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我先生回国探亲时，在他的家乡无锡住了十天，期间他特别带着女儿去游了太湖。从无锡回来，他痛心地告诉我，太湖水已经发臭到近前不得的程度了。想到十五年前的一九七九年，我和先生回他的家乡时，还在太湖游过泳，十五年后，太湖竟已臭不可闻。我们当时忧心地感到，再过十五年，太湖污染状况会更不堪设想。果不其然，二00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长期污染发臭的太湖水终于导致中国最早发起城市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令世界瞩目的无锡市的自来水也臭不可闻了。
中国目前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 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 中国75%的湖泊已经鱼虾不存。如此下去，城市饮用水的严重污染无异于给本来就呼吸不到干净空气的城市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时此刻，看到中国有限资源如此向世界开放疯狂地消耗，中国美丽河山如此不管不顾地肆意地破坏，曾被官方单向宣传误导而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欣喜若狂的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发问，“中国的经济发展是 像官方一直片面宣传的那样，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是稳定、协调、平衡的吗？” “这种极端消耗毁国卖国式的经济发展到底能持续多久？”
自一九七八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自发掀起“包产到户”的创举至今，已经近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后，中国走到今天国在山河破这一步，稍有点经济头脑的人已看出中共政府治下“经济改革”的端倪，中共当局大力鼓吹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改革是以牺牲国家环境和资源，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实实在在的经济掠夺。它比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更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
有良知的中国经济学家早就清楚地指出，自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已走上了独具中共好大喜功特色的，只图城市表面辉煌，不惜牺牲环境，牺牲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福祉的歧途。此外，中共层层政府的贪官污吏对百姓近二十年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导致大部份社会财富最终终于集中在了利益集团少数人的私人手中。在这个社会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与时俱进”地推卸了自己应尽的教育和医疗两大责任，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水的中国国民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可是，这个最终答案所付出的代价却如此沉重不堪，不堪到脆弱的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更严重的是，为了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绩，为了大建特建中共政府的面子工程，六千万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三百七十多万城市居民被强行剥夺了房屋私产。
二000 年到二00四年政府财政收入翻了一番，从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可是工资占GDP的比例，从一九九九年的16％，下降到了二00三年的12％。城市越来越辉煌的同时底层民众却越来越贫困，政府越来越有钱的同时伴随着政府越来越腐败，这个腐败透顶的中共政府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却趋于零。二00六年的政府财政总收入上升到四万亿元，而二00六年政府花在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开销却只有政府财政总收入四万亿元的2%。(数据来自二00七年三月五日人大代表会议温家宝总理做的二00六年政府财政报告)。同年，全国党政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培训旅游、招待送礼却花掉了二00六年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的两万亿元(数据来自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和监察部的联合报告)。
GDP 年年不断增长，失业率却连年攀高不下。只要仅仅看看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就不难看到中国经济是何等地畸形发展。
二零零一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百分之三十，二零零二年升高到百分之三十七，二零零三年达到百分之五十， 二零零四年上升为百分之六十，二零零五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三(中国青联和社会劳动保障部调查数据)。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海东方卫视的报导令所有家长欲哭无泪。报导称，北京某洗浴中心公开招聘搓澡工，引来五千多名大学生争相报名。
