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中共序列:中共政权是非法的(3)

发表:2007-06-1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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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事,不能不说的事

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本来要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及战后的休养生息中,但不幸却发生了中共叛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当时由于渴求在战后获得美国的大批经济援助,以迅速恢复经济,过了八年苦日子,谁也不想再贫穷,快速脱贫致富享受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之常情,为此,一切活动均以不干扰美国的对华援助为上策。

因此,国民政府竭力避免任何对此有阻碍的行为,同时,又竭力避免有什么把柄被中共抓住,避免惹麻烦,使中共在美国人面前挑拨离间,导致美援的断绝。说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那是不懂世道艰难,对人一窍不通的一种书生式的想像而已。为了具体说明一下,我们谈一谈抗战胜利后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些事情。

抗战胜利前夕,在雅尔塔国际会议上,在没有国民政府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被日本施展的障眼法所迷惑,不知道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由于先前大批被调入中国南方及太平洋战场,而已经是个空架子,过份的担忧美军攻占日本本土所要付出的可能伤亡百万人的代价,担心日本关东军增援日本本土,而增加攻占日本的难度。为此,授意俄共派兵消灭日本的关东军,此正中俄共党魁史达林的下怀。

在中国建立苏俄的傀儡──中共,让中共窃取中国大陆,以实现俄共抢劫中国的企图,是史达林几十年来都在做的事情。史达林是派遣俄共特工炸死张作霖,伪造“田中奏摺”,挑起中日之间矛盾的罪魁祸首,又是鼓动其在中国国民政府内的代理人,由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发展的张治中,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主动进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诱导日本人全面侵华,实施“借日本人的刀杀国民政府”之邪恶计划的罪魁祸首。

当年,日本政府内,并不主张全面入侵中国,而只在华北有让华北自治之企图,全面侵华,付出重大伤亡是无法向日本国民交代的,假若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内阁就要被反对派推翻。同时,全面侵华,会招致国际谴责,导致英美等国的经济制裁,使日本本来就贫乏的资源更是雪上加霜,全面出兵中国,得到个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窘迫,那连傻瓜都不愿意干,更跟日本国民之愿望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资源地即使被日军攻占,也无法替代从英美的大量进口,何况还要面对国民政府的坚决抵抗,付出惨重的无法对国民交代的巨大伤亡。

张治中主动进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后,日本天皇极其震惊,内阁紧急决定增兵上海,当时军队都是紧急调动,而在华北的日军精锐根本就不愿参与什么上海的作战,日本陆军精锐只对华北自治感兴趣,如果不是隐藏在二十九路军的中共间谍──副总参谋长张克侠的鼓动,芦沟桥事变也不会发生。当时,张克侠接到中共头目刘少奇的命令,言“北平的态势是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而蒋介石的态度是对日军尽力忍耐,他深知中国当时的国力,当时,蒋介石计划组建的三十个全新式的德式陆军师还只组建了四个,那就是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及教导总队等,空军刚从美国订购了100架霍克式战斗机,与日军的两千多架飞机相比几乎就是零,中国当时急需的就是经济建设、空军及新式陆军的组建,当时自一九二七年开始的十年经济建设,有了初步的成效,人们刚刚喘了口气,哪希望打什么仗。只有希望“借刀杀人”,希望从中渔利的中共及俄共才是乐意国民政府在其发展的“黄花”时期就被歼灭,而急于让国民政府与日本开战的。

正是由于华北日军的不愿参与,才使上海战事拖延了三个月,之后,在上海日军攻不动国军防线的情况下,面对四万多人的伤亡,在紧急催促下,华北日军才极不情愿的抽调几个师团在最后时期于杭州湾登陆,包抄国军防线的后方,造成上海战事结束的。

