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29 08:46:37作者：
——浅析党文化
在我看来，被中共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加以迫害的数十万中国人，其实是左派，因为他们多在国共两党之争时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共的知识分子才算右派，比如苏雪林，真正的右派也多在中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要么撤到台湾，要么远走他乡。所以，我对被共产党的右派帽子压垮甚至压死的罗隆基们没有敬意，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咎由自取，而对林希翎们我则颇为惋惜，因为中共反右时，她们还是大学生，不能说她们帮共产党骗取了民心，而初生牛犊不怕虎，她们是在享用言论自由时遭到了共产党的迫害。但这些大学生右派也只不过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向共产党提了点意见，并没有反共言论。林昭也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后才逐渐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从左派变成了右派。
茅盾、巴金等对“右派”落井下石的红色作协主席及其成员自然属左派无疑，但在文革中他们遭到的批斗一点儿不比遭他们批判的“右派”少，甚至更猛烈、更残酷，这也算是善恶必报的一种表现！
在北大先后被当做“右派”和“左派”遭到迫害的季羡林和聂元梓之间，我则觉得聂元梓比季羡林值得同情，因为季羡林曾留学德国，目睹过黑色恐怖，他居然至今乐当红色恐怖的花瓶，而聂元梓倒有所觉醒！
简言之，“右派”和“左派”都在党文化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罗隆基们和茅盾们让我无法有好感，也不可能加以纪念，不过我赞赏“右派”之女章诒和对右派的纪念，一来是因为她的古文功底和作品散发的汉文化气息，二来她有助于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共历史或红色中国。
今年四月参加与党文化唱对台戏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研讨会时，获知既是“右派”之女，又是“右派”之妻的羊子（王若望遗孀）号召纪念王实味，对此我可以理解，但持相反看法。
１ 天生右派
在羊子和我一同抵达东道主刘阳为研讨会选定的酒店后，被赵晶安排住同一个房间。我向羊子建议，我用房间右边的东西，我自己的东西也放右边。那时，我没想到她和“右派”的关系，只是出于我遵从男左女右的习惯，在西方和男友上街，即使我想走左边，也都无一例外地被请到右边，这是西方绅士风度的一种表现，因为右边有橱窗供观赏，而左边靠车行道，危险性大些。
羊子欣然应允，在我们同吃同住同开会同观光的几天里，羊子用左边的衣架，左边的杯子……和我互不侵犯，和睦相处。不过，我们没有象上次开会时，桑妮和我同住那样不停地说笑，引得住在隔壁的陶洛诵大叹我俩象小姑娘，居然可以如此开心。是啊，与文革一代的陶洛诵相比桑妮和我作为文革同龄人实在幸运，在大陆时未尝过共产党的苦头，现在又在海外饱尝法轮功的甜头。
因为时差等因素，我在新西兰醒的很早，每天我等睡左边床上的羊子也醒了，就开始炼功。羊子则做早操，还一再叫我把炼功音乐放大声点。
了解羊子和我的仲维光表示我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可喜的是我和羊子在一起比和我妈在一起有话可说，可惜她常对我的话持怀疑态度，最好笑的是，她不相信我可以和异性同床，但不越轨，连这她都怀疑，她怎么能象我一样相信神的存在？其实，我能抵挡住色诱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佛教宣扬的“万恶淫为首”深信不疑。
现在想来，羊子对我的怀疑态度应该算党文化的表现，因为凡受党文化毒害者都既不相信人，更不相信神。难能可贵的是羊子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中，却保留了出类拔萃的个性，并勇于张扬受党文化压制的爱情。
羊子文革时结识她母亲的同学、大她二十岁的“右派”王若望，相识不久，王若望就成为他曾不惜生命捍卫的共产党的囚徒。羊子居然痴等、苦恋了王叔叔十二个年头，一直到七九年，她四十一岁时才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今年也是四十一岁，也曾在二十八岁时爱上了一位叔叔，但我的热恋经不起我妈的一顿臭骂，因为爱情在我的人生中不起主导作用，我也难以容忍对方的“坏习惯”，而羊子可以容忍王若望的“坏习惯”。我赞叹羊子的苦恋，庆幸自己没酿苦果。
党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受害者、中毒者推崇党文化的奠基人比如鲁迅。羊子知道我蔑视鲁迅，我也知道王若望推崇鲁迅，在贺年卡上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是鲁迅题词的文革时代，正是羊子无心选中的一个有鲁迅题词的贺年卡让王若望先萌发对她的恋情。