GDP 连年不断增长，失业率却越来越高，消费率则越来越低。近十年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率从八十年代初的67.5%下降到现在的38%。而世界上一般水平国家的消费率均占GDP的70%至80%左右。二00六年十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日本学者却说，中国越来越穷。
这一切一切的不平衡、不协调的反常现象使人们渐渐地从这场经济掠夺的疯狂浪潮中醒悟过来，悟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即，GDP也好，外汇储备也好，这些经济参考数据丝毫不能反应社会福利保障、环境空气优劣、人民文化教育等一系列与人民真正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幸福因素。人民的工作权利、人民福利、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人民的天赋权利得不到保障，GDP这个表现经济活力的数据则只是政府用来掩人耳目的骗术。
被审查的上海市长陈良宇最近交代了他们五年来经济炒作的作法，他的交代清楚地说明了中国GDP的黑幕，同时也说明了一个没有人民监督、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中的个人能够怎样地轻而易举、理所当然地窃取着人民的血汗财产。
陈良宇交代这五年来上海帮采用了三个经济策略，这三个策略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个策略是，二00二年底，黄菊调中央后，他便指挥上海帮故意花大钱大搞巨额投资项目，极力使经济过热，使GDP 攀高不下，为的是使经济局面混乱，最后把经济搞垮，然后归咎于温家宝治国能力差，迫他下台。第二个策略是，上有黄菊，下有陈良宇大力支持并授权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全权在上海免费圈地，为大搞基础建设开路，竭力把经济推得热上加热，全然不顾大量流离失所的失地农民。第三个策略是，陈良宇授权江绵恒以搞巨额投资项目为名从银行巨额贷款。照陈良宇的话说，钱一到江绵恒手里，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了。香港“争鸣杂志”评论说，为了把对方打垮，为了争权夺利，他们不惜用毁国卖国的手段来搞权力斗争。
这种策略下的GDP不过是这些党徒代表们争权夺利、侵吞国家财产、圈钱圈地、危害百姓的招牌，他们如此热心于大力建设如北京国家大剧院那种极端奢华的与人民生活毫不相干的建筑，不过是为利益集团少数人圈钱做幌子，更是为这个极权政府撑面子。
温家宝在二00七年三月中旬接见美国第一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时说，“中国的经济是无可持续发展性、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的”。温家宝的这“一无，三不”之说给包括史蒂芬.罗奇在内的，国内外主流马屁经济学家们和被这些丧失良知的马屁经济学家误导而跟着为中国虚假繁荣叫好的国人来了个大歪脖。
尽管温家宝去年五次为这个“一无，三不”的中国经济鸣警钟，现在又具体地指出中国经济实情，是不是这个善于演亲民戏的“眼泪总理”，真的在忧国忧民了呢？不是。
温家宝对中国经济的这番讲话空洞无物、毫无新意。他丝毫不敢提及造成中国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极端权力导致极端腐败的国家制度。他也不敢表示接受和赞同能限制腐败的唯一良招--新闻自由。这不禁令人发问，在中国经济糟糕到已无法掩盖的情况下，温家宝避其要害的警钟，是不是 像中共政府处理萨斯病情一样，是掩盖不住后的招架之举？这还使人们想到，温家宝对经济的担忧之辞也是他推脱自己责任的辩解之辞，他最想告诉民众的是，这个经济烂摊子不是现任我的责任，而是前任江家帮的责任。
二00七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国务院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温家宝再次提到“警钟”，他说，“太湖水污染事件敲响了警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新华社报导引述了温家宝的讲话，“要认真调查分析水污染的原因，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加大综合治理的力度，研究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只有依靠新闻自由，人民监督，才能有效限制人为灾难。不敢给人民私人办报、办媒体监督政府的权利，当官儿的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也是空话。温家宝的这一通空话、大话、官话像所有的中共官员到受灾现场讲话一样，到火灾现场说“要救火”，到水灾现场说“要抗洪”，不过是作秀而已。温家宝说这些大话、空话的同时，却全然不知身边正在发生着他最应该马上处理的情况，几年前就为太湖严重污染到处奔走上书的太湖卫士吴立红仍被关在监狱，并在无锡自来水变臭的第三天受到司法审判。
为此，我们不禁要发问，所谓的“胡温新政”统治与江家帮统治有任何区别吗？胡温执政五年，时间不算短了，看看五年来他们的作为，我们应该可以做出判断。
自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五年来，除了胡锦涛上台伊始发表的“在意识形态上要学习古巴和北朝鲜”的讲话令人跌破眼镜外，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胡温新政”既无政绩，也无新意。相反，胡温当政期间抓捕记者的数量比前任更多，胡温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更加严密，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群体迫害和屠杀更加灭绝人性，人民被强行剥夺房屋财产等冤情更普遍。“胡温新政” 比江泽民时代更有“新”者的是，他们还对为人民维权的律师大肆抓捕、残酷迫害，对为法轮功维权办案的律师更置于死地。这一切压制人民的倒行逆施清楚表明，反腐败只是胡温用来打倒对手、保护自己手中权力的一个有力的权力斗争工具。在维护极权统治，维护权力集团即得利益这一点上，胡温政府和江家帮一样都是共产党，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们百姓绝不能因为胡温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就糊涂地认为胜利的一方是正义一方。我们应清楚这一点，江胡之斗也好，胡曾之斗也好，都是狗咬狗一嘴毛，咬赢的一方在掌有没有人民监督、权力制衡的独裁权力后会一样腐败，而且咬赢的一方会随着极端权力的逐步巩固而腐败得更猖狂，更肆无忌惮。