在雅尔塔会议上,史达林藉口出兵东北需要一百多万人,自然需要一百多万人的装备,而轻易的得到了美国的一百多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而美国当时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只是其零头而已,国军在那样的艰难情况下能够坚持八年的抗战,个中其艰辛,过来人对其酸甜苦辣自是永生难忘的,这也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中采访的当年的抗日将领、军民,其几十年的经历很多都记不得了,但抗日那一时期的事情却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美军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天皇已经有意无条件投降后,史达林才出动一百多万由集中营的囚犯等等穿上军服组成的抢劫部队,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东北,开始扶持傀儡中共恐怖党,并对东北工业进行成套式的抢劫,将抢劫的物质日夜不停的用军用飞机运往苏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往东北的“东北行辕”主任为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为杜聿明。当时,国军还没有进入东北,文官的接收,对付如狼似虎的来东北抢劫及武装中共的俄军,几乎是无计可施,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俄共要将富甲亚洲的中国东北的工业设施成套的拆卸运往俄国,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当然不答应,俄军当然不管国民政府的态度,遂想尽一切办法,赖在东北不走,以便有充份的时间搬运东北的物资,同时将七十万枪支交给中共恐怖军而不交予国民政府,当然,这都是违反中俄友好条约的。

俄军的办法是阻止国军进入东北, 只要没有军队,接收人员对俄军的抢劫及武装中共就毫无办法。为此,俄军藉口大连为自由港,禁止乘美国第七舰队海运来东北的国军第十三军自大连登陆,同时,又派遣中共恐怖军在营口及葫芦岛向国军乘坐的舰艇进行射击,之后,就藉口在营口及葫芦岛处不能保证登陆国军的安全而不准国军登陆,先期进军东北的石觉的第十三军及赵公武的第五十二军最后被迫拖延至十一月初才在秦皇岛登陆,之后由陆路进军东北。

国民政府鉴于苏俄不守信义违反条约,使东北接收人员形同虚设,无法开展工作乃于十一月十五日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其他接收人员撤至北平待命。此时,国际舆论一致谴责苏俄违约背信,尤以英、美为甚。俄共开始在表面上希望国民政府接收人员重回东北接收,但同时,又开始利用中共制造“东北人自发的反对国民政府接收”的一系列事端,其邪术是教唆中共恐怖军对重新回到东北的接收人员进行暗杀,然后说是东北人自发干的,这样,就使国民政府人员对去东北接收心存恐惧,而拖延撤军时间。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发生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一九二○年,应吉林省教育厅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先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西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一九二七年,张莘夫归国后进入吉林省穆棱煤矿担任矿务股长。抗战时期,张莘夫曾为国家的矿业生产作出过巨大贡献。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工矿接收委员,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奉命接收抚顺煤矿,遭抚顺的中共头目拒绝,在回沈阳途中,于李二石寨车站被中共恐怖军强制拖下火车,用刺刀刺死,同时遇难的还有另外七名接收人员。恐怖军曾出示一纸公文:“十五个国民党来抚顺扰乱矿山,已打死八名,捕获七名。”

张莘夫事件的后果是使许多行政接收人员,不敢再冒险到没有国军的地区工作。

张莘夫等人殉难消息传至重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俄共因没有如约撤军,又教唆中共恐怖军残杀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制造惨案,导致了重庆学生的反老毛子示威大游行,全国各大城巿相继响应,群情激昂,舆论沸腾,“老毛子滚回去!”的呼声在全国激荡,俄共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在三月份开始自沈阳开始撤军。

三月十日晚间十点,俄共秘密离开沈阳,当时挺进东北的国军第五十二军刘玉章的第二师驻扎在新民,并不知道老毛子撤军的消息。而沈阳周围被俄共事前安排好的中共恐怖军,在俄共离开后,立即在当晚向市区进攻,接收人员以两个月来所收编的临时警察大队一万余人与恐怖军激战一夜,十一日上午十时许,刘玉章将军率第二师冲入市区,于十二日将沈阳郊区的恐怖军肃清,十三日,沈阳恢复正常秩序。