遗憾的是羊子因为有“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之说”便爱屋及乌纪念起王实味来。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把我对王实味的看法诉诸笔端，希望同行们尤其是羊子从中意识到党文化的流毒。
２ 王若望（1918-2001）与王实味（1906-1947）
第一个为王实味翻案的是戴晴。戴晴于一九八八年写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促使中共公安部九一年发出了《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文件指出：“在复查中没有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戴晴虽然在“六四”屠杀后宣布退党，并曾入狱，但她对共产党似乎还心存幻想。
而羊子已经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因为在研讨会上当有人表示中共已经变好，值得我们鼓励时，羊子象我一样加以反驳，因为她和我一样要共产党停止杀人，而不是鼓励它少杀人或赞扬它与过去相比杀人的手段变得隐蔽了。
我赞成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袁红冰在零六年召开第一届年会时邀请羊子带着王若望的遗像与会。因为王若望和林牧都是在饱尝中共的迫害后最终唾弃了共产党的中共高干。他们的遭遇就是共产党邪恶的明证。
零四年，我在《我看“五四”》一文中对王若望有过高度评价，并就他说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个小毛泽东，表示，我以为更应该是鲁迅，况且他还被毛泽东封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事实上，认识到毛泽东邪恶的人相对而言比认识到鲁迅邪恶的要多得多，我相信王若望至死都没有质疑过鲁迅，虽然如果他只要用他从圣经中摘录的座右铭“爱是不妒嫉，……只喜欢真理……凡事忍耐……”来对照一下鲁迅，就会发现鲁迅的人品和作品正好是其对立面。
王若望是上了共产党骗的正直之士，也因此他才一再遭受中共的迫害，并两次被投入监狱。这位十五岁在“左联”的红色文艺诱惑下走上迷途，十九岁投奔延安，加入中共的老干部被开除党籍后，在七十四岁时被迫流亡海外并客死他乡。
王若望流亡到海外后曾有意“整合民运”。撇开共特的破坏不说，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就因为民运不同于共运，各种政治组织不仅不可能被整合，而且还会越来越分散。八九年后民运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与共产党对垒的政治组织没有被统一，而是在分裂，也即在增加，与此同时，各种信仰团体也越来越多……这是民运的正常现象！只有受党文化毒害的人才会视民运的常态是“一盘散沙”而发出“整合民运”的呼声。
我以为袁红冰、仲维光等自由文化人象我一样虽然尊敬王若望，但不可能把王若望视为精神楷模，因为我们都推崇中华文化，视马列主义为精神垃圾，而王若望是一个会背马列著作的红色文人，即使他被中共开除党籍，投身民运，所言所行包括他的遗言都表明王若望是个被共产党逼上反共之路的党文化人。
王若望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他虽相信马列，但没有失去人性。王若望的人性光辉可从他的两任妻子对他的态度加以证明。
第一任妻子李明（1920-1965）在王若望被扣上“右派”帽子时在党和他之间选择了后者，并因此被株连，导致精神失常。而羊子在王若望六四屠杀后遭到迫害时，不仅不离不弃，还敢于公开表达思夫之情，并与夫君同甘共苦直到他去世。现在，羊子一心盼望能捧着先夫的骨灰回到故国。如果王若望不是好男人，好丈夫，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痴情的妻子？
可是王实味则不一样。首先，王实味比王若望大十二岁，而且，比童工出身的王若望受教育的程度高，不应该误入歧途。因为稍微有点头脑的大学生都不可能相信共产党宣扬的那一套歪理邪说，即使像我这样在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八十年代都会凭本能拒绝申请加入共产党，我们班十六人，毕业时就一人入党，他获得了入党的好处，但也已死于车祸，而别人全都健在，这也算是入恶党会遭恶报的一个实例。
在查阅王若望与王实味的生平事迹时，我再一次惊叹共产国际的无孔不入。当童工的王若望三四年在上海被地下党员挑动起来罢工，并因此被捕；而二六年当学生的王实味则被北大地下党发展成了党员，可他却因追求《野百合花》提到的“革命同志”李芬和党组织闹矛盾而脱离组织关系。那年他二十岁，照理他应该从党组织干涉党员私事上对共产党有所认识，可是他却在三七年，三十一岁时置带着两个小孩并怀有身孕的妻子于不顾投奔“匪区”。