胡温政府五年来的作为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不会放弃独裁专制统治，因此，胡温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收十这个腐败制度造成的经济烂摊子。这个没落的极权政府只能在腐败、“反腐败”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腐烂消耗直至倒台。
中共政府深知，它已经掩盖不住它治下的这一切恶果，质量恶劣的生活环境、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黑天昏地的司法机构，贪婪无度的教育和医疗，畸形发展的经济建设，对这一切掩饰不住的恶果，它只能靠散布一些混淆人们思维的套话说辞来为这个滥摊子辩解。有不少百姓也糊涂地跟着官方政府、利益集团散布的套话说辞官云亦云，有人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经济。谁上台也不行。”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国家大，所以事情难办。”换句话说就是，现在这种腐败横行，怨声载道，国在山河破的状况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国家大，事情难办，而不是因为这个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极权腐败制度。
说这种话的人对中国的“事情”，对经济的自然运转规律可谓一无所知。实际上，不但各国经济发展经验不断反复地证明，就连中共极权统治的经济发展历史也不断反复地证明，使一个国家经济改观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政府放手不干涉百姓正常的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就可轻而易举地做到。经济学家Adam Smith 早在他的着作“致富论”中说得很清楚，市场经济是一只无形的手，无时不在地做着自我调节。
我们不需要费时回顾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只要回头看看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经历的现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只要给勤劳隐忍的中国百姓一丝松动，经济改观不但易如反掌，而且利马见效。
中国历史屡见不鲜地反复证明着经济运转自我调节的自然性和简单性。并且也证明人口多根本不是经济改观的障碍。以下举三个离我们并不遥远也不陌生的例子。
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成功地统一中国后，国民政府不但在四年内使长期军阀混战下民不聊生的中国经济得到改观，而且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并占领东北三省的极为困苦危难时期，仍继续坚持发展经济，创造了历史学家公认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1927年-1937年的“黄金十年”。在日本已侵入中国，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的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八千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二十年代翻了一番。如果不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中共因此乘机得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至今，其成绩绝不会比经济大国美国差。
例二：一九六一年，由于中共政府荒谬绝伦的“大跃进”政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因此造成这个巨大人祸的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位居一线治理国家。刘少奇、邓小平采取给农民松绑的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养鸡、养猪和经营自留地，一年后，中国经济就从物质极大贫瘠变成极大丰富。一九六二年暑假，我清楚记得当时大车大车的牛奶鸡蛋拉到我居住的宿舍大院，我们这些孩子拿着锅、筐去“买”那些几乎不要钱的新鲜牛奶、鸡蛋，感到没肉没蛋吃不饱饭的日子恍惚还在眼前。
刘少奇当时说了一句实诚话“政府一抓(经济)就死，一放(经济)就活”。
例三： 一九七八年中国农民发起的农村经济改革再一次证明经济运转自我调节的自然性和简单性。
我们不妨先简单回忆一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如何不堪疾苦拚死走上改革之路，并使自己家乡的经济在一年内大改观的经历和历史背景。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在陕西茂陵地区工作，四年中，年年月月，我都不断看到大批破衣滥衫的逃荒农民堆集在茂陵火车站，风餐露宿，惨不忍睹。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忙于荒谬的权力之争根本无瑕顾及人民的死活。下面这段官方口气的对当时邓小平家乡人民生活的描写清楚表明经济改革发起的历史背景。
“一九七五年冬，全国的建设事业更加混乱，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小平家乡广安县，更是灾难深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国家经济政策造成人们缺衣少吃，饥饿难熬，将能吃的树皮都吃光了。最后农民们来到县委门口，将门口的五棵梧桐树的树皮也剥回家吃了。全县每天都有一千多人扒火车，流浪他乡乞讨。”
那几年不要说农村，就是城市也是一片萧条，不要说蛋肉，连花椒、大料、卫生纸也是极少量地定量供应。