据刘玉章将军回忆:这些来中国东北的老毛子,很多都是集中营的囚犯,素质极其低劣,穿的衣服很多人都是破破烂烂,到处抢劫、强奸,象禽兽一样。妇女不论老少,遇到老毛子很少有幸免的,有一次竟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轮奸至死。这还不算,老毛子有一天发疯了,在皇后车站的栏杆边,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对妇女施行强奸。老毛子见到百姓戴着手表时,则强行将其掠下;到饭馆吃饭,一概不付钱,肉食吃不完的,就油腻腻的装满口袋,边走边吃;对衣物不懂品质好坏,见到红绿花色,则两眼放光,拚命抢夺过来。老毛子后来越来越肆无忌惮,祸乱范围由市区扩展到了郊区,发现老百姓的耕牛,就开枪射杀,然后装上卡车运走,至于奸淫妇女,比起市区来更是变本加厉。东北民众对老毛子的兽性越来越不能容忍,越来越痛恨,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开始报复,在夜间四处伏击,将打死打伤的老毛子就地掩埋。苏俄老毛子光在沈阳就被愤怒的百姓清除了一千多人,后来老毛子迫于国际压力被迫撤出东北时,还向国民政府要人,但由于都是民间自动行动,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凭据也没有,老毛子只得作罢。

老毛子的抢劫真是罪恶昭彰,举个例子,俄共将日本人在远东建设的最大发电厂,小丰满发电厂的机器拆去了一大半,导致长春的照明电灯半明半暗,一切工业被迫停顿,交通系统也全部停顿!东北光复好几个月,大城市中,家家户户都做了国旗---青天白日旗,但因俄共制造的恐怖气氛,竟不敢挂出,在长春除了东北行辕的屋顶上飘扬一面国旗外,连市政府也仅能悬挂镰刀斧头的俄共旗帜,一直到赵君迈市长到任后,市府才改挂国旗。一九四六年春天,蒋夫人宋美龄莅临长春,中国的旗帜,才在大街小巷上出现。

四月十四日,俄军从长春撤军,中共恐怖军四万多人,立即向长春发起攻击,此时,驻守长春的是在俄军撤退前紧急从北平空运长春的刘德溥将军指挥的队伍,刘将军率东北子弟兵七千多人,顽强的与中共恐怖军血战了四天。四天后,城陷,文职人员全部被俘,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和长春巿长赵君迈。王宁华被俘后,誓死不肯屈服,破口骂贼,死于中共恐怖军的俘虏营中。在那次卫城战中,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少将,也负伤被俘,突围而出的仅有保安第二纵队司令刘德溥少将和督察处长崔志光少将,以及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先生。

此间,国军全副美械装备的远征军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也已经进入东北。在四月底,开始还击占据四平的中共恐怖军林彪部对国军接收部队的武装阻挡。

五月,挺进东北的孙立人的新一军在四平街将林彪部十多万人击溃,林彪化妆成伙夫逃走,国军光复四平,之后,新一军之新五十师在公主岭彻底打垮林彪余部,林彪仅带四万多人往哈尔滨逃窜。五月二十三日,新一军与新六军光复长春,中共恐怖军不敢守长春,而狼狈逃走。东北同胞用眼泪来迎接凯旋回国的国军远征军,因为他们在沦陷十四年之后,又重见汉家旌旗。军队所到之处,百姓拿出鸡蛋,煮了白饭,毫无保留的欢迎。那时候,孙立人将军的黄马靴,廖耀湘将军的灰白头发都成为新闻记者写特写的素材,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

当时,沈阳城曾经为国军克服长春,举行了庆祝大会。东北行政长官杜聿明将军在克服长春当天,曾发出豪语,一周以内,收复吉林,驻马松花江彼岸。依照当时的情形,确实可以一举克复哈尔滨和佳木斯两地,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追击林彪溃军已经到了离哈尔滨不到五十里的地方,林彪已经打算带溃军逃亡佳木斯,之后,去山区打游击。

