年政府尚未介入资助时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靳薇认为，即使中国政府已经十分重视艾滋孤儿的生存及教育问题，拨出大量款项后，杜聪的资助空间仍然很大。靳薇说：“杜聪组织孩子参加夏令营、绘画比赛是心理疗伤，安排一些大学生到香港参加马拉松赛跑，都有利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
靳薇特别强调，艾滋孤儿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很突出。靳薇就曾为一名艾滋孤儿名誉权受损问题与媒体对簿公堂，最后得到公正判决。靳薇认为，这些具体问题政府都难以做到，但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每年以三成的速度递增。至二零零五年底，河南省就有二万八千多名受艾滋病影响失去父母的孩子。靳薇希望上蔡政府可以更为开放、大胆依靠真正做实事的非政府组织。
绝不放弃上蔡
虽然遭到打压，但四百多个高中生、大学生依然陆续拿到了他们每学期的学费。杜聪让他们在银行开了户口，直接将钱汇入他们的银行账户内。杜聪说，虽然被人拿走了电脑、资料，“我们还有备份，政府难以阻挠我们资助艾滋孤儿完成学业的工作”。杜聪也想方设法排除阻挠，继续为上蔡一些中小学生送上资助。
其实，智行基金会已经在中国的七八个县开展工作，资助的艾滋孤儿也越来越多，有朋友劝杜聪何不放弃上蔡县，但杜聪誓言绝不会放弃。
杜聪的这份执著有些官员可能永远不会明白，因为五年前，杜聪对那些现已逝去的艾滋孤儿父母有过“一定要让他们的子女读好书”的承诺。杜聪对那些官员说：“我不是因为你们而来，我也绝不会因为你们而走。”■
杜聪小档案一九六七年生于香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曾在华尔街工作十年从事金融工作。一九九八年，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由一九九九年起，他获香港政府委任为艾滋病预防及护理委员会的委员。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抗艾英雄”、“世界杰出青年”等称号。
不弃不舍义助艾滋孤儿求学，香港人杜聪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区走过了五个年头，帮助近六千多艾滋孤儿继续学业，资助捐款近千万人民币。这五年来，不管夏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杜聪都会出现在华中平原艾滋病高发区的农村，一家家访问，一户户送上关怀和礼物，给新学期即将开学的一些受资助的艾滋孤儿送上学杂费或生活补助款。接受资助的艾滋孤儿逐渐摆脱艾滋病的阴影，尝试著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从去年冬天开始，杜聪去看望艾滋家庭的村民，被河南上蔡的公安派人阻拦，把他赶出村去；他给村里农民送新年挂历，被公安派人没收；储存著上蔡县艾滋孤儿助学资料的电脑被公安强行拿走……杜聪一直低调为艾滋遗孤助学，最近却遭遇上蔡县新领导上台后的一轮轮打压，不让杜聪为上蔡县艾滋孤儿提供助学的援助，甚至不欢迎杜聪到上蔡。
九十年代初，中国内地贫苦农民透过卖血赚钱，却大量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受影响的家庭顿失支柱，孩子既没有谋生养活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支付学杂费继续学业。“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在她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写道：艾滋病夺走了许多青壮年患者的生命，每一个死者身后都会留下一到三名孤儿，甚至更多。这些“艾滋孤儿本人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他们却在贫困、失学、歧视和别人的冷漠中孤苦伶仃地生活著。这些孩子若一直处在生活无著、失去教育机会的境地，长大后他们将成为文盲、法盲，极可能扰乱社会，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这些艾滋孤儿需要社会伸出援手。
跟随高耀洁
出生在香港的杜聪从小到美国就学，读完大学回到香港，他本来有一份投资银行的很好工作，热心社会公益的爱好，使他投入到香港智行基金会资助失学儿童的工作。因缘际会，他认识了高耀洁。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他跟随高耀洁来到河南省上蔡县探望艾滋病人，农田中大量的新坟、农家中痛苦挣扎著的艾滋病人、没人照顾面临失学的艾滋孤儿都令杜聪震惊。杜聪放弃了他投资银行的工作，专职投入到资助艾滋孤儿的行动中。
