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1 12:29:46作者：三妹
我的一些热衷于社区活动的中国留学生朋友要办一个“海外留学生通讯” ，他们希望我能参与并写发刊词，这对我是极大的荣誉。
我问，在发刊词上我该写些什么呢？朋友说，写写你年轻时的思想与现在年轻人思想的相同与不同。
我仔细想想，想到的竟都是不同，就连每个人由于年轻自然而生的思想幼稚也由于出生的家庭和年代不同而不尽相同。毕竟我年轻时的年代与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年代非常的不同。尤其我又出身于一个特殊的“红色家庭”。我奶奶是中共早期党员，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搞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我的爸爸和两个姑姑在年轻时就都跟随我的奶奶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并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0年先后去了共产党晋察冀根据地，而后我奶奶又带着我的小姑去了延安。
生于这样家庭的人的思想应该是“红”的，可我最终没有被红色的社会、红色的家庭染红，这大概与家里我父亲常常来往的朋友有关。
我父亲在中共刚建政时是早期的外交、新闻工作者。我父亲与新华社的大右派李慎之都属于新华社的老人。我上小学前，与李慎之家是邻居，我与李慎之的孩子从小都是朋友。后来我们两家先后搬家，搬家后还是邻居。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我与李慎之的小女儿一直是玩儿伴。
七十年代中旬，我家已不住在新华社宿舍，可是李慎之还是经常来我家找我爸爸聊天儿，因为著名翻译家毕朔望住在我家楼上，李慎之每次来，都是先找到毕朔望，然后两人再到我家一起长谈。李慎之、毕朔望、我爸爸这三个人的背景相似，都属于与中共有渊源的、抗战时期就参加了中共，有自由思想的知识份子。
一九七五年那年，像李慎之这样思想超前的知识份子强烈感到风雨欲来的沉闷和压抑。当时能私下敞开心扉说话的朋友很少，李慎之把我父亲和毕朔望看作能说上话，思想一致的可信任的朋友。那时正是“四人帮”猖獗的年代，与九十年代李慎之被解职反而扬名的那段沉闷时期又有所不同，七五年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不断的疯狂中，那是个人人都噤若寒蝉的年月。
当时，我是唯一对这些大人谈话感兴趣的晚辈。直到现在我有了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后，我才感到那时我的头脑有多么僵化和幼稚，满脑子装的都是政府官方的套话说辞。听这些父辈谈话使我的被官方洗脑扭曲的僵化头脑有所松动，尤其其中的一次谈话让我终生难忘。
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为笔名高频率不断地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灌输给人们许多官方的观点和说辞。报纸电台明目张胆地扯谎胡说，而愚昧的民众对官方的虚假说辞又不假思索地欣然接受、照搬附和，这种社会现象使李慎之、毕朔望这样的知识份子感到忧虑。
一天，在我家聚会时，毕朔望提到梁效的文章，说，“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怎么能够随便改写历史！” 我在旁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啊！” 在场的三个大人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对我照搬官方虚假说辞的幼稚表现的不屑。他们都在沉默深思，一会儿，毕朔望伯伯自言自语地操着他的江浙普通话幽默地说， “那么，历史就应该像棋子一样可以随便摆喽？” 边低声自问边做了一个摆棋子的动作。
虽然当时年轻的我听了毕朔望伯伯的问话后只是嘻嘻笑，可是他的这个问话却终生跟随我促我思考。
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我知道，一个极权政府要维持它的非民选政权的“合法性”，它一定要封锁新闻，单向制造一些套话说辞来愚弄民众。比如邓小平刚上台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一号大字登出邓小平讲话的标题，“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杀可不杀的要杀！”
这句完全没有法律概念的混话马上被人们欣然接受，并成为百姓自己的语言在社会中到处流传。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执行邓小平讲话，在北京全城半夜闯入民宅进行大逮捕。我的女朋友的恋人被抓走，因为他曾经偷了工厂的铁件，被工厂在公安局备过案。我家保姆的儿子也被抓走，因为他淘气毁坏过公家物品被街道家属委员会在公安局备过案。上千名北京孩子被抓、送往青海、新疆。百姓对这种非法的大逮捕没有任何异议。
各个时期中国社会都充斥着许多不同的对极权政权有利的套话说辞。江泽民时期典型的说辞是“中国人民素质低，民主要慢慢来”。这是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对记者提出的“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民主”这一问题的回答。试想，如果美国总统说出这么一句歧视自己人民的话，美国人民能饶他吗？遗憾的是，我在海外遇到不少新老中国留学生却在欣然照搬江泽民这句矮化中国人民的话，而且直到现在，这句官方的套话说辞仍然在海外不绝于耳。我真切地感到，这些照搬官方说辞的海外华人与我当初挑战毕朔望伯伯一样的不假思索，只是照搬附和官方说辞的内容不同罢了。
毕朔望伯伯的问话使我对这类官方的套话说辞产生免疫功能，一听到类似的套话说辞，我的反应是，只要是护着极权政府的话，它一定有问题，而且，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地附和官方套话说辞实在丧失自己的尊严。
我一九八六年来美国前去拜访过李慎之叔叔，他思想仍然活跃，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有局限性，尤其对共产党的感情爱恨难解。
尽管我一直认为李慎之叔叔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动者，本身还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是我敬佩和怀念的前辈。为了纪念已经作古的思想前辈们，我建议“海外留学生通讯” 的编辑在第一期刊出李慎之的文章“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在此，我以李慎之文中的两段作为结尾，让我们看看这些自由知识份子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独立尊严、自由精神的，这个精神才是中国的真正传统，中国的文化之源、立国之本。
“1957 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岁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三妹于芝加哥二00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序