但这时,在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的煽动下,美国特使马歇尔八次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以停止对华援助为要挟,逼蒋介石下停战令。蒋介石基于迫切需要美援来开展经济建设的需要,无奈何,只得下令停战,指令杜聿明,停止军事活动。 六月七日杜聿明将军在他的司令部内,招待三十多名中外记者;他起立宣布国军已经渡过松花江,并在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由于中央命令,自即日起停战,他已把停战令送到前方。 这次停战令,给与了中共恐怖军一个喘息机会,能够大摇大摆的在靠近苏俄的北满整编部队。

停战令下达后,东北老将马占山将军异常气愤,他对记者说:“东北人民,已经苦了十四年,他们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躏,我们该拯救他们,因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黄帝的子孙。 ”他还说:如果国军能把他空投在哈尔滨以北地区,他仍愿号召家乡子弟,编组游击队,在东北和共匪一决雌雄。

此间,国民政府在决策方面,还犯了另外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对于日据时代编组的近四十万东北部队,一律解散,不予收编。那些部队在日据时代,是专门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输的也是反共意识,国民政府不要他们,而中共恐怖军却十分重视那些武力,包括东北的地痞流氓,几乎悉数将其收编,因而林彪的部队中,中下层头目几乎全部是东北的地方武力。而国军的士兵,却大多来自南方,把生长在江南一带的士兵,派往寒冷的东北作战,实在不适宜,但这些都没有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国防部注意。

中共恐惧军在北满经过四个月的喘息之后,首先破坏了停战令,开始进攻长春北部的德惠县城。被守军新一军潘裕昆将军的新五十师彻底击溃,战斗中,在新五十师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林彪的进攻部队遭受重大伤亡,不是被轰死,就是因来不及撤出而在占据的房屋内被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冻死,战场上真是尸横遍野。战后,潘裕昆将军说:共匪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

中共恐怖军继续扩大叛乱,一九四七年五月廿一日,恐怖军攻陷公主岭。六月十三日开始攻击四平,这一次,恐怖军驱赶三万多原日军关东军人员,并有十五人组成的苏俄代表团出谋划策。守军陈明仁将军的第七十一军及石觉将军的第十三军之宋邦伟师利用四平坚固的设施,奋起还击。国军利用黄豆协助防御,将黄豆撒在地上,使滑溜不易行走,此极大的迟滞了恐怖军的攻击行动,恐怖军在国军火网下伤亡惨重。六月二十七日,恐怖军在伤亡五万多人之后,才将国军铁西区的工事碉堡,全部摧毁,国军撤至铁东地区继续狙击。
六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七月三日,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这是在毛泽东的中共恐怖党公开发动叛乱一年多以后,国民政府也真是够有忍耐力的,谁发动的内战,从这个角度也是非常明了的,这是大陆很多人不知道的历史。其后,国军救援部队新一军、新六军及第五十三军等先后抵达,投入战斗,守军见援军到来,士气大振,开始由四平街内进行反攻,林彪恐怖军不敌,大败而逃,四平街之围遂告解除。

四平之战后,国民政府才发觉事态严重,遂由陈诚代替熊式辉,全权指挥东北行政及军事。陈诚计划扩军,但兵员补充不易,东北农村已让中共抢劫军战据,让长江以南的子弟远征塞外,在冰天雪地中,既不耐寒冷,也不服水土。在军事物资方面,由于三人小组调停破裂,美援断绝,而中央库存之军事物资亦极有限,因此陈诚亦难有所作为。而中共则分别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及一九四八年夏季分别与俄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哈尔滨协定”及“莫斯科协定”,而从俄共那得到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其中包括收缴的所有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中共对俄共承诺苏俄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可优先开采中国矿产,并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东北全部棉花大豆和其他战略原料,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一律全运苏俄,等等。而在兵员方面,中共恐怖军利用血腥土改的恐怖,以不参军不让家属种地相要挟,用恐怖手段裹胁强迫农民参军,将东北广大农村之人力、青年壮丁全数囊括。无论在兵员及装备等方面,恐怖军是有求必应,国军则是捉襟见肘。

