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15 13:27:12作者：
挖“癌症村”病根的人
这段时间，林景星又开始失眠了。已经从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退休的他，接到陕西省华县龙岭村村民的电话，这个著名的“癌症村”，不久前又有两人死于癌症。
尽管3年前，林景星就查出了那里致癌的原因，开出了“药方”，但至今没能彻底解决。作为国内提出“生态环境地质病”的首位学者，他原以为自己能够当一个“开方治病”的医生。可十多年的调查研究让林景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一个真相调查者，用科学的数据告诉人们地质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触及生命而且细及毛发，但整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大工程，不是仅仅学者能为的。”
亲尝毒核桃
2001年，林景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陕西发现“癌症村”。以他对生态环境多年的关注，他坚信这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生态环境地质病”的发作，这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已经爆炸。
为了证实判断，他自费去了趟“癌症村”——陕西省华县瓜坡镇龙岭村，调查发病原因。
村长早已在村口迎候，村民们纷纷拿出自产的核桃招待贵客，林教授成了全村人的希望，被称为“北京来的专家”。然而在来之前，林景星已经托人取过样品化验，认为致癌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该村的核桃。
即便如此，林景星还是欣然地吃下了村长递过来的核桃，尽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核桃里的砷元素会在自己的身体内沉积下来，而砷恰恰是致癌物质。但他也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被村里人接受。跟他们接近，就等于跟事实真相接近。他已经顾不得临行前老伴的殷切叮嘱：“到了那里，不要乱吃东西。”
龙岭村位于秦岭北坡，这个海拔770米的小村落，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让林景星想起了久违的儿时家乡。在福建农村长大的他，自小就在乡野嬉耍，渴了喝小溪水，饿了扯把野菜……研究生态环境越久，他越怀念那段时光，久违了的清静突然在这里重现，他甚至怀疑是自己错了。走遍龙岭村村前屋后，根本找不到污染源，林景星的心里划过一丝庆幸。
但是村长提供的数据却让林景星震惊。自1974 年发现第一例食道癌患者以来，该村30户人家、154人中，共死亡59人，其中死于癌症的36 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1%。全村只有4 户家庭未出现过癌症患者，还有4户人家已经“绝了户”，门上孤零零的一把大锁让人看了心寒。
林景星下定了决心，如论如何，也要用科学的手段找到病因，为村里人“驱魔”。
“魔鬼”在龙岭村扎根
在得到国土资源部资助后，林景星对龙岭村进行了前后长达3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龙岭村人日常食用的粮食和蔬菜中，除了土豆和西红柿外，其他作物的有毒成分均超标；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内用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铅、砷等化学污染。
而距离龙岭村4公里以外的化肥厂便是“真凶”。这座20世纪70年代初建成投产的化肥厂，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释放着“毒烟”，“毒烟”顺着西北风刮向龙岭村所在的秦岭方向，当无法跨越高耸的秦岭山脉后，“魔鬼”就在龙岭村扎根了。
林景星第一次到龙岭村时，开着摩托车带他上山的小伙子，总是笑眯眯的。而后来再去龙岭村，年轻人却当着他的面哭了，因为头发检测结果发现他是全村身体“毒素”沉淀最多的人。“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只想逃离这个地方。无论到哪里，只要有口饭吃就好。”最终小伙子离开了家乡。
整个龙岭村人们只有两种选择：逃离和等待死亡。年轻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只留下50岁以上的老人，守在空旷的大门口。9年来，村子里只出生了2个小孩，学校也关闭了。“这么多年跑野外，什么恶劣的环境都见过，但走进龙岭村的寂静，让人恐慌。”
连这样一个僻静、古朴的小山村都逃不过化学污染的魔爪，多年来致力于生态环境研究的林景星愤怒了。
问题在土壤里
在地质研究界，林景星是个异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往回看”，研究地质史的变迁、地层考古的细化，而林景星却偏偏选择了“脚底下的一片土壤”，关注土壤质量对眼下人们生活的影响。这种转变来自于现实。
1994年，在比利时留学10年的林景星回国后，就职于国土资源部。在去欧洲之前，他从事的也是地质考古研究。在欧洲他听到太多国外同行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抨击，他总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用自己调查的科学数据争一口气。然而，回国后的调查让他发现，中国水土环境受污染程度确实不容忽视。
林景星决定，调整研究方向，把目标对准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上。
早在欧洲留学时，林景星就了解过欧洲工业革命对环境的破坏，可以说从1680年的英国到后来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过这样的发展代价。音乐家贝多芬，后来就被证实死于环境污染导致的铅中毒。当时多瑙河和莱茵河两岸有很多制铅厂，导致河水中的鱼被污染，而贝多芬最喜欢吃多瑙河里的鱼。
而同样的挑战，也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方工业污染加剧，国内“癌症村”、“怪病村”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
