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25 21:56:34作者：记者石山报导
广州的《南方日报》报导说，广州一些地区在“六一”儿童节期间仍有很多儿童在街上乞讨，其中有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这些孩子白天上学，放学后和周末就和父母在街上乞讨。对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到四川自贡市红旗乡的失地农民刘正有和在美国的社会学家刘晓竹进行讨论。
前两年，中国许多省份的大城市开始进行城乡户籍一体化的试点改革，但大部分改革试点以失败告终。江西的《江南都市报》报导说，目前中国大陆只有江西省仍然在继续户籍改革的试点工作。而前几年，河南、山东等省份也进行了户籍改革试点。报导说，河南省在改革几个月之后，就遇到了极大压力而叫停，随后推出的居住证制度则受到法律界的质疑，认为是旧体制的翻版。山东济南的户籍改革，也被指是二元户口制度的另一件马甲。
居住在美国的社会学人刘晓竹分析说，中国户籍制度本身是一种政治安排，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刘晓竹：“中国的政治权利不平等，它是经济社会秩序的根基，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要控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经济才有动力。被剥夺的人做牛做马，剥夺者才能够利润丰厚，这就是生态。城乡一体化实际上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就否定了政治体制现在的格局和安排。”
美国中文的《中国事务》网站主编伍凡认为，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因为涉及到户籍制度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所以变得难以启动。他认为，如果中国最高主导层有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那么，户口制度的改革并不困难。
伍凡：“最根本的就是共产党最高层，对工人农民这两个地位是不是真心诚意地把他拉平，还是仅仅为了应付目前的一些压力去修补。这就是根本问题。试点是根据那个小地区的环境条件去做，做出来的东西全国能行得通吗？不见得。你的环境跟我不一样。所以要一个更高的层次，定几个原则性的法律才可以。”
伍凡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该在行政政策上进行修修补补。
伍凡：“应该有一个立法机构，立下一个法律，不做不行、不执行不行。按照宪法人人平等，所有待遇应该是一样的。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但是要保证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今天改，明天改，改了以后改不下去。他根本没这个念头，没有法律的概念，没有基本人权，人道的概念。”
《江南都市报》的报导说，一些专家也认为，户籍改革必须解决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报导以四川成都最近进行户籍改革为例说，成都市的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可能都属于所谓的“违规”行为，而当地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够最终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是改革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
刘晓竹则认为，在由上而下的制度中，由既得利益的官员制定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或者制度，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认为，只有实行较为彻底的民主化，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才可能有真正改变。
刘晓竹：“就是一人一票选出地方的执政长首长，每个镇选每个镇的镇长，每个乡选每个乡的乡长，每个县选每个县的县长，这样选下去权利就平等了。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农村地区人口被剥夺的情况会改变，被剥夺的资源会回流到他们手里。”
目前，中国户籍改革的一大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制不统一，富裕城市和地区担心贫穷的乡村人口挤占城市人的福利。伍凡认为，在目前中国地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困境很难破解。
前两年，中国许多省份的大城市开始进行城乡户籍一体化的试点改革，但大部分改革试点以失败告终。江西的《江南都市报》报导说，目前中国大陆只有江西省仍然在继续户籍改革的试点工作。而前几年，河南、山东等省份也进行了户籍改革试点。报导说，河南省在改革几个月之后，就遇到了极大压力而叫停，随后推出的居住证制度则受到法律界的质疑，认为是旧体制的翻版。山东济南的户籍改革，也被指是二元户口制度的另一件马甲。
居住在美国的社会学人刘晓竹分析说，中国户籍制度本身是一种政治安排，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刘晓竹：“中国的政治权利不平等，它是经济社会秩序的根基，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要控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经济才有动力。被剥夺的人做牛做马，剥夺者才能够利润丰厚，这就是生态。城乡一体化实际上是说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就否定了政治体制现在的格局和安排。”
美国中文的《中国事务》网站主编伍凡认为，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因为涉及到户籍制度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所以变得难以启动。他认为，如果中国最高主导层有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那么，户口制度的改革并不困难。
伍凡：“最根本的就是共产党最高层，对工人农民这两个地位是不是真心诚意地把他拉平，还是仅仅为了应付目前的一些压力去修补。这就是根本问题。试点是根据那个小地区的环境条件去做，做出来的东西全国能行得通吗？不见得。你的环境跟我不一样。所以要一个更高的层次，定几个原则性的法律才可以。”
伍凡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该在行政政策上进行修修补补。
伍凡：“应该有一个立法机构，立下一个法律，不做不行、不执行不行。按照宪法人人平等，所有待遇应该是一样的。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但是要保证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不是今天改，明天改，改了以后改不下去。他根本没这个念头，没有法律的概念，没有基本人权，人道的概念。”
《江南都市报》的报导说，一些专家也认为，户籍改革必须解决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报导以四川成都最近进行户籍改革为例说，成都市的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可能都属于所谓的“违规”行为，而当地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够最终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是改革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
刘晓竹则认为，在由上而下的制度中，由既得利益的官员制定损害自己利益的政策或者制度，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认为，只有实行较为彻底的民主化，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才可能有真正改变。
刘晓竹：“就是一人一票选出地方的执政长首长，每个镇选每个镇的镇长，每个乡选每个乡的乡长，每个县选每个县的县长，这样选下去权利就平等了。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农村地区人口被剥夺的情况会改变，被剥夺的资源会回流到他们手里。”
目前，中国户籍改革的一大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制不统一，富裕城市和地区担心贫穷的乡村人口挤占城市人的福利。伍凡认为，在目前中国地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困境很难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