一九四七年冬天,林彪恐怖军开始密谋攻击沈阳。恐怖军绕过长春,因害怕国军飞机的空中侦察,而昼伏夜行。恐怖军的部队,担心国军发现,不在野外扎营,而是专住民房,对新窃据的农村,既不搞血腥的土改,也不斗争,而且呼农民为“老伯”、“大爷”、“大妈”。恐怖军开走时,还替农民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用虚伪的手段来骗农民纯洁的感情。但等他们一站稳脚步,就开始剥夺土地财产,要地主的人头,以不参军就不让农民种地,来逼迫农民上战场去死,各种恐怖活动全面展开,等百姓觉悟到恐怖军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后苦”的那一套时,已经为时太迟了。

二十多万恐怖军,就是用这种嘴甜心狠的手法,骗过长春以南的农民,昼伏夜行的窜到了沈阳附近。十二月十九日,在沈阳外围,国军守军开始与恐怖军接战,战斗异常激烈。十二月廿五日,恐怖军猛攻沈阳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陈诚将军急调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的部队空运沈阳增援。同时,国军主力新一军、新三军、新五军、新六军等全力反击,方将恐怖军杀退,并乘胜追击。当恐怖军溃退至公主屯附近时,遭到陈林达新五军两个师的顽强阻击,始终无法突破新五军的阵地,恐怖军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惊慌失措,最后集中一百多门大炮,向新五军所在的公主屯持续猛烈的轰击,所有民房均被击中而起火,大火中,新五军的两个师大部牺牲,恐怖军赶在国军追击部队到来之前,利用大炮轰开的缺口,在付出重大伤亡后,逃出国军反击的包围圈。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陈诚胃病发作,在病榻上指挥军政事宜。此时,蒋介石委员长曾有从长春、沈阳撤军的计划,陈诚也同意了。但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因胃病转剧离开沈阳,国民政府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返回南京转赴上海,割治胃疾。卫立煌上任后,动员沈阳议会,联合反对撤军计划,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不采取任何行动。因此陈诚之撤军方案,被无形中搁置,形成此后长期固守的局面。依照蒋介石的策略,国民政府实际上可以至少拱卫江南半壁江山,不至于使整个大陆沦陷于中共恐怖主义分子,使人民被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从此再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而直到今天还生活在真正的恐惧之中。而卫立煌实际上是对自己在东北的权力看的过重,而最终使国民政府连最精锐的远征军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断送在了东北,最终使得几乎没有多少精锐部队来守卫江南,而使中共恐怖党轻易窃取大陆。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命令林彪进攻长春,五月二十四日,林彪集中恐怖军第一、六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攻击长春近郊,占领大房身飞机场及长春外围一些据点,在国军的阻击下,恐怖军伤亡重大,害怕重滔四平的覆辙,而自动停止了攻击。

五月二十九日,林彪报告毛泽东:“各纵队、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高,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定,改为对长春以一部份兵力久困长春,准备乘敌撤退途中追歼该敌,主力转至北宁线(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

围攻长春不克后,林彪自九月十二日开始率恐怖军南下,不是去打什么锦州,长春都打不下,怎么会想到要去攻击锦州?恐怖军的目的是去打承德,打石觉的第十三军。九月十七日,林彪恐怖军一部攻克昌黎、北戴河,二十八日攻陷绥中,包围兴城;一部于二十七日攻陷高桥和西海口;一部于二十九日攻陷兴城;另一部于十月一日攻陷义县。

