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相思 (之十四)—身陷囹圄

（十四）身陷囹圄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我们发出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署名信的一个多月后，我们终于等来了那些血泪上书的“反馈”。

那一天看上去和往常没什么区别，我在工作单位一直忙到快下班，正想给东伟打个电话，问他晚上想吃点什么。因为我离工作单位比较近，会比他早回家，可以为晚饭做些准备。

这时，他的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中午一帮警察来到单位把东伟带走了，还把办公室翻了个乱七八糟。”在电话里，同事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好像她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表达这件事。当时迫害已经持续了一年，我们在网上看到和听人说起的法轮功学员被抓的事已经很多了，但当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时，内心还是极度震惊。

我脱口而出：“为什么？”“好像是说他写了什么为法轮功喊冤的信。”我问：“中午就被抓走了，怎么现在才打电话？”她说：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以为你们两个是同时被抓了呢，所以才想起来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我向她道了谢，准备挂电话。她嘱咐我：“听说你们家的电话被监听了，你要小心点！”

的确从这一天起，我们家里的电话就再也没有安全过，甚至在我们从劳教所回来好几年，而且电话号码已经换了好几次后，劳教所的警察依然能够准确的把电话打进来找到我们。我平时在打任何一个电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声音在脑中提醒我：“这个电话还有别人在听着。”几个月前看了荣获三项欧洲电影奖，随后又摘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电影里描写的柏林墙倒塌前东德人被国安监控的恐怖生活和今日的中国人何其相似！德国人被监控的噩梦成为过去后，《窃听风暴》风靡世界。而今天善良老实的中国人仍在《窃听风暴》般的梦魇中！

我失魂落魄的回到家，盛夏没有让我感到炎热，我能感到的只有冰冷和凄凉。躺在床上，彻夜无眠。煎熬中，我竟然想：“东伟被抓进去了，我也不想一个人在外面了，我要与他同甘共苦。”这么多年过后才明白自己当初的这个想法是错的。要是好人都被关到监狱、劳教所里去，谁来营救那些好人？外面的坏人岂不是更加为所欲为？

失眠的夜晚时间格外漫长。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我早早来到单位，迳直去了机关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这是一位满头白发的瘦削老人，显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当我告诉他东伟因为写信给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的冤情而被抓走后，他十分紧张，一个劲的责怪我：“怎么能写这种信呢？有什么想法先和组织上谈嘛！”我问：“那我现在向您反映，您能帮我转达吗？”他愣了一下：“咳，国家都定了的事，还有什么好反映的！”我接着问：“那宪法上不是说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吗？”他有点急了：“小娄同志，你听我的，不要去批评建议什么的，是为了你好。”我说：“我也写了信，是同时发走的。”

房间里的空调冷气很足，但这位老人一下子满头大汗。他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有气无力的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工作吧。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我有点不解：“您让我相信组织和党会抓我呢，还是不会抓我？”他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呆在那儿。他如果说“相信党不会抓你”，可是党的脾气他也拿不准，但他总不能说“相信党会抓你”吧！经历了共产党历次运动的老人也知道自己根本无法用理性对此做出判断，最后他决定用重复一遍“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来结束这次谈话。

从书记的办公室出来，我和自己办公室的同事打了个招呼，就去了东伟的单位。一路上，感觉心里沉甸甸的，明白了原来常说的“心情沉重”是真的，心上真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透不过气来。

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当我在绿灯情况下沿着人行道穿行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的一辆自行车朝我冲了过来，狠狠的撞在了我的膝盖上。我一下子疼的跪在地上，左边膝盖上一片黑紫。半天我才缓过疼劲儿，慢慢站起来。

撞我的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她并没有离开，却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看着我。我理解不了她的眼神，但也不想和她争执什么，就冲她挥挥手说：“你走吧！”她看了一眼我青紫的膝盖和痛苦的表情，眼睛深处好像闪过一丝愧疚的神色。但她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骑上车飞驰而去。

我一瘸一拐的来到东伟公司，单位老总看见我进门就急忙走过来：“小娄，这件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是通过保卫处直接来抓的人，根本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你要不去保卫处问问情况？”我来到保卫处，找到昨天直接参与的那个人，他简单给我讲了一下东伟被抓的经过，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他们不要在我们面前给东伟带手铐，等上车以后再带。”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东伟被手铐紧紧扣住的样子，禁不住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他看见我哭，却突然大声训斥起我来：“哭什么哭？不想要这个结果就别干那种事呵？写什么信啊！”我说：“写信就应该是这个结果吗？”他狠狠的说：“对，在中国就是这样！”我吃惊的望着他，难道我们的遭遇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吗？我甚至在一瞬间想发怒：“东伟兢兢业业为这个公司干了七年，你就这样对待他？”可师父讲过修炼人不能发脾气，于是我忍着，但是盯着他的眼睛，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的眼神是那么熟悉，好像刚刚在哪儿见过。脑中电石火光一闪，我突然明白了，他的眼神和刚才撞倒我的那个妇女的眼神很像，挑衅后面隐藏着内疚：“一个善良、老实，在公司工作了七年的员工，仅仅因为写信反映情况就被抓走了，对此我什么也做不了，还得表面赞同他们的做法，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因为这是中国！”

解读了他之后，我不再怪他，也知道他不可能为我们做什么。我站起来，感谢他没有让东伟在众多同事面前被带上手铐。他一直默默的把我送到楼下。

晚上，我对自己即将面临跟东伟同样的遭遇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把家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给花浇了水，还找出一身宽松的衣服，准备被抓后在监狱里穿。一切收拾停当，我翻开书，看着师父的照片，心里默默的说：“师父，尽管前三十年我没有经过什么风雨，而这一场狂风暴雨又来的这么猛烈，但我不怕，因为有师在，有法在。”看着师父慈祥的面容，我的心中渐渐升起一种强大的感觉，我不再是那个软弱的女孩了，我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

第二天早晨进办公室不到半小时，就有人通知我到保卫处去一趟。到了保卫处，已经满满一屋子警察坐在里面。但这一切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在确认身份后，他们把我带上了一辆吉普警车。同事们惊恐而忧虑的看着我被带走，但没有人敢说什么。坐上车后，一左一右两个女警紧紧挨着我坐下，把我夹在中间，然后给我带上了一副珵亮冰凉的手铐。

自始至终，我一言未发，心中产生了一种英雄式的悲壮，我默默的想：不管前面是什么，我都要坚定的走下去，决不退缩。因为“真、善、忍”没有错，维护这一天理也决不会错。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