在延安他果然物以稀为贵，以翻译才能挣得只比毛泽东少半个大洋的厚待。然而，他虽借师生关系，凭实力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再娶一位小他十二岁的鲁艺女演员，却无法赢得女演员的爱。这位女演员后来宁肯躲在山洞里也不愿被他接回家，可想而知，王实味多么乏味！而也演过红色戏剧的李明则是在几乎相同的时候嫁给待遇比王实味差的王若望，并从此和王若望生养了七个孩子，直到在“反右运动”时被逼疯，四十五岁时病死。
无论王实味多么不招人喜爱，他却象王若望们一样属于撰文指出“革命圣地”阴暗面的“暴露派”。当毛泽东开始“整风”，召开批判大会时，和王实味本属一派的丁玲立即低头认错并把矛头指向拒绝认错的王实味。丁玲声称：“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并提出对王实味“要痛打落水狗”。艾青则表示：“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时，就象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是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与后来遭到恶报的丁玲、艾青相比，王实味似乎更有文人风骨，但有研究者断定王实味“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从上述评论和相关资料来看，我猜想王实味恐怕已被迫害致疯，可惜我却没找到王实味是中华儿女应该纪念的英烈的任何言行。王实味虽被共产党砍了头，但在我看来《野百合花》完全在党文化范畴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况且王实味也推崇鲁迅，算个小鲁迅，甚至和鲁迅患同样的病症，其作品也颇有鲁迅色彩，属“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就凭王实味在延安翻译了两百万字的马列著作的简单事实来看，我就只能说他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因为一个遵从“仁义礼智信”的中华好男儿绝不可能热衷翻译如此低劣的暴力邪说，更何况其时中华民族正需要抗击日本侵略者！
总之，无论是中共推崇的鲁迅还是被中共砍头的王实味都是党文化的铺路石，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该清除的路障，值得中华儿女纪念的是反共的苏雪林们和不学马列的陈寅恪们！
二零零零七年五月 于莱茵河畔
在我看来，被中共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加以迫害的数十万中国人，其实是左派，因为他们多在国共两党之争时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共的知识分子才算右派，比如苏雪林，真正的右派也多在中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要么撤到台湾，要么远走他乡。所以，我对被共产党的右派帽子压垮甚至压死的罗隆基们没有敬意，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咎由自取，而对林希翎们我则颇为惋惜，因为中共反右时，她们还是大学生，不能说她们帮共产党骗取了民心，而初生牛犊不怕虎，她们是在享用言论自由时遭到了共产党的迫害。但这些大学生右派也只不过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向共产党提了点意见，并没有反共言论。林昭也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后才逐渐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从左派变成了右派。
茅盾、巴金等对“右派”落井下石的红色作协主席及其成员自然属左派无疑，但在文革中他们遭到的批斗一点儿不比遭他们批判的“右派”少，甚至更猛烈、更残酷，这也算是善恶必报的一种表现！
在北大先后被当做“右派”和“左派”遭到迫害的季羡林和聂元梓之间，我则觉得聂元梓比季羡林值得同情，因为季羡林曾留学德国，目睹过黑色恐怖，他居然至今乐当红色恐怖的花瓶，而聂元梓倒有所觉醒！
简言之，“右派”和“左派”都在党文化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罗隆基们和茅盾们让我无法有好感，也不可能加以纪念，不过我赞赏“右派”之女章诒和对右派的纪念，一来是因为她的古文功底和作品散发的汉文化气息，二来她有助于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共历史或红色中国。
今年四月参加与党文化唱对台戏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研讨会时，获知既是“右派”之女，又是“右派”之妻的羊子（王若望遗孀）号召纪念王实味，对此我可以理解，但持相反看法。
１ 天生右派
