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06 07:08:09作者：记者张一6月5日撰文
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的中国公款旅游腐败近年不但为国人病诟，甚至海外侨团近日也受不了向中国驻外使馆方面反映。有意见认为，中国驻外单位也受不了中国各地方各部委不断藉机外游使其工作大增，所以藉相熟的侨团公开真相，希望引起中央领导关注。
中国《国际先驱导报》5月 28日报道，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称公务团鲜谈公务，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公务团组一般由5～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大约5万－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
近年中国公费旅游腐败问题已非第一次受到国际谴责，它甚至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06年11月，一群中国官员伪造芬兰检察机关和赫尔辛基大学的邀请函，企图借“工作访问”进行公费旅游，结果被芬兰拒绝入境，可谓把中国公款旅游腐败的家丑扬到国外去了。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也曾讲过一个笑话：许多中国人去外国某地学习养奶牛的经验，当地的官员说：“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这个玩笑是中国官员假出国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的绝佳讽刺。
随着05年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江西井冈山、嘉兴南湖、南京雨花台等全国各地革命圣地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纷纷到革命圣地，美其名曰 “追寻光辉足迹，吸取革命先烈榜样的无穷力量”，实则公款旅游。06年，陕西靖边县一些机关借“红色旅游”大搞变相公费旅游，甚至惊动了中组部部长贺国强。
06年1月20日新华网报道，陕西靖边县05年全县仍有880人借红色旅游或外出学习考察之机旅游，其中耗用公费281万余元，私费约 87万余元。此事经媒体报导后，引起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及省委组织部的关注，并作了重要批示。榆林市纪委、监察局历时近一个月时间，对全市范围内，特别是对靖边县干部的外出学习考察情况进行调查。榆林市纪委对时任靖边县县委书记的马乐斌和组织部部长李子洲进行诫勉督导，并责成靖边县纪委严肃处理违纪单位和个人。
02年中央文件曾明确要求，坚决制止一般性和没有明确目的或实质内容的外出学习考察。严禁各单位自行组团出国（境），杜绝借学习、考察、培训、研讨等名义搞公费旅游。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凡是不经申请擅自外出考察，或隐瞒情况骗取批准，或擅自改变考察地点，延长考察时间，突破考察规定费用，变相外出旅游的，个人要承担全部费用，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虽然中央有文件，但是官员出境费还是翻番升高。有资料显示，中国官员出境费上，1998年预算为50亿到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预算为65亿到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
有分析认为，公款旅游一直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款消费责任主体不明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出国“考察”，用的都是公家的钱，不是自己掏钱自然不心疼。假公济私的官员心里都清楚，只要打着“工作需要”的旗号，浪费一点也法不责众。即使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猫腻乃至腐败，公款消费腐败出了事，追究起来都还有单位扛着，反正板子不打到个人，何必担心。再说就算追究起来也是单位责任，而“追究单位责任”往往只是一句空话——看起来大家都有责任，但事实上谁也没有受损。试想，如果实行“一把手问责制”，每个官员要为单位公款开支超预算负责，如果把控制公款开支不得超预算纳入征集考核，为了乌纱那些官员也得收敛一些吧。
其次，政府要建立透明的财政制度也是关键。也就是说，一方面那，官员每一项公款开支都必须纳入财政预算。细化预算支出科目，并及时对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另一方面，官员每次公务出国，必须在出发前借助网路等公共媒体公示，将出行的目的和任务、时间、地点、经费预算等公示出来，回国后再将完成情况公示，增强财政透明度，保障公众监督权、知情权，把判断是否有必要出国交给公众。
最后，就是废除“按官员级别公费出国配额制度”。中国之所以公务团泛滥，就是在许多单位出国考察作为一种福利，甚至有的单位还“按官衔有配额”。例如“省部级官员每年可以两次出国访问，局处级官员每年可以一次出国访问”；“一年出国访问一次的，可以访问两个国家，时间不超过12天”。这些制度本意想限制官员出国考察的上限，但是却变相成一种福利腐败的潜规则，因此，要想刹住公款旅游之风，先要废除这样的公款消费的潜规则。
