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09 23:07:20作者：牟传珩
当今中国，“贫困者端起碗来喝汤，放下碗来骂娘；富有者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也骂娘”。新语话表达新观念，也揭示新问题。眼下，伴随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新语话正在横扫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标示着一种新崛起的社会现象，正在冲击中共的执政基础。
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参与社会冲突者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而进行以情绪宣泄为特征的现象。“无直接利益冲突”常常酿成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社会情绪的宣泄实质就是民意的表达。民意决定了执政者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以发泄不满，怀疑所有政府政策举措，敌视一切官方行为为主要特征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说明中共执政的民意基础已是土崩瓦解。今天，中国大陆随处可见“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扩大事态，甚至酿成骚乱。这足以证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挑战，已对中共统治构成巨大的威胁。
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已是“普遍现象”。冲突的规模越大、越普遍、越持久，参与和事件无直接利益的人也就越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许多社会冲突，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今天，“无直接利益冲突”遍及中国，已成为中共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开始影响中共的统治思路与决策。为此，不少御用文人、学者分析研究，纷纷发出警告，献计献策。当前，社会冲突虽集中表现为官民、贫富间的直接利益冲突，而“无直接利益冲突”趋势也表征着一种社会广泛积累着的民愤、民怨没有正常的表达管道。中国曾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就是含有“无直接利益冲突”因素的最大全民运动。
6、4后的中国，中共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封杀异议声音，社会整体腐败已无法遏制。没有极为普遍、极为严重的官权腐败，欺压民众的现实，就不会有现今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恰恰正是官权腐败，欺压民众，直接侵犯公民权利的广度和强度的解读。“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虽没有共同的具体利益诉求，但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对头，即便在不明事由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地划分阵营、明确立场——在官民之间站在民的一边；在贫富之间站在贫的一边。“无直接利益冲突”说到底是大众利益和权贵利益的直接冲突。“直接利益冲突”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反过来又酝成“直接利益冲突”，或加剧“直接利益冲突”，两者互为促进。
在不民主的社会中，掌握资源的官员在切分利益蛋糕时，既享有分配权，又有优先选择权，社会怎么可能公平，民众权益怎么可能保证，这便是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老百姓普遍愿意参与社会冲突，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由一种“弱者联合”法则支配的社会事实。正因为中国拒绝普世民主化的道路，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力量太强大，因而必然会挤压民间私权空间，维系社会不平等格局，所以才迫使民众在社会冲突中，自觉不自觉地联合一致，发泄不满，借助这种方式来开拓权利空间。只要官方权力不受制约，过于强大，就必然要在发生社会冲突时面对群众的联合抵抗和发生不理智的过激行为。这是由社会发展的辩证逻辑决定的；也是“无直接利益冲突”今天会遍及中国的根本原因。
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不论是非，一直指向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人和行为，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管道的堵塞。罗尔斯说，公正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不民主，不公平，公民利益表达管道被封堵，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当今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资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被遗忘。近年来，大众普遍仇官，对腐败深恶痛绝，而社会利益表达管道却被长期堵塞。现实中国正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管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被剥夺，不能“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社会才会集聚起越来越多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所谓社会不公，就是官民力量对比失衡与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资讯不对称。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来自于一党垄断权力，在权力一元化阴影下，权力执行者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复制出封闭的、排斥异己的权力单元，为以权谋私营造了为所欲为的生态环境。至今中共依然无视人民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现代通讯手段所提供的自由条件，借“文化传统”、“国情特殊”的说词，拒绝、排斥权力民主化。由此以来，民怨就越积越大。然而，社会冲突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社会动乱。这是中共最惧怕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如果仅仅涉及个体利益或经济问题，发生全面动乱的几率并不高。但个体利益有时会引发大众共鸣，经济冲突也可能向政治领域转移，并对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政治统治权威构成挑战，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发泄不满，酿成动乱。此类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在金坛市并不严重，但我们同样感觉形势不容乐观。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楣”，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派出所所长李明说：有时警察进村巡查办案，一群闲散人员涌来围观，一些周边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乱起哄。甚至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警察打人了”，也会引起骚动。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在谈到“无直接利益冲突”时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该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他说，现在基层政府部门存在对普通群众处罚过滥过重现象。计生、工商、城管、税务、卫生、治安、出租屋管理……一个村究竟有多少村民被各种部门处罚过？如果村里没有“良民”了，村民对受处罚、违法犯罪就会习以为常，从而蔑视法制，产生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动摇执政基础。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一些基层政府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呈现出激化矛盾的“刁官心态”。
广东云浮市市委书记郑利平曾向新华社记者说：“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压力，能拖就拖，企图侥幸过关。”
如今百姓知道诉求无门，也无对话交流愿望。他们参与事件就是要冲突的过程。这并非“集体无意识”，而是“集体有意识”——路见不平众人踩。本来，中国民众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传统，甚至还有“隔山观火”一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过被视为少数江湖豪杰所为。而现在，面对小偷、抢劫者冷漠者很多，却对参与“社会冲突”情有独钟，有时明明自己不是利益直接受损者，却偏偏不顾风险地卷进社会冲突的漩涡。可见，官府比违法犯罪者更令百姓痛恨。“无直接利益冲突”遍及中国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是一个民心所向的问题。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难道今日中国的执政者就不反思，民众为何要有如此公愤？