二零零二年夏天开学，上蔡县当地一个村原来没有能力上学的一百二十七个小学和中学生，因为杜聪为他们交付了学杂费而重新走进了学校。以后，一个村变成了三个村，一个上蔡县发展到河南的四个县和山东、安徽等地，受杜聪的基金会资助的学生达六千多人。
五年来，杜聪把这些艾滋孤儿当作自己的孩子般看待，冬天送毛毯送鸡蛋，暑期安排夏令营，他把社会人士的捐款全部用于艾滋孤儿的助学中，自己没有从中拿一分钱。五年来，他几乎用完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最近不得不再去投资银行打一份工。母亲觉得奇怪，河南与杜聪非亲非故，不是祖籍地，不是出生地，杜聪为什么要那样倾心。杜聪因此获得了二零零五年的香港杰出青年、二零零六年度世界杰出青年的称号，但他更为六千多艾滋孤儿重新露出欢笑而感到兴奋。
资助受调查
杜聪的付出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却并没有得到上蔡县新来县委书记李海洲的支持。去年，上蔡县撤换领导人，前县委书记涉贪被捕，新领导似乎对杜聪的好意资助并不领情。政府调查杜聪的智行基金会是否有宗教背景、政治背景、有没有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等。结论是都没有。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杜聪有违法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当局还是容不下杜聪助学艾滋孤儿的行为。
二零零六年暑假，杜聪安排受资助的上蔡大学生回家乡帮助家访，鼓励村内艾滋孤儿坚强面对人生、读好书。杜聪希望让一些受资助考上大学的艾滋孤儿用亲身的经历、人生的经验去带动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他认为，这样做的效果一定会比杜聪或者志愿者更好。杜聪说：“这些孩子可以形成一个互助互救的体系。”这一年他组织了十六个大学生回家乡做义工。
八月六日，上蔡县公安人员把其中一个大学生叫到公安局去问话，警告不能这样做，说杜聪创办的智行基金会是非法组织，不正规，学生的行为是被人利用了，令孩子很害怕。八月九日半夜十二点多，上蔡公安又到杜聪在上蔡的助手家中，一定要她带著去办公室把两台电脑和全部资料都取走。没有搜查令，也没有留下任何收条。
杜聪写信给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海洲，说明智行基金会的情况，希望可以当面向县领导汇报，信发出后石沉大海。
九月开学了，一直受资助的大学生或高中生的家长和学生们来询问新学期的学费，但县里一直没有通知，杜聪也不敢轻举妄动。几十个家长和学生们等不住了，结伴去县里、省里上访。当时就有上访的农民被抓，其中有一个农民还被关了好几天。政府认为他们破坏了和谐，而这些农民只是要求政府能让杜聪继续资助孩子们的学费。
捐款发放有玄机
十月，上蔡民政局属下的慈善总会出面找到杜聪，要求他把捐款划入他们的银行账户，由他们发放给学生，遭到杜聪婉拒。杜聪在资助学生的过程中，从不把捐款人的款项交由第二人发放，一定坚持自己第一手交到学校让孩子读书。但从实际出发，杜聪还是妥协了，最终同意配合上蔡县慈善总会一起做助学事宜，共同给学校艾滋孤儿发放学杂费。
但即使是这样的要求都遭到上蔡的拒绝。杜聪去看望上访的村民，走到村口就被赶来的公安拦阻，阻止杜聪进村家访，硬把杜聪接走。杜聪对亚洲周刊表示：“村里有我的朋友，我是去看朋友的。我已经很忍声吞气了，怎么可以连我去看朋友的权力都要剥夺？这些都是我关心了好几年的家庭。你没有法律依据不让我在上蔡走动，即使和县里合作，我也没有答应要放弃家访的权力。”
亚洲周刊接通了河南省上蔡县委书记李海洲的电话，询问为什么不接受杜聪资助上蔡县艾滋孤儿上学的善意。李海洲表示：“很欢迎来上蔡做善事，但要办手续，要上级部门批准，和民政慈善部门合作一起搞，否则我很难办。”李海洲说，经上级批准后，县里才好操作，他强调执行的是上级指示和政策，公安部门对没有注册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取缔。至于公安部门没有搜查令取走电脑一事，李海洲表示不知情。李海洲还表示，海外非政府组识资助了这家，不给那家，民众间会互相攀比， “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