在这生死之际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经受了多年逃荒要饭的小岗村农民已经无力逃荒要饭了，在全村饥饿浮肿等死的情况下，为拚活路，村中十八个农民写下血书，立下“生死状”，发起了“包产到户”的壮举，拚死走上了农村经济改革之路。
当时，对经济崩溃无计可施、对大批饥饿等死的农民无所适从的中共政府无奈地看到，如果再对农民横加干涉，中国就是死路一条。这时的中共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静观不管的策略，赵紫阳和万里对农民“包产到户”行动的认可客观上起到给中国人民稍微松松绑的效果。
发起“包产到户”不到一年的时间，小岗村农民的生活就大为改观，而且在第二年的一九七九年，小岗村经验就迅速传遍整个安徽省，一年后的一九八0年，安徽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省就跨过了贫困门坎，奔小康了。
综上所述，历史事实不断证明经济自我调节的自然性和简单性。关键是政府不但不能对百姓的经济活动滥加干涉，还要在经济策略上尽政府应尽的职责帮助民间发展经济。除了宏观调控外，政府要制订并施行各种有利措施资助农民的农业发展，扶助民间中小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有可持续、平衡、协调、稳定的经济发展，人民才能普遍生活富裕，靠税收生存的政府才能有蛋可取。
许多人认为专制制度可以更有效、更快捷地发展经济，因为它可以快速调集国家大量财力和人力完成一件工程或研究项目，像苏联成功地建设大型工业、大型水坝，领先使卫星上天，而民主国家做不到那么快。然而，苏联近九十年的经济发展结果，东欧诸国经济发展结果，如今中共专制制度的经济发展结果都没有最终给人民带来幸福，也没有最终给国家带来富强。为什么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总是沦为畸形发展，为什么专制制度总是给底层人民带来贫困和灾难？
原因非常简单，专制政府搞经济完全不顾及百姓的基本权利，根本不为民着想。中共政府这二十年的胡来是专制制度下非人本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好例证。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发起农村改革大潮的功臣是农民，而中共政府是剥夺改革成果的罪人和强盗。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发起“包产到户”的壮举时，中共中央还处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无心他顾。看看当时中共权力争夺的年谱就会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他权力大握后仍坚持毛的路线。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复出，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入政治局后，邓小平的势力才开始稍占上风。到一九七九年九月，赵紫阳、彭真入政治局后，邓小平多了这关键的两个子儿，才开始成功地压缩了华国锋的优势。到一九八０年二月，胡耀邦、赵紫阳进入常委，重新设立书记处，胡为总书记后，邓小平开始清君侧，迫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这时华国锋才败局已定。一九八０年八月，华国锋被迫让出总理职位。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华国锋下台，但仍然保留主席身份。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正式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权力之争至此结束。从邓小平正式复出，到决定华国锋下台，前后三年零四个月。
一九八０年时，农民发起的经济改革大潮已蓬勃展开不可阻挡，这时，虽然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仍有微词，表示反对(见邓小平文选)，但是农村改革大潮的凶猛推着他不得不认可“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同意解体人民公社。当时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对这种自下而上、民间自发的承包方式认识不清的无奈之情。更表明他这个后来被荒谬地誉为‘总设计师’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改革的方向。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坐稳权力时，经历了两年多的农民自发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大见成效。随着农民对农村改革贡献的日益显着，邓小平的态度也日益明朗，但是使他下决心走经济改革之路的真正动力是一九八九年对“六四民主运动”的镇压屠杀。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有干政大权的元老们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薄一波、宋任穷、姚依林等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如何换掉赵紫阳，如何对付“六四民主运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要利用经济改革镇压学生确保独裁统治权力的心态。他说，“赵紫阳怂恿动乱，难辞其咎。没有不换的理由啊，党内也说不过去，只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的这个那个都不变，我想不会有大乱子。过去定的不变，这一点我们都要清醒，不是又要走回去。只要改革开放还搞，人家会理解。”
这时，不惜走镇压杀人之路的实用主义的邓小平清楚地看到经济改革是保障中共私家政权合法性的唯一路。因为只有继续经济改革才能使人家理解他杀戮镇压人民的“道理”，使杀人合理化，才能掩盖他杀人的邪恶，才能使糊涂的奴性百姓过后接受官方这类灭绝人性的套话说辞“没有当初的镇压，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赵紫阳的失势，使一直极尽能事巴结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江泽民得到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在邓小平面前的竭力推举而上台。