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参与社会冲突者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而进行以情绪宣泄为特征的现象。“无直接利益冲突”常常酿成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社会情绪的宣泄实质就是民意的表达。民意决定了执政者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以发泄不满，怀疑所有政府政策举措，敌视一切官方行为为主要特征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说明中共执政的民意基础已是土崩瓦解。今天，中国大陆随处可见“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扩大事态，甚至酿成骚乱。这足以证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挑战，已对中共统治构成巨大的威胁。
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已是“普遍现象”。冲突的规模越大、越普遍、越持久，参与和事件无直接利益的人也就越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许多社会冲突，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今天，“无直接利益冲突”遍及中国，已成为中共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开始影响中共的统治思路与决策。为此，不少御用文人、学者分析研究，纷纷发出警告，献计献策。当前，社会冲突虽集中表现为官民、贫富间的直接利益冲突，而“无直接利益冲突”趋势也表征着一种社会广泛积累着的民愤、民怨没有正常的表达管道。中国曾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就是含有“无直接利益冲突”因素的最大全民运动。
6、4后的中国，中共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封杀异议声音，社会整体腐败已无法遏制。没有极为普遍、极为严重的官权腐败，欺压民众的现实，就不会有现今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恰恰正是官权腐败，欺压民众，直接侵犯公民权利的广度和强度的解读。“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虽没有共同的具体利益诉求，但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对头，即便在不明事由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地划分阵营、明确立场——在官民之间站在民的一边；在贫富之间站在贫的一边。“无直接利益冲突”说到底是大众利益和权贵利益的直接冲突。“直接利益冲突”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反过来又酝成“直接利益冲突”，或加剧“直接利益冲突”，两者互为促进。
在不民主的社会中，掌握资源的官员在切分利益蛋糕时，既享有分配权，又有优先选择权，社会怎么可能公平，民众权益怎么可能保证，这便是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老百姓普遍愿意参与社会冲突，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由一种“弱者联合”法则支配的社会事实。正因为中国拒绝普世民主化的道路，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力量太强大，因而必然会挤压民间私权空间，维系社会不平等格局，所以才迫使民众在社会冲突中，自觉不自觉地联合一致，发泄不满，借助这种方式来开拓权利空间。只要官方权力不受制约，过于强大，就必然要在发生社会冲突时面对群众的联合抵抗和发生不理智的过激行为。这是由社会发展的辩证逻辑决定的；也是“无直接利益冲突”今天会遍及中国的根本原因。
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不论是非，一直指向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人和行为，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管道的堵塞。罗尔斯说，公正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不民主，不公平，公民利益表达管道被封堵，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当今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资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被遗忘。近年来，大众普遍仇官，对腐败深恶痛绝，而社会利益表达管道却被长期堵塞。现实中国正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管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被剥夺，不能“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社会才会集聚起越来越多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所谓社会不公，就是官民力量对比失衡与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资讯不对称。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来自于一党垄断权力，在权力一元化阴影下，权力执行者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复制出封闭的、排斥异己的权力单元，为以权谋私营造了为所欲为的生态环境。至今中共依然无视人民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现代通讯手段所提供的自由条件，借“文化传统”、“国情特殊”的说词，拒绝、排斥权力民主化。由此以来，民怨就越积越大。然而，社会冲突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社会动乱。这是中共最惧怕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如果仅仅涉及个体利益或经济问题，发生全面动乱的几率并不高。但个体利益有时会引发大众共鸣，经济冲突也可能向政治领域转移，并对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政治统治权威构成挑战，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发泄不满，酿成动乱。此类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在金坛市并不严重，但我们同样感觉形势不容乐观。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楣”，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派出所所长李明说：有时警察进村巡查办案，一群闲散人员涌来围观，一些周边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乱起哄。甚至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警察打人了”，也会引起骚动。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在谈到“无直接利益冲突”时说：现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该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他说，现在基层政府部门存在对普通群众处罚过滥过重现象。计生、工商、城管、税务、卫生、治安、出租屋管理……一个村究竟有多少村民被各种部门处罚过？如果村里没有“良民”了，村民对受处罚、违法犯罪就会习以为常，从而蔑视法制，产生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动摇执政基础。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一些基层政府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呈现出激化矛盾的“刁官心态”。
广东云浮市市委书记郑利平曾向新华社记者说：“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压力，能拖就拖，企图侥幸过关。”
如今百姓知道诉求无门，也无对话交流愿望。他们参与事件就是要冲突的过程。这并非“集体无意识”，而是“集体有意识”——路见不平众人踩。本来，中国民众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传统，甚至还有“隔山观火”一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过被视为少数江湖豪杰所为。而现在，面对小偷、抢劫者冷漠者很多，却对参与“社会冲突”情有独钟，有时明明自己不是利益直接受损者，却偏偏不顾风险地卷进社会冲突的漩涡。可见，官府比违法犯罪者更令百姓痛恨。“无直接利益冲突”遍及中国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是一个民心所向的问题。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难道今日中国的执政者就不反思，民众为何要有如此公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