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22 07:55:41作者：
这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在中共延安整风和王实味之死。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二十三章“延安整风： 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的前半部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这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同小可。苏联是他的资助人、他的希望，一个被削弱的、自顾不暇的苏联显然不能对他像以往那样帮助了。多少天来，毛都睡不着觉。
首先，如果他跟国民党真的大打起来而又打不赢的话，毛不能指望苏联出马帮他。他马上命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
对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触犯。德国入侵以后，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时帮苏联打日本。莫斯科来电问毛：如果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两天后，共产国际要中共订出"具体步骤"。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日本打苏联他们应该行动。一向谨慎的刘少奇给毛打电报说：要是日本向苏联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以牵制日本。毛认为日本一定会打苏联："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但即使如此，中共军队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给刘覆电："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坚持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让苏联人自己去打："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他对八路军负责人彭德怀说，任何与苏军的作战配合，都只能"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对部队毛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 "。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万党员。九成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这批年轻的志愿者对毛特别重要。长征老干部和根据地农村入党的人大多是文盲，而这批年轻的志愿者教育程度比较高，毛未来的政权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党，这批青年首当其冲。
集中在延安的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延安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还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曾经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孩子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也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着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些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 "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
两个江西佬回答说 "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就是这批人毛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托洛茨基的书。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不舒服。 为什么呢？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 "，"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 "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马上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这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同小可。苏联是他的资助人、他的希望，一个被削弱的、自顾不暇的苏联显然不能对他像以往那样帮助了。多少天来，毛都睡不着觉。
首先，如果他跟国民党真的大打起来而又打不赢的话，毛不能指望苏联出马帮他。他马上命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
对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触犯。德国入侵以后，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时帮苏联打日本。莫斯科来电问毛：如果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两天后，共产国际要中共订出"具体步骤"。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日本打苏联他们应该行动。一向谨慎的刘少奇给毛打电报说：要是日本向苏联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以牵制日本。毛认为日本一定会打苏联："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但即使如此，中共军队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给刘覆电："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坚持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让苏联人自己去打："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他对八路军负责人彭德怀说，任何与苏军的作战配合，都只能"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对部队毛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 "。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万党员。九成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这批年轻的志愿者对毛特别重要。长征老干部和根据地农村入党的人大多是文盲，而这批年轻的志愿者教育程度比较高，毛未来的政权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党，这批青年首当其冲。
集中在延安的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延安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还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曾经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孩子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也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着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些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 "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
两个江西佬回答说 "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就是这批人毛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托洛茨基的书。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不舒服。 为什么呢？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 "，"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 "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马上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进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