经过数年的研究，林景星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概念——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如工厂排污、矿山开采等，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有毒元素通过水分、土壤、农作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它们就会在人体内积聚下来，一旦摄入总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病变，甚至导致死亡。所以“生态环境地质病”不可治愈，只能预防。林景星的理论与法国癌症研究计划负责人贝尔波姆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 80%-90%的癌症是由人为破坏环境造成的。
这使林景星更加坚信，欧洲现有的环境治理经验值得国内借鉴，而自己留学时恰恰对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他相信，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让数据说话，就能改变这一切。
“我不怕被人质疑”
但是，“良医”开出来的药方未必会被“病人”采用。
关于龙岭村的严重污染问题，林景星撰写了调查报告，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自批示，责令地方政府解决有关问题。
但数年过去了，龙岭村村民只是从污染严重的山坡上搬到了山坡下。林景星能做的，也只是每次村里人来电话，他不断地叮嘱他们不要再吃山上种的庄稼了。结果是，那片山坡地里长出来的作物，村里人是绝对不吃了，却把它卖到村外，因为那是村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很难过。但我也没有权力去指责龙岭村的村民，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己为了挽救生命的努力，却给另一些生命带来威胁，林景星有些无奈。
“您为什么不建议关闭或者彻底整治污染源——化肥厂呢？”听到别人质疑，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顿了顿，有些迟疑地说：“没有钱。”
当年，为揭开龙岭村癌症之谜，林景星连夜写了一份1万多字的报告书，上交给国土资源部环境司、国家自然基金协会等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专项资金资助。按规定，申报基金者的年龄要在60岁以下，而当时的林景星已经62岁了，只好求助他人代为申请。足足等了一年，他得到20万元研究经费，然后不断的取样、化验……经费很快花完了，等到他发现化肥厂这个“罪魁”时，也只能望洋兴叹。“没有足够的经费取样化验，就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龙岭村的污染来自于化肥厂。哪怕我们很确定，可科学是要讲证据的。”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林景星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当年泰国爆发黑脚病时，最终能根治不再复发，我们的解决途径到底在哪儿？他希望自己的调查结果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触动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林景星指着办公室里存放的采集样本，激动地对记者说，“如果有人怀疑我的结论，可以把这些样本拿去重新化验，我每次收集样本时都会多留一份。我不怕被人质疑。”
是尘暴，不是沙尘暴
从不怕被质疑的林景星，却要质疑别人。
自从1958年到北京大学学习，近半个世纪，林景星目睹了北京“沙尘暴”的恶化。作为一个关注地质环境的科学家，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国家每年都在投入治理，沙尘暴还越演越烈？对他来说，这和土壤化学污染一样，都是我们地质环境变化的突出问题。
2006年4月的一个晚上，北京降下33.6万吨粉尘。凌晨4点林景星从梦中醒来，他披上衣服就跑到屋外，从停在小区里的汽车上扫下了整整一口袋的“天降尘土”。现在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细尘土，标注着“北京，2006 年4月16日凌晨4点”，让人一下子想起“4 ·16沙尘暴”。
“不对！是‘尘暴’而不是‘沙尘暴’。”尽管林景星的研究结果存在不少争议，但他仍纠正记者的“用词不当”。“我们有证据证明北京的尘暴来自内蒙干涸了的盐湖区粉尘，以前认为沙尘暴来自沙漠颗粒是诊断错了，方子开错了，药也抓错了，所以没法根治。”
有人劝林景星，因为事情敏感，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影响不好”。但每次研讨会上，这个倔强的老人还是拿出明显存在差异的电镜扫描照片，“让数据说话”。但他最后总不忘加上一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有错误，我本人负全责。”
如今70多岁的林景星，每天还要去办公室。尽管已没有科研经费，不能做具体的环境项目研究，但他并没有停下工作。参加研讨会，到中科院教课，写文章……他希望继续做一个地质环境科学的传播者，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身边环境的变化，警惕那些看不见的、却是致命的危害。
林景星仍然在收集国内外关于“生态环境地质病”的报道，佐证科研。他告诉记者，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岛上，至少有1.2%的雌性北极熊长出了不完整的雄性生殖器官，因为常年刮来的南风，将欧洲大陆工业释放出的多氯联苯带到这里，导致动物物种变异……
“不知道哪一天，在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同时，你和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紧接着，他说，“不过眼下，关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事更加迫切。”《环球人物》杂志