事实上，杜聪在上蔡资助艾滋孤儿长达近五年的时间内，与上蔡县卫生局、教育局都签署了合作协议，得到政府的批准，有政府的红头文件，并遵守对政府的承诺。即使筹款也不提上蔡的名字。为了实实在在地提供帮助，几年来，杜聪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政府。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考察了上蔡的艾滋病情况后，政府提出对艾滋孤儿“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但也遇到技术上的问题，孤儿的定义是父母双亡，但艾滋病患者发病时都失去劳动能力，孩子就不能读书了。有的是去世一个，就不符合政策照顾规定。而中央政策下达，地方执行有困难，学校没钱。杜聪表示，遇到这些问题，都由智行基金会拨钱解决，所以学校及政府都感激。后来中央拨款多了，地方政府也可以解决一部分，杜聪就拾遗补缺，政府给一部分，基金会给一部分，“我们不重复政府的工作，尽量配合政府工作，与政府卫生、教育部门合作，相处得很好”。而且同样处于河南的其他三个县，当地政府都非常欢迎杜聪的资助，并给予很大的支持。
杜聪表示，民众间的互相攀比不是问题，只要上蔡政府同意，他愿意将上蔡所有有困难的艾滋孤儿的学习问题都承担起来。现在的问题是，上蔡县的一些学校都接到通知，不允许接受杜聪智行基金会为受困艾滋孤儿的资助。
救助艾滋孤儿是救火
杜聪一直秉承这样的想法：卖血造成的艾滋病灾难，不是政府有意要这么做，“好比发生了火灾，我是救火员，是来帮助政府救火的，而不是来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这就是很多官员愿意接受我们、帮助我们做好工作的理由”。但假定起火是无意之失，但有人来帮助救火，减少损失，政府却加以阻挠，这就不是无意的了。
虽然，中国有了经济实力，政府也拨款加强对艾滋病患者及家庭的帮助，但艾滋病造成的后果，需要对受害者的资助远远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能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医疗救治、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权益问题等。有些问题是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如艾滋病患者及家属需要关爱、心理辅导等，政府仅用钱是做不到的。
靳薇是第一个在领导干部中开设预防艾滋病课程、并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暑颁发奖项的学者。靳薇曾专程到上蔡考察杜聪的资助工作，她认为杜聪对艾滋孤儿的帮助主要在后四个层面上，“他给艾滋孤儿的家庭发学杂费、发生活补贴、甚至发鸡蛋毛毯，在前些年政府尚未介入资助时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靳薇认为，即使中国政府已经十分重视艾滋孤儿的生存及教育问题，拨出大量款项后，杜聪的资助空间仍然很大。靳薇说：“杜聪组织孩子参加夏令营、绘画比赛是心理疗伤，安排一些大学生到香港参加马拉松赛跑，都有利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
靳薇特别强调，艾滋孤儿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很突出。靳薇就曾为一名艾滋孤儿名誉权受损问题与媒体对簿公堂，最后得到公正判决。靳薇认为，这些具体问题政府都难以做到，但非政府组织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每年以三成的速度递增。至二零零五年底，河南省就有二万八千多名受艾滋病影响失去父母的孩子。靳薇希望上蔡政府可以更为开放、大胆依靠真正做实事的非政府组织。
绝不放弃上蔡
虽然遭到打压，但四百多个高中生、大学生依然陆续拿到了他们每学期的学费。杜聪让他们在银行开了户口，直接将钱汇入他们的银行账户内。杜聪说，虽然被人拿走了电脑、资料，“我们还有备份，政府难以阻挠我们资助艾滋孤儿完成学业的工作”。杜聪也想方设法排除阻挠，继续为上蔡一些中小学生送上资助。
其实，智行基金会已经在中国的七八个县开展工作，资助的艾滋孤儿也越来越多，有朋友劝杜聪何不放弃上蔡县，但杜聪誓言绝不会放弃。
杜聪的这份执著有些官员可能永远不会明白，因为五年前，杜聪对那些现已逝去的艾滋孤儿父母有过“一定要让他们的子女读好书”的承诺。杜聪对那些官员说：“我不是因为你们而来，我也绝不会因为你们而走。”■
杜聪小档案一九六七年生于香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曾在华尔街工作十年从事金融工作。一九九八年，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由一九九九年起，他获香港政府委任为艾滋病预防及护理委员会的委员。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抗艾英雄”、“世界杰出青年”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