中国《国际先驱导报》5月 28日报道，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称公务团鲜谈公务，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公务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公务团组一般由5～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大约5万－6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
近年中国公费旅游腐败问题已非第一次受到国际谴责，它甚至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06年11月，一群中国官员伪造芬兰检察机关和赫尔辛基大学的邀请函，企图借“工作访问”进行公费旅游，结果被芬兰拒绝入境，可谓把中国公款旅游腐败的家丑扬到国外去了。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也曾讲过一个笑话：许多中国人去外国某地学习养奶牛的经验，当地的官员说：“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这个玩笑是中国官员假出国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的绝佳讽刺。
随着05年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江西井冈山、嘉兴南湖、南京雨花台等全国各地革命圣地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纷纷到革命圣地，美其名曰 “追寻光辉足迹，吸取革命先烈榜样的无穷力量”，实则公款旅游。06年，陕西靖边县一些机关借“红色旅游”大搞变相公费旅游，甚至惊动了中组部部长贺国强。
06年1月20日新华网报道，陕西靖边县05年全县仍有880人借红色旅游或外出学习考察之机旅游，其中耗用公费281万余元，私费约 87万余元。此事经媒体报导后，引起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及省委组织部的关注，并作了重要批示。榆林市纪委、监察局历时近一个月时间，对全市范围内，特别是对靖边县干部的外出学习考察情况进行调查。榆林市纪委对时任靖边县县委书记的马乐斌和组织部部长李子洲进行诫勉督导，并责成靖边县纪委严肃处理违纪单位和个人。
02年中央文件曾明确要求，坚决制止一般性和没有明确目的或实质内容的外出学习考察。严禁各单位自行组团出国（境），杜绝借学习、考察、培训、研讨等名义搞公费旅游。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凡是不经申请擅自外出考察，或隐瞒情况骗取批准，或擅自改变考察地点，延长考察时间，突破考察规定费用，变相外出旅游的，个人要承担全部费用，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虽然中央有文件，但是官员出境费还是翻番升高。有资料显示，中国官员出境费上，1998年预算为50亿到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预算为65亿到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
有分析认为，公款旅游一直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款消费责任主体不明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出国“考察”，用的都是公家的钱，不是自己掏钱自然不心疼。假公济私的官员心里都清楚，只要打着“工作需要”的旗号，浪费一点也法不责众。即使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猫腻乃至腐败，公款消费腐败出了事，追究起来都还有单位扛着，反正板子不打到个人，何必担心。再说就算追究起来也是单位责任，而“追究单位责任”往往只是一句空话——看起来大家都有责任，但事实上谁也没有受损。试想，如果实行“一把手问责制”，每个官员要为单位公款开支超预算负责，如果把控制公款开支不得超预算纳入征集考核，为了乌纱那些官员也得收敛一些吧。
其次，政府要建立透明的财政制度也是关键。也就是说，一方面那，官员每一项公款开支都必须纳入财政预算。细化预算支出科目，并及时对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另一方面，官员每次公务出国，必须在出发前借助网路等公共媒体公示，将出行的目的和任务、时间、地点、经费预算等公示出来，回国后再将完成情况公示，增强财政透明度，保障公众监督权、知情权，把判断是否有必要出国交给公众。
最后，就是废除“按官员级别公费出国配额制度”。中国之所以公务团泛滥，就是在许多单位出国考察作为一种福利，甚至有的单位还“按官衔有配额”。例如“省部级官员每年可以两次出国访问，局处级官员每年可以一次出国访问”；“一年出国访问一次的，可以访问两个国家，时间不超过12天”。这些制度本意想限制官员出国考察的上限，但是却变相成一种福利腐败的潜规则，因此，要想刹住公款旅游之风，先要废除这样的公款消费的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