这段时间，林景星又开始失眠了。已经从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退休的他，接到陕西省华县龙岭村村民的电话，这个著名的“癌症村”，不久前又有两人死于癌症。
尽管3年前，林景星就查出了那里致癌的原因，开出了“药方”，但至今没能彻底解决。作为国内提出“生态环境地质病”的首位学者，他原以为自己能够当一个“开方治病”的医生。可十多年的调查研究让林景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一个真相调查者，用科学的数据告诉人们地质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触及生命而且细及毛发，但整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大工程，不是仅仅学者能为的。”
亲尝毒核桃
2001年，林景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陕西发现“癌症村”。以他对生态环境多年的关注，他坚信这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生态环境地质病”的发作，这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已经爆炸。
为了证实判断，他自费去了趟“癌症村”——陕西省华县瓜坡镇龙岭村，调查发病原因。
村长早已在村口迎候，村民们纷纷拿出自产的核桃招待贵客，林教授成了全村人的希望，被称为“北京来的专家”。然而在来之前，林景星已经托人取过样品化验，认为致癌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该村的核桃。
即便如此，林景星还是欣然地吃下了村长递过来的核桃，尽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核桃里的砷元素会在自己的身体内沉积下来，而砷恰恰是致癌物质。但他也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被村里人接受。跟他们接近，就等于跟事实真相接近。他已经顾不得临行前老伴的殷切叮嘱：“到了那里，不要乱吃东西。”
龙岭村位于秦岭北坡，这个海拔770米的小村落，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让林景星想起了久违的儿时家乡。在福建农村长大的他，自小就在乡野嬉耍，渴了喝小溪水，饿了扯把野菜……研究生态环境越久，他越怀念那段时光，久违了的清静突然在这里重现，他甚至怀疑是自己错了。走遍龙岭村村前屋后，根本找不到污染源，林景星的心里划过一丝庆幸。
但是村长提供的数据却让林景星震惊。自1974 年发现第一例食道癌患者以来，该村30户人家、154人中，共死亡59人，其中死于癌症的36 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1%。全村只有4 户家庭未出现过癌症患者，还有4户人家已经“绝了户”，门上孤零零的一把大锁让人看了心寒。
林景星下定了决心，如论如何，也要用科学的手段找到病因，为村里人“驱魔”。
“魔鬼”在龙岭村扎根
在得到国土资源部资助后，林景星对龙岭村进行了前后长达3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龙岭村人日常食用的粮食和蔬菜中，除了土豆和西红柿外，其他作物的有毒成分均超标；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内用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铅、砷等化学污染。
而距离龙岭村4公里以外的化肥厂便是“真凶”。这座20世纪70年代初建成投产的化肥厂，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释放着“毒烟”，“毒烟”顺着西北风刮向龙岭村所在的秦岭方向，当无法跨越高耸的秦岭山脉后，“魔鬼”就在龙岭村扎根了。
林景星第一次到龙岭村时，开着摩托车带他上山的小伙子，总是笑眯眯的。而后来再去龙岭村，年轻人却当着他的面哭了，因为头发检测结果发现他是全村身体“毒素”沉淀最多的人。“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只想逃离这个地方。无论到哪里，只要有口饭吃就好。”最终小伙子离开了家乡。
整个龙岭村人们只有两种选择：逃离和等待死亡。年轻人，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只留下50岁以上的老人，守在空旷的大门口。9年来，村子里只出生了2个小孩，学校也关闭了。“这么多年跑野外，什么恶劣的环境都见过，但走进龙岭村的寂静，让人恐慌。”
连这样一个僻静、古朴的小山村都逃不过化学污染的魔爪，多年来致力于生态环境研究的林景星愤怒了。
问题在土壤里
在地质研究界，林景星是个异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往回看”，研究地质史的变迁、地层考古的细化，而林景星却偏偏选择了“脚底下的一片土壤”，关注土壤质量对眼下人们生活的影响。这种转变来自于现实。
1994年，在比利时留学10年的林景星回国后，就职于国土资源部。在去欧洲之前，他从事的也是地质考古研究。在欧洲他听到太多国外同行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抨击，他总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用自己调查的科学数据争一口气。然而，回国后的调查让他发现，中国水土环境受污染程度确实不容忽视。
林景星决定，调整研究方向，把目标对准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上。
早在欧洲留学时，林景星就了解过欧洲工业革命对环境的破坏，可以说从1680年的英国到后来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过这样的发展代价。音乐家贝多芬，后来就被证实死于环境污染导致的铅中毒。当时多瑙河和莱茵河两岸有很多制铅厂，导致河水中的鱼被污染，而贝多芬最喜欢吃多瑙河里的鱼。
而同样的挑战，也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方工业污染加剧，国内“癌症村”、“怪病村”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