林彪不敢进攻锦州,正当林彪欲率恐怖军攻击驻守承德的第十三军的时候,毛泽东于十月二日接到了直属共军总部的隐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主管拟定作战计划的间谍郭汝槐通过中共驻上海的间谍机关发来的电报。言杜聿明准备放弃消极的防守城市战略,而主动与共军打大规模的野战,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该计划乘共军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军牵制中野,以徐州机械化主力部队采取奇袭战术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

当时,中共恐怖军刚刚利用间谍离间了防守济南的吴化文部,而于九月二十四日攻陷了济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杜聿明的计划一旦实施,恐怖军华野将面临被聚歼的命运。毛泽东见状惊恐万状,只有动林彪的东北恐怖军来作文章,让准备进攻承德的林彪,改为袭击锦州,以给蒋介石造成“关门打狗”的假相,让蒋介石将注意力集中到东北,放弃或拖延《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实行。

十月七日,杜聿明在徐州“剿总”总部召开邱清泉、黄伯韬、孙元良、李弥、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周岩开会进行作战部署,决定十月十五日十二时开始统一行动。这一行动的时间又被直属共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发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林彪随即定下了袭击锦州的时间--十月十四日。如早一天发起攻击导致失利,则杜聿明的计划仍然能够实施,而晚一天,则杜聿明已经行动了。

蒋介石由于忧虑东北战局,而不得不让杜聿明终止《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施行,十月十五日,杜聿明正要去指挥所,就接到命令,暂时停止攻击计划的进行,与蒋介石一起飞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失陷。由于郭汝槐泄露作战计划,使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恐怖军中野、华野发起所谓的“淮海战役”之前,国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其实,锦州失守之后,战局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令以廖耀湘兵团为主力的几十万国军坚守沈阳,粘住林彪,使林彪不敢向关内进攻。同时,继续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放弃消极的防守城市,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与中共恐怖军专门打野战,待消灭华东及中原恐怖军之后,全军北上,合力与东北国军一起夹击林彪恐怖军。此方式,是危局中的一招活棋。

但是,蒋介石将锦州看的太重,将中共看得太有能耐了,真以为中共恐怖军攻陷了锦州,就能一举将东北国军消灭呢。蒋介石实际上在一九四七年底就想放弃东北,因此,他并不是再乎东北的失去,而仅仅在乎东北的国军,地盘失去了没什么,军队失去了影响可就大了,尤其那举足轻重的名闻国际的远征军新一军及新六军。

按说,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让廖耀湘兵团出沈阳来重新收复什么锦州的,因为机械化部队在辽西山岳地带根本无法施展火力,在中共恐怖军的人海冲击下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作出让廖耀湘出沈阳来重新收复锦州的,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那是谁的主意呢?又是怎样说动蒋介石的呢?其实,就是那个陪同蒋介石去北平的中共间谍郭汝槐。

郭汝槐故意夸大了东北若失守将引起的责任问题,使蒋介石渐渐感到东北若失守将使李宗仁、白崇僖抓住把柄,大作文章,那后果将不堪设想,郭汝槐抓住了蒋介石的这一忧虑,就故意促成了让廖耀湘兵团出沈阳的邪恶计划。廖耀湘战场经验丰富,当然知道出沈阳后机械化部队在河流纵横的山区行进的危险,他曾经提过建议,那就是由营口海运葫芦岛登陆,进援锦州,避开河流纵横的辽西山岳地带,但由于郭汝槐的从中作梗,这一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当廖耀湘兵团在沟帮子一带山区因火力无法施展,而被中共恐怖军人海冲散时,新六军的一位副军长幸运的脱身,回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场仗(指廖兵团的作战)简直就是共产党指挥的”。此一语,已经道破了郭汝槐在其中的间谍运作。