在羊子和我一同抵达东道主刘阳为研讨会选定的酒店后，被赵晶安排住同一个房间。我向羊子建议，我用房间右边的东西，我自己的东西也放右边。那时，我没想到她和“右派”的关系，只是出于我遵从男左女右的习惯，在西方和男友上街，即使我想走左边，也都无一例外地被请到右边，这是西方绅士风度的一种表现，因为右边有橱窗供观赏，而左边靠车行道，危险性大些。
羊子欣然应允，在我们同吃同住同开会同观光的几天里，羊子用左边的衣架，左边的杯子……和我互不侵犯，和睦相处。不过，我们没有象上次开会时，桑妮和我同住那样不停地说笑，引得住在隔壁的陶洛诵大叹我俩象小姑娘，居然可以如此开心。是啊，与文革一代的陶洛诵相比桑妮和我作为文革同龄人实在幸运，在大陆时未尝过共产党的苦头，现在又在海外饱尝法轮功的甜头。
因为时差等因素，我在新西兰醒的很早，每天我等睡左边床上的羊子也醒了，就开始炼功。羊子则做早操，还一再叫我把炼功音乐放大声点。
了解羊子和我的仲维光表示我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可喜的是我和羊子在一起比和我妈在一起有话可说，可惜她常对我的话持怀疑态度，最好笑的是，她不相信我可以和异性同床，但不越轨，连这她都怀疑，她怎么能象我一样相信神的存在？其实，我能抵挡住色诱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佛教宣扬的“万恶淫为首”深信不疑。
现在想来，羊子对我的怀疑态度应该算党文化的表现，因为凡受党文化毒害者都既不相信人，更不相信神。难能可贵的是羊子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中，却保留了出类拔萃的个性，并勇于张扬受党文化压制的爱情。
羊子文革时结识她母亲的同学、大她二十岁的“右派”王若望，相识不久，王若望就成为他曾不惜生命捍卫的共产党的囚徒。羊子居然痴等、苦恋了王叔叔十二个年头，一直到七九年，她四十一岁时才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今年也是四十一岁，也曾在二十八岁时爱上了一位叔叔，但我的热恋经不起我妈的一顿臭骂，因为爱情在我的人生中不起主导作用，我也难以容忍对方的“坏习惯”，而羊子可以容忍王若望的“坏习惯”。我赞叹羊子的苦恋，庆幸自己没酿苦果。
党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受害者、中毒者推崇党文化的奠基人比如鲁迅。羊子知道我蔑视鲁迅，我也知道王若望推崇鲁迅，在贺年卡上除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是鲁迅题词的文革时代，正是羊子无心选中的一个有鲁迅题词的贺年卡让王若望先萌发对她的恋情。
遗憾的是羊子因为有“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之说”便爱屋及乌纪念起王实味来。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把我对王实味的看法诉诸笔端，希望同行们尤其是羊子从中意识到党文化的流毒。
２ 王若望（1918-2001）与王实味（1906-1947）
第一个为王实味翻案的是戴晴。戴晴于一九八八年写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促使中共公安部九一年发出了《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文件指出：“在复查中没有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戴晴虽然在“六四”屠杀后宣布退党，并曾入狱，但她对共产党似乎还心存幻想。
而羊子已经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因为在研讨会上当有人表示中共已经变好，值得我们鼓励时，羊子象我一样加以反驳，因为她和我一样要共产党停止杀人，而不是鼓励它少杀人或赞扬它与过去相比杀人的手段变得隐蔽了。
我赞成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袁红冰在零六年召开第一届年会时邀请羊子带着王若望的遗像与会。因为王若望和林牧都是在饱尝中共的迫害后最终唾弃了共产党的中共高干。他们的遭遇就是共产党邪恶的明证。
零四年，我在《我看“五四”》一文中对王若望有过高度评价，并就他说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个小毛泽东，表示，我以为更应该是鲁迅，况且他还被毛泽东封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事实上，认识到毛泽东邪恶的人相对而言比认识到鲁迅邪恶的要多得多，我相信王若望至死都没有质疑过鲁迅，虽然如果他只要用他从圣经中摘录的座右铭“爱是不妒嫉，……只喜欢真理……凡事忍耐……”来对照一下鲁迅，就会发现鲁迅的人品和作品正好是其对立面。
王若望是上了共产党骗的正直之士，也因此他才一再遭受中共的迫害，并两次被投入监狱。这位十五岁在“左联”的红色文艺诱惑下走上迷途，十九岁投奔延安，加入中共的老干部被开除党籍后，在七十四岁时被迫流亡海外并客死他乡。