经过数年的研究，林景星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概念——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如工厂排污、矿山开采等，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有毒元素通过水分、土壤、农作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它们就会在人体内积聚下来，一旦摄入总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病变，甚至导致死亡。所以“生态环境地质病”不可治愈，只能预防。林景星的理论与法国癌症研究计划负责人贝尔波姆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 80%-90%的癌症是由人为破坏环境造成的。
这使林景星更加坚信，欧洲现有的环境治理经验值得国内借鉴，而自己留学时恰恰对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他相信，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让数据说话，就能改变这一切。
“我不怕被人质疑”
但是，“良医”开出来的药方未必会被“病人”采用。
关于龙岭村的严重污染问题，林景星撰写了调查报告，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自批示，责令地方政府解决有关问题。
但数年过去了，龙岭村村民只是从污染严重的山坡上搬到了山坡下。林景星能做的，也只是每次村里人来电话，他不断地叮嘱他们不要再吃山上种的庄稼了。结果是，那片山坡地里长出来的作物，村里人是绝对不吃了，却把它卖到村外，因为那是村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很难过。但我也没有权力去指责龙岭村的村民，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己为了挽救生命的努力，却给另一些生命带来威胁，林景星有些无奈。
“您为什么不建议关闭或者彻底整治污染源——化肥厂呢？”听到别人质疑，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顿了顿，有些迟疑地说：“没有钱。”
当年，为揭开龙岭村癌症之谜，林景星连夜写了一份1万多字的报告书，上交给国土资源部环境司、国家自然基金协会等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专项资金资助。按规定，申报基金者的年龄要在60岁以下，而当时的林景星已经62岁了，只好求助他人代为申请。足足等了一年，他得到20万元研究经费，然后不断的取样、化验……经费很快花完了，等到他发现化肥厂这个“罪魁”时，也只能望洋兴叹。“没有足够的经费取样化验，就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龙岭村的污染来自于化肥厂。哪怕我们很确定，可科学是要讲证据的。”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林景星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当年泰国爆发黑脚病时，最终能根治不再复发，我们的解决途径到底在哪儿？他希望自己的调查结果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触动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林景星指着办公室里存放的采集样本，激动地对记者说，“如果有人怀疑我的结论，可以把这些样本拿去重新化验，我每次收集样本时都会多留一份。我不怕被人质疑。”
是尘暴，不是沙尘暴
从不怕被质疑的林景星，却要质疑别人。
自从1958年到北京大学学习，近半个世纪，林景星目睹了北京“沙尘暴”的恶化。作为一个关注地质环境的科学家，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国家每年都在投入治理，沙尘暴还越演越烈？对他来说，这和土壤化学污染一样，都是我们地质环境变化的突出问题。
2006年4月的一个晚上，北京降下33.6万吨粉尘。凌晨4点林景星从梦中醒来，他披上衣服就跑到屋外，从停在小区里的汽车上扫下了整整一口袋的“天降尘土”。现在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细尘土，标注着“北京，2006 年4月16日凌晨4点”，让人一下子想起“4 ·16沙尘暴”。
“不对！是‘尘暴’而不是‘沙尘暴’。”尽管林景星的研究结果存在不少争议，但他仍纠正记者的“用词不当”。“我们有证据证明北京的尘暴来自内蒙干涸了的盐湖区粉尘，以前认为沙尘暴来自沙漠颗粒是诊断错了，方子开错了，药也抓错了，所以没法根治。”
有人劝林景星，因为事情敏感，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影响不好”。但每次研讨会上，这个倔强的老人还是拿出明显存在差异的电镜扫描照片，“让数据说话”。但他最后总不忘加上一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有错误，我本人负全责。”
如今70多岁的林景星，每天还要去办公室。尽管已没有科研经费，不能做具体的环境项目研究，但他并没有停下工作。参加研讨会，到中科院教课，写文章……他希望继续做一个地质环境科学的传播者，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身边环境的变化，警惕那些看不见的、却是致命的危害。
林景星仍然在收集国内外关于“生态环境地质病”的报道，佐证科研。他告诉记者，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岛上，至少有1.2%的雌性北极熊长出了不完整的雄性生殖器官，因为常年刮来的南风，将欧洲大陆工业释放出的多氯联苯带到这里，导致动物物种变异……
“不知道哪一天，在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同时，你和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紧接着，他说，“不过眼下，关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事更加迫切。”《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