江泽民上台后，这个奸佞小人感到自己的“儿皇位”不稳，自然倾向举荐人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左派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邓小平正式退休后，江泽民则完全倒向陈云、李先念，开始对改革发起反攻。他说出“改革开放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要“分清两种改革观”，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等反对改革的话。
就像现在人们人云亦云地说着许多官方散布的反对政治改革、民主制度的套话说辞一样，当时从上层散布到社会上的反对改革的套话说辞也弥漫全国。于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有人在《解放日报》开始以“皇甫平”(扶助邓小平之意)为笔名前后发表四篇文章支持经济改革。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南巡，向江泽民、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左派们施加压力，并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江泽民见势不妙立刻转向，对改革开放由反对转为支持。
邓小平接受了江泽民的转向，并在一九九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帮助江泽民清除了江的最大障碍 ─ 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至此，江泽民从儿皇帝成为真皇帝。
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后，邓小平出于“改革可以使人们理解六四镇压”的心态坚持了改革，并坚决抵制了以江泽民出头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势力。但是，这个没有一点儿人民情怀的独裁者走的是放弃政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下的经济改革之路，这就势必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后任的独裁统治下走上一条毁国毁民的歧路。
众多事实不断地证明，没有新闻监督、权力制衡的专制政府确实如旅德水力专家王维洛所言，他们是一群依靠专制独裁生存的“傻子和疯子”。
九十年代初，大炮总理朱镕基喊出投资三千万元人民币在三年内使国营企业改观的诺言，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用“债转股”的捷径使国营企业欠银行的巨额贷款(即由国家拨款转化成为的债务)变成不值钱的股票，使效益不佳的国营企业更迅速地破产了，。国有企业的烂帐转嫁给了银行，最终转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头上，股市大跌也使百姓股民们承担了企业破产的代价。几年下来，在政府、工厂、股票市场的各种交易中，权势官员从中大捞好处，大批工厂官员明目张胆地低价或无价私分企业，层层官员的腐败贪婪从此一发不可收十。官员发财，工人遭难，仅一九九七年一年，中国就出现一千多万下岗工人。最终，朱镕基“三年脱困”的把戏不但消耗掉国家几万亿元的“制作费”，造就了五千万工人失业，他还落下个“欺世盗名总理”的恶名(见中国劳工通讯)。
随着朱总理的把戏，国有企业的盈利大户也纷纷下马。官方透露说，从一九九五年国企改革开始，到一九九六年，煤炭，冶金，石油等昔日盈利大户统统出现大幅亏损，三万四千家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55%，每卖一元钱的商品，纯赚的利润不到一分。随着国企改革愈深入，下岗情况愈加剧，腐败暴露愈严重(见中国劳工通讯)。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不但使国家企业纷纷下马，还使腐败如洪水猛兽一般飞速漫延。
此时，刚刚从农村经济改革中抬头的农民兄弟，也遭到政府层层官员的残酷盘剥压榨，一头猪要交几十种税费的荒谬事情普遍发生。政府官员明征暗抢，给农民开的各种白条满天飞。农民拚命挣得的改革成果就在层层官员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中剥夺殆尽。
“中国农民报告”一书的作者张桂棣于二OO一年十月的一段描述使我们看到农民被政府官员胡派的苛捐杂税压榨得有多苦，他写到“为了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我们曾路过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农民一年到头，平均年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一天24美分 - 三妹注)；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农民们含着泪说：‘包产到户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被掏光了！’”
当地人说，当初发起农村改革的功臣小岗村的农民也是“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多年没过富裕坎”。
在城市高楼大厦辉煌的迷惑下，人们容易迷失价值判断标准，弄不清生活幸福的根本判断标准是什么。
以人为本的人权标准才是判断人民生活幸福的价值判断标准。只有崇尚人权自由，崇尚生命的经济发展，才能使经济稳定、协调、平衡地发展，才能使人民幸福、有尊严地生活。
有人说，“中国还是进步了，像六零年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但愿那种在三年内一下死几千万人的事不会再发生，但是中国死人的方式也“与时俱进”地进步了。现在人们死的方式不同了，假酒、假药、污染空气受毒致死，昏天黑地、司法不公含冤致死，强迫拆迁、赶出家门冻饿致死，在黑砖窑、黑煤窑里折磨、劳累、暴打致死，种种这类死法天天、时时在发生。
