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09 22:34:37作者：
1904年6月19日下午4点，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
大清帝国皇室特使溥伦及清国特使团，会同美术馆馆长、副馆长以及美国艺术委员会的另外几位成员正在恭候来自中国的特殊“代表”----慈禧太后“访问”美利坚合众国。当然，出访的并非慈禧太后本人，而是她的画像。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最高统治者的油画，而且是由一位美国女画家在北京完成的。
精致的箱子一个套着一个，“圣容”躺在最后一个有黄缎衬里的箱子里，上面盖着一块明黄色的织锦缎。这块织锦缎被隆重地掀开，画像的揭幕礼完成了。
溥伦提议为皇太后陛下的健康和大清的繁荣昌盛干杯，于是到会者将起泡的香槟酒一饮而尽。这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持续了五个小时。
几天之后，这幅肖像对外开放，观者云集。
博览会结束时，驻华盛顿的清国公使馆派出一个代表团将画郑重接往美国首都。慈禧太后认为，这是件很好的送给美国的礼物。毕竟，为中国太后画一幅肖像去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是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的夫人的提议，而具体担任这一工作的又是美国画家。于是美国就收到了赠给它的有史以来为中国统治者画的第一幅肖像。
肖像到达华盛顿之后，清国公使梁诚将它正式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下来。至此，中国国家元首对外国的第一次“亲自”访问，就通过一张油画完成了。
清廷对此次“圣容”出访极为重视，因为觉得普通铁轨枕木运送太后的肖像不合适，还从外务部到前门外的车站铺设了一段专用铁道。从北京起运后，沿途官员均以最高礼仪迎送圣像。
凯瑟琳卡尔记录此次盛事的回忆录《与慈禧太后在一起》(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中译《紫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1906年初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成为海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康格夫人这次来，有一项专门的目的，就是请求太后恩准，让一位美国女画家卡尔小姐来替太后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去，好让美国人民能够荣幸地瞻仰太后的懿容……太后的表情似乎很惊讶……于是我就详细地解释给太后听，不过我知道太后不会懂得画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太后还不曾给自己照过一张相。
我得解释一下，在中国只有人死了才画像，这样，既是对死者的一个纪念，后代子孙也可以借此祭祀先人。我注意到，等太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个请求的时候，似乎有些惊愕。我不希望让太后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无知，就拉拉她的衣袖，说呆会儿再向她详细解释。太后说：“现在就给我稍稍解释一下。”她这话是用满洲话讲的，与汉语普通话有所不同，客人不可能听懂。于是我也用满洲话跟她解释了一通。太后明白了这意思后，就对康格夫人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允诺以后再给她答复。她对我说：
“你告诉康格夫人，任何事情我都不能一个人做决定，这她大概是知道的。凡有重要的事情，在做决定之前我都要和大臣们商量。我必须处处小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叫百姓指责。我也不能不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
在康格夫人的书信中，对此没有十分详尽的回忆，而且对德龄还似乎充满了好感。但实际上，第二天上午，她们就闹了一场不小的别扭。这一天，德龄收到康格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她请求我无论如何不要鼓动太后拒绝卡尔小姐。她把信翻译给太后听：
太后听了很生气，说： “谁也没有权利用这样的口气给你写信。她怎敢暗示说你讲了反对卡尔小姐的话呢？这倒被我昨天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你回信的时候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就用她对待你的方式回复她，或者，更厉害点，你就告诉她，在我们国家，任何女官都不允许试图影响太后，另外告诉她，你还不至于这样卑鄙，会暗地里使坏。如果你不愿意这样说，那就只说卡尔小姐是你的私人朋友，你从来就没想过要说任何对她不利的话。”
德龄回忆道：“我照平常的方式回复了康格夫人，尽量做到合乎外交礼仪。”
其实，画家卡尔是德龄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的朋友，这一层渊源也是促使慈禧最终同意画像的重要因素。
在康格夫人和德龄的努力下，慈禧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勉强同意画像，但计划只画两次，而对于一幅这么大尺寸的肖像画，两次当然远远不够。但在亲自看画家画了一回素描轮廓后，慈禧改变了想法，并喜欢上了卡尔，请她搬入宫内居住，还命令宫内都叫她“柯姑娘”。 “柯姑娘”在宫中一住就是9个月，成为唯一一个如此近距离观察慈禧和中国宫廷生活的西方人士。
油画外交”当事的几位女性，画家卡尔、外交官夫人康格夫人莎拉、宫廷女官兼翻译德龄，都留下了回忆录。这些女性所撰写的回忆录，在西方史学界，长久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对此就十分愤怒，他认为这些女性回忆录的作者（还有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苏珊唐莉等），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会晤过慈禧太后，她们对慈禧给予了相当大的同情和理解，但“男性评论家对此给出的评价是：无知而琐碎。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视这些关于慈禧太后的私人回忆，我们发现：它们包含着许多关于她的性格和宫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见，这些，都被西方国家的官方档案和当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及专业人员的私人文献所证实。”
他还特别指出，“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许许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纪初叶慈禧被当作昔日帝国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气候里，这些材料都被简单粗暴地忽略了。”