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其意义与作用则远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大的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份子，从北大以内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
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特地费尽心思译作《群己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1895年，面对甲午战败后岌岌可危的中国，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明确提出：西方富强而中国贫弱的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
1902年他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正式成了“北大人”，1912年出任北大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
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危d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脱离政治权力而独立的品格，以后在1919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继蔡元培自1923年起任北大校长十五年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的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眼看驶飞艇才好。”
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
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同时阻塞了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的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
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1957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岁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正是这样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今后随着中国的文明进步，这种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使中国再也不再遭受那样黑暗悲惨的日子。这是因为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
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
第三，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畅，逆之者亡。”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大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发韧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1998年4月
我问，在发刊词上我该写些什么呢？朋友说，写写你年轻时的思想与现在年轻人思想的相同与不同。
我仔细想想，想到的竟都是不同，就连每个人由于年轻自然而生的思想幼稚也由于出生的家庭和年代不同而不尽相同。毕竟我年轻时的年代与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年代非常的不同。尤其我又出身于一个特殊的“红色家庭”。我奶奶是中共早期党员，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搞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我的爸爸和两个姑姑在年轻时就都跟随我的奶奶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并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0年先后去了共产党晋察冀根据地，而后我奶奶又带着我的小姑去了延安。
生于这样家庭的人的思想应该是“红”的，可我最终没有被红色的社会、红色的家庭染红，这大概与家里我父亲常常来往的朋友有关。
我父亲在中共刚建政时是早期的外交、新闻工作者。我父亲与新华社的大右派李慎之都属于新华社的老人。我上小学前，与李慎之家是邻居，我与李慎之的孩子从小都是朋友。后来我们两家先后搬家，搬家后还是邻居。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我与李慎之的小女儿一直是玩儿伴。
七十年代中旬，我家已不住在新华社宿舍，可是李慎之还是经常来我家找我爸爸聊天儿，因为著名翻译家毕朔望住在我家楼上，李慎之每次来，都是先找到毕朔望，然后两人再到我家一起长谈。李慎之、毕朔望、我爸爸这三个人的背景相似，都属于与中共有渊源的、抗战时期就参加了中共，有自由思想的知识份子。
一九七五年那年，像李慎之这样思想超前的知识份子强烈感到风雨欲来的沉闷和压抑。当时能私下敞开心扉说话的朋友很少，李慎之把我父亲和毕朔望看作能说上话，思想一致的可信任的朋友。那时正是“四人帮”猖獗的年代，与九十年代李慎之被解职反而扬名的那段沉闷时期又有所不同，七五年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不断的疯狂中，那是个人人都噤若寒蝉的年月。
当时，我是唯一对这些大人谈话感兴趣的晚辈。直到现在我有了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后，我才感到那时我的头脑有多么僵化和幼稚，满脑子装的都是政府官方的套话说辞。听这些父辈谈话使我的被官方洗脑扭曲的僵化头脑有所松动，尤其其中的一次谈话让我终生难忘。
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为笔名高频率不断地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灌输给人们许多官方的观点和说辞。报纸电台明目张胆地扯谎胡说，而愚昧的民众对官方的虚假说辞又不假思索地欣然接受、照搬附和，这种社会现象使李慎之、毕朔望这样的知识份子感到忧虑。
一天，在我家聚会时，毕朔望提到梁效的文章，说，“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怎么能够随便改写历史！” 我在旁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啊！” 在场的三个大人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对我照搬官方虚假说辞的幼稚表现的不屑。他们都在沉默深思，一会儿，毕朔望伯伯自言自语地操着他的江浙普通话幽默地说， “那么，历史就应该像棋子一样可以随便摆喽？” 边低声自问边做了一个摆棋子的动作。