一九九八年，集中着中国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长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数十处决口。随后，朱镕基找到当时报喜不报忧的九江市副市长问道：“ 到底大堤内有没有放钢筋？”对方沮丧地坦白说，“本来是应该放钢筋的，可是不知怎么被偷工减料换成了竹条。” 中国特色的长江竹条大坝挡不住的水灾淹死了多少老百姓？
还有，人们都在担心地说，现在偷工减料疯狂盖大楼，那些从中圈钱的官员是捞够了，将来你就看着这些大楼一个个的塌吧，挨砸的都是老百姓。
据英国金融时报二00七年七月三日报导，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对中国近年来环境污染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因污染而早逝的人口高达七十五万人，并绘制了相关的死亡人口分布图，因数据太骇人，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卫生部出面要求世行在书面报告中删去约占1/3 的敏感内容，理由是“会引起社会动荡”。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一书的作者郑义当天接受记者访问时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剧烈程度远远超出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他说：“实际情况比它这个要严重得许多倍，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从各地得癌症的情况、包括呼吸道疾病的情况来看，污染的情况早已超过国外的观察和估计。每年像淮河污染严重的地区，得癌症人数要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几千倍。这不是搞错了数量级，情况真的超出你的想像！你放大了你的想像，都不能概括中国的环境污染！现在污染导致的死亡成倍、数量级的增加！”
有人为中共政府辩护说，当初日本、英国那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伴随着对环境的破坏。
当初人们对保护环境一无所知，属于无知。而现在环境保护亦属常识，那些国家的惨痛教训使许多国家警醒，可是中共政府却明知故犯、重蹈复辙、不管不顾，而且对环境的破坏的疯狂程度远远超过当初的日本、英国，这岂不是傻子、疯子行为？最表现政府疯傻行为的莫过于三峡大坝，当别的国家都因为造大坝会严重导致周围良田沙漠化和水土破坏而怯而止步时，中共政府却气吞山河地造了三峡大坝这个庞然大山死死地横在三峡两山之间，拦在长江大河之上，把四川这片富庶湿润的盆地堵了个风吹不进，水泄不通。
比较俄国、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共这种依赖出口，依赖外资，依赖低技术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不但走向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无可持续发展的死路，也最终不能造福于人民。
俄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不但得利于以人为本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也得利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国内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的制造业。专家指出，俄国、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中共政府的一些御用文人用“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这个所谓的桂冠来误导百姓。殊不知，中国是个消耗、浪费和破坏大于发展的制造大国，中国这种依靠外资、依靠低技术制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货币和资源投入驱动’型，而不是‘生产力提高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后果是严重地消耗和破坏我们百姓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饮水和空气。根据二○○三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创造一美元的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是印度的2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 11.5倍。
更悲惨的是，中国还是残酷压榨、剥削本国劳工的制造大国。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杀贫济富式的经济发展，中国压榨本国廉价劳工向西方富裕国家出口廉价产品，杀的是本国已经贫苦不堪的劳工，济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富裕的百姓。批评中国杀贫济富式经济发展的人并不是不要中国出口商品，而是指出中国这种极端依赖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所在。
黑砖窑童奴工事件说明这种压榨已经多么残酷和疯狂，它只仅仅展现出黑暗专制制度导致的黑暗社会的冰山一角。对此，人们应该有所震动和思索：推动这个邪恶、黑暗“经济改革”的中共政府在这条歧路上到底还要走多远？
人们会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中共政府治下的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滥摊子导致的环境滥摊子局面的不可收十。对于这样一个不受新闻监督，不受权力制衡，只会不断内斗，毫无执政能力的腐败政府，人们还能忍受多久？把国家破坏到如此地步，这样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没落极权政府还能欺骗多久？愚昧的人们还能被它的套话说辞愚弄多久？
二00七年七月一日“自由圣火”网站首发
二00七年七月四日增补修改后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