大清帝国皇室特使溥伦及清国特使团，会同美术馆馆长、副馆长以及美国艺术委员会的另外几位成员正在恭候来自中国的特殊“代表”----慈禧太后“访问”美利坚合众国。当然，出访的并非慈禧太后本人，而是她的画像。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最高统治者的油画，而且是由一位美国女画家在北京完成的。
精致的箱子一个套着一个，“圣容”躺在最后一个有黄缎衬里的箱子里，上面盖着一块明黄色的织锦缎。这块织锦缎被隆重地掀开，画像的揭幕礼完成了。
溥伦提议为皇太后陛下的健康和大清的繁荣昌盛干杯，于是到会者将起泡的香槟酒一饮而尽。这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持续了五个小时。
几天之后，这幅肖像对外开放，观者云集。
博览会结束时，驻华盛顿的清国公使馆派出一个代表团将画郑重接往美国首都。慈禧太后认为，这是件很好的送给美国的礼物。毕竟，为中国太后画一幅肖像去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是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的夫人的提议，而具体担任这一工作的又是美国画家。于是美国就收到了赠给它的有史以来为中国统治者画的第一幅肖像。
肖像到达华盛顿之后，清国公使梁诚将它正式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下来。至此，中国国家元首对外国的第一次“亲自”访问，就通过一张油画完成了。
清廷对此次“圣容”出访极为重视，因为觉得普通铁轨枕木运送太后的肖像不合适，还从外务部到前门外的车站铺设了一段专用铁道。从北京起运后，沿途官员均以最高礼仪迎送圣像。
凯瑟琳卡尔记录此次盛事的回忆录《与慈禧太后在一起》(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中译《紫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1906年初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成为海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康格夫人这次来，有一项专门的目的，就是请求太后恩准，让一位美国女画家卡尔小姐来替太后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去，好让美国人民能够荣幸地瞻仰太后的懿容……太后的表情似乎很惊讶……于是我就详细地解释给太后听，不过我知道太后不会懂得画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太后还不曾给自己照过一张相。
我得解释一下，在中国只有人死了才画像，这样，既是对死者的一个纪念，后代子孙也可以借此祭祀先人。我注意到，等太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个请求的时候，似乎有些惊愕。我不希望让太后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无知，就拉拉她的衣袖，说呆会儿再向她详细解释。太后说：“现在就给我稍稍解释一下。”她这话是用满洲话讲的，与汉语普通话有所不同，客人不可能听懂。于是我也用满洲话跟她解释了一通。太后明白了这意思后，就对康格夫人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允诺以后再给她答复。她对我说：
“你告诉康格夫人，任何事情我都不能一个人做决定，这她大概是知道的。凡有重要的事情，在做决定之前我都要和大臣们商量。我必须处处小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叫百姓指责。我也不能不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
在康格夫人的书信中，对此没有十分详尽的回忆，而且对德龄还似乎充满了好感。但实际上，第二天上午，她们就闹了一场不小的别扭。这一天，德龄收到康格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她请求我无论如何不要鼓动太后拒绝卡尔小姐。她把信翻译给太后听：
太后听了很生气，说： “谁也没有权利用这样的口气给你写信。她怎敢暗示说你讲了反对卡尔小姐的话呢？这倒被我昨天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你回信的时候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就用她对待你的方式回复她，或者，更厉害点，你就告诉她，在我们国家，任何女官都不允许试图影响太后，另外告诉她，你还不至于这样卑鄙，会暗地里使坏。如果你不愿意这样说，那就只说卡尔小姐是你的私人朋友，你从来就没想过要说任何对她不利的话。”
德龄回忆道：“我照平常的方式回复了康格夫人，尽量做到合乎外交礼仪。”
其实，画家卡尔是德龄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的朋友，这一层渊源也是促使慈禧最终同意画像的重要因素。
在康格夫人和德龄的努力下，慈禧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勉强同意画像，但计划只画两次，而对于一幅这么大尺寸的肖像画，两次当然远远不够。但在亲自看画家画了一回素描轮廓后，慈禧改变了想法，并喜欢上了卡尔，请她搬入宫内居住，还命令宫内都叫她“柯姑娘”。 “柯姑娘”在宫中一住就是9个月，成为唯一一个如此近距离观察慈禧和中国宫廷生活的西方人士。
油画外交”当事的几位女性，画家卡尔、外交官夫人康格夫人莎拉、宫廷女官兼翻译德龄，都留下了回忆录。这些女性所撰写的回忆录，在西方史学界，长久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美国学者西格雷夫对此就十分愤怒，他认为这些女性回忆录的作者（还有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苏珊唐莉等），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会晤过慈禧太后，她们对慈禧给予了相当大的同情和理解，但“男性评论家对此给出的评价是：无知而琐碎。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视这些关于慈禧太后的私人回忆，我们发现：它们包含着许多关于她的性格和宫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见，这些，都被西方国家的官方档案和当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及专业人员的私人文献所证实。”
他还特别指出，“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许许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纪初叶慈禧被当作昔日帝国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气候里，这些材料都被简单粗暴地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