廖耀湘在战场脱身以后,经过一个恐怖军检查哨的时候,因为不会说东北话而被捕。一九六六年文革浩劫中,在一次批斗会上,廖耀湘因反駮红卫兵的荒诞无稽,而心情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锦州失陷后,长春接着失陷。西进兵团因中共间谍运作而失败以后,沈阳于十一月初失陷,整个东北随之沦陷。之后,蒋介石想让傅作义部队撤往江南,任东南地区的行政长官,但在其间谍女儿向毛泽东泄露其撤退计划以后,毛泽东急急让根本不愿很快入关的林彪恐怖军紧急入关,最终断送了傅作义集团军。

期间,中共间谍刘斐及郭汝槐又演出了“淮海战役”这一邪戏,徐蚌会战的两套作战计划都由郭汝槐亲自拟定,刘斐主管军队调动。二间谍将整个计划事先通报中共,使中共恐怖军事先知道了黄百韬兵团的撤退计划,刘斐又严令黄兵团等待从海州撤退的一个军,使黄兵团的撤退延迟了两天,期间,中共间谍张克侠与何基沛部反叛,让开运河防区,使中共恐怖军轻轻松松渡过运河,直趋陇海路上的曹八集一带,挡住了黄兵团往徐州的退路,最终中共恐怖军在付出伤亡十万人的人海代价后吞掉了黄兵团,黄百韬因等援兵不及而自杀。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本来并不属于徐州剿总,而是华中剿总,但直属中共恐怖军总部的间谍郭汝槐及直属华东恐怖军敌工部的刘斐在拟定作战计划及组编部队时却故意让其从千里之外的华中奔赴徐州,并将中共间谍廖运周的一一○师编入第十二兵团,廖运周师的中共间谍们确认这次行动是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廖运周;《第110师起义始末》)。之后,中共恐怖军因为事先知道了第十二兵团的行进路线而破坏道路,炸塌桥梁,第十二兵团因是机械化部队,行动受到迟滞,强渡涡河后,在宿县双堆集一带被中共恐怖军团团围困。

黄维率军突围,但因一一○师临阵逃走,而使部队士气受严重打击,之后,刘斐命令黄维固守待援。期间,胡链将军从西安赶到前线,见情况紧急,而坚决要求立即突围,但刘斐竟命令:“我十二兵团在双堆集,可吸引共军五十余万主力,对我精心规划决战之东战场减轻压力不少!裨益甚大,绝不准突围!” 刘斐的奸计最终葬送了第十二兵团,第十二兵团这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最后因缺乏给养,而形同虚设。

当中共恐怖军最后发动攻击时,除胡琏将军、第十军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以及零散官兵约四千人突出重围外,该兵团司令黄维,第十军军长覃迫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均遭恐怖军劫持,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阵亡。

之后,杜聿明有意放弃徐州,但杜聿明当时已疑心郭汝槐“通共”,因此故意避开刘斐、郭汝槐两人而与蒋介石直接达成了“撤而不打”的密议。但当杜聿明部顺利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时,华东恐怖军头目陈毅及粟裕根椐同间谍郭汝槐达成的秘密约定,命令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恐怖军故意向北佯装退却,这时蒋介石以为形势好转,求胜欲陡然上涨。

恰在此时,间谍刘斐居心叵测地从旁指责杜聿明有意避战,“只是逃跑”;郭汝槐则险恶的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需求战而不能避战”(《郭汝槐回忆录》)而使蒋介石改变了决定。之后,杜聿明集团军被中共恐怖军围困于陈官庄地区,最后,在连降十几天大雪的饥寒交迫中,十几万大军连同无数跟随的百姓一起多数被中共恐怖军吞没。丘清泉将军自杀,杜聿明将军被劫持,李弥将军及孙元良将军幸运的突出重围。

在间谍的邪计下,国民政府从此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力量,之后,李宗仁逼蒋介石下野,军队因失去精神支柱而随之涣散。不久,中共恐怖军在窃取江阴要塞的间谍作用下,几乎没发一枪一弹就突破了江阴要塞一百多门大炮的封锁线,而窃取江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大陆沦陷,中华正统文化开始由中国大陆移往台湾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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