王若望流亡到海外后曾有意“整合民运”。撇开共特的破坏不说，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就因为民运不同于共运，各种政治组织不仅不可能被整合，而且还会越来越分散。八九年后民运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与共产党对垒的政治组织没有被统一，而是在分裂，也即在增加，与此同时，各种信仰团体也越来越多……这是民运的正常现象！只有受党文化毒害的人才会视民运的常态是“一盘散沙”而发出“整合民运”的呼声。
我以为袁红冰、仲维光等自由文化人象我一样虽然尊敬王若望，但不可能把王若望视为精神楷模，因为我们都推崇中华文化，视马列主义为精神垃圾，而王若望是一个会背马列著作的红色文人，即使他被中共开除党籍，投身民运，所言所行包括他的遗言都表明王若望是个被共产党逼上反共之路的党文化人。
王若望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他虽相信马列，但没有失去人性。王若望的人性光辉可从他的两任妻子对他的态度加以证明。
第一任妻子李明（1920-1965）在王若望被扣上“右派”帽子时在党和他之间选择了后者，并因此被株连，导致精神失常。而羊子在王若望六四屠杀后遭到迫害时，不仅不离不弃，还敢于公开表达思夫之情，并与夫君同甘共苦直到他去世。现在，羊子一心盼望能捧着先夫的骨灰回到故国。如果王若望不是好男人，好丈夫，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痴情的妻子？
可是王实味则不一样。首先，王实味比王若望大十二岁，而且，比童工出身的王若望受教育的程度高，不应该误入歧途。因为稍微有点头脑的大学生都不可能相信共产党宣扬的那一套歪理邪说，即使像我这样在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八十年代都会凭本能拒绝申请加入共产党，我们班十六人，毕业时就一人入党，他获得了入党的好处，但也已死于车祸，而别人全都健在，这也算是入恶党会遭恶报的一个实例。
在查阅王若望与王实味的生平事迹时，我再一次惊叹共产国际的无孔不入。当童工的王若望三四年在上海被地下党员挑动起来罢工，并因此被捕；而二六年当学生的王实味则被北大地下党发展成了党员，可他却因追求《野百合花》提到的“革命同志”李芬和党组织闹矛盾而脱离组织关系。那年他二十岁，照理他应该从党组织干涉党员私事上对共产党有所认识，可是他却在三七年，三十一岁时置带着两个小孩并怀有身孕的妻子于不顾投奔“匪区”。
在延安他果然物以稀为贵，以翻译才能挣得只比毛泽东少半个大洋的厚待。然而，他虽借师生关系，凭实力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再娶一位小他十二岁的鲁艺女演员，却无法赢得女演员的爱。这位女演员后来宁肯躲在山洞里也不愿被他接回家，可想而知，王实味多么乏味！而也演过红色戏剧的李明则是在几乎相同的时候嫁给待遇比王实味差的王若望，并从此和王若望生养了七个孩子，直到在“反右运动”时被逼疯，四十五岁时病死。
无论王实味多么不招人喜爱，他却象王若望们一样属于撰文指出“革命圣地”阴暗面的“暴露派”。当毛泽东开始“整风”，召开批判大会时，和王实味本属一派的丁玲立即低头认错并把矛头指向拒绝认错的王实味。丁玲声称：“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并提出对王实味“要痛打落水狗”。艾青则表示：“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到它时，就象走进城隍庙一样……他把延安写成一团黑暗……这样的‘人’，实在是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与后来遭到恶报的丁玲、艾青相比，王实味似乎更有文人风骨，但有研究者断定王实味“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从上述评论和相关资料来看，我猜想王实味恐怕已被迫害致疯，可惜我却没找到王实味是中华儿女应该纪念的英烈的任何言行。王实味虽被共产党砍了头，但在我看来《野百合花》完全在党文化范畴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况且王实味也推崇鲁迅，算个小鲁迅，甚至和鲁迅患同样的病症，其作品也颇有鲁迅色彩，属“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就凭王实味在延安翻译了两百万字的马列著作的简单事实来看，我就只能说他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因为一个遵从“仁义礼智信”的中华好男儿绝不可能热衷翻译如此低劣的暴力邪说，更何况其时中华民族正需要抗击日本侵略者！
总之，无论是中共推崇的鲁迅还是被中共砍头的王实味都是党文化的铺路石，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该清除的路障，值得中华儿女纪念的是反共的苏雪林们和不学马列的陈寅恪们！
二零零零七年五月 于莱茵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