虽然当时年轻的我听了毕朔望伯伯的问话后只是嘻嘻笑，可是他的这个问话却终生跟随我促我思考。
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我知道，一个极权政府要维持它的非民选政权的“合法性”，它一定要封锁新闻，单向制造一些套话说辞来愚弄民众。比如邓小平刚上台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一号大字登出邓小平讲话的标题，“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杀可不杀的要杀！”
这句完全没有法律概念的混话马上被人们欣然接受，并成为百姓自己的语言在社会中到处流传。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执行邓小平讲话，在北京全城半夜闯入民宅进行大逮捕。我的女朋友的恋人被抓走，因为他曾经偷了工厂的铁件，被工厂在公安局备过案。我家保姆的儿子也被抓走，因为他淘气毁坏过公家物品被街道家属委员会在公安局备过案。上千名北京孩子被抓、送往青海、新疆。百姓对这种非法的大逮捕没有任何异议。
各个时期中国社会都充斥着许多不同的对极权政权有利的套话说辞。江泽民时期典型的说辞是“中国人民素质低，民主要慢慢来”。这是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对记者提出的“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民主”这一问题的回答。试想，如果美国总统说出这么一句歧视自己人民的话，美国人民能饶他吗？遗憾的是，我在海外遇到不少新老中国留学生却在欣然照搬江泽民这句矮化中国人民的话，而且直到现在，这句官方的套话说辞仍然在海外不绝于耳。我真切地感到，这些照搬官方说辞的海外华人与我当初挑战毕朔望伯伯一样的不假思索，只是照搬附和官方说辞的内容不同罢了。
毕朔望伯伯的问话使我对这类官方的套话说辞产生免疫功能，一听到类似的套话说辞，我的反应是，只要是护着极权政府的话，它一定有问题，而且，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地附和官方套话说辞实在丧失自己的尊严。
我一九八六年来美国前去拜访过李慎之叔叔，他思想仍然活跃，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有局限性，尤其对共产党的感情爱恨难解。
尽管我一直认为李慎之叔叔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动者，本身还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是我敬佩和怀念的前辈。为了纪念已经作古的思想前辈们，我建议“海外留学生通讯” 的编辑在第一期刊出李慎之的文章“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在此，我以李慎之文中的两段作为结尾，让我们看看这些自由知识份子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独立尊严、自由精神的，这个精神才是中国的真正传统，中国的文化之源、立国之本。
“1957 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岁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三妹于芝加哥二00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序
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其意义与作用则远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大的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份子，从北大以内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
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特地费尽心思译作《群己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1895年，面对甲午战败后岌岌可危的中国，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明确提出：西方富强而中国贫弱的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
1902年他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正式成了“北大人”，1912年出任北大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
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危d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脱离政治权力而独立的品格，以后在1919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继蔡元培自1923年起任北大校长十五年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的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眼看驶飞艇才好。”
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
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同时阻塞了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的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
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1957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岁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正是这样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今后随着中国的文明进步，这种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使中国再也不再遭受那样黑暗悲惨的日子。这是因为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
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
第三，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畅，逆之者亡。”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大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发韧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199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