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3 21:51:30作者：姬山
大陆姬山先生给仲维光先生的信：“2007年度中国自由文化奖评定一定要超越‘党文化’的各种影响”
发言人: 姬山, on 8/22/2007 11:37:00 AM 显示／隐藏文字
大陆姬山先生给仲维光先生的信：“2007年度中国自由文化奖评定一定要超越‘党文化’的各种影响”
2007 你那中国自由文化奖提名推荐活动启动以来收到很多国内读者的来信。其中姬山先生的信非常有代表性。我感到，他对于推荐提名评奖的看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的评奖工作，一定要超越“党文化”的各种影响。为此他在四个方面的分析了党文化的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笔者征求作者意见特公开发表此信，以供海内外的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参考。
中国自由文化奖评奖委员会主持人：仲维光
维光兄：
您好，很感谢你的来信，信早收到了，因为您要我对自由文化评奖提出我自己的意见，所以我在自由圣火上观察了一段时间提名情况和人选，以便给出您意见，所以回信迟了，真的很抱歉。
我看了提名人选和作品的简单评议，我觉得有几点意见告知您。
一、想让自由文化奖具有广泛的公信力，所有提名者必需提供被提名者主要参选作品和其它目录，这样草草的寥寥无几、浮泛的文字难以让评委和关心的人知道作品内涵，必需有更为精细的文本分析和思想、风格的专业评论，否则，你怎么让读者信服你的提名是合适和恰当的。这一点相当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奖项都不能免俗。如果仅凭几十字的情绪性的话就能入围和得奖，外界会如何看待，可想而知。那些初衷和物质上的奖掖自由创作会全部付诸东流。
二、现在看来，我注意到几乎所有提名的作品都在“政治反共理念”上先行，提名者还特别强调“反共”的说辞，小说、诗歌、哲学、经济、法律、政论等等作品提名，无不贴上“仇共、恨共、反共”的预设标签。宣示自由文化运动，这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前提，但我们能不能在“理性”上对极权带给芸芸众生的凌辱和伤害、犬儒，还有自身的惰性上纵深思考，而不是从一极到另一极，一昧谩骂，制造另一种仇恨，这无疑会进入另一个极端。我觉得您在研究极权、后极权的根源上就让我很是信服，极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怪物，从一开始的教条主义，到后来的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它从来伤害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人口的人群，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八左右，公正和权利还有特权、利益都只属于那百分之二，社会财富也被那部分独占，“所谓人民性”只是百分之二的“人民性”。所以，所有的人文科学要叙写和研究的是受伤害和凌辱的大多数，还有沉默不语的“既得利益者”和小知识分子、犬儒知识分子。这是对极权、后极权最好的方法。
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下文学作品的标准，文学作品首先应该具有文学性的，诗歌、小说都是这样，要用文学的语言和方式、技巧、隐喻来寓言和预言、回忆中国的苦难，并呈现出真相，袁红冰先生的小说《金色的圣山》就具有文学性，语言瑰丽，意蕴深远，还不失作者用哲学对现世的思考和反省。一昧的将文学作品政治化，会走如怪途，还起不到传播的文体作用。
三、哲学、经济、法律的作品评奖，要更为慎重，也要延续“理性”和创新的模式，对真知灼见的人和作品要主动网罗进评选范围内，不等人来推荐，评委可主动寻找，文学奖也是同样如此，这样可以在视野和范围上大大增大。因为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往往都不加入帮派和利益群体，但都在独立发声，作着有建设性的工作。而现在推荐提名的人都在互相提名，你提名我，我提名你，这当然是一种中国的人情文化，也可以理解。
四、切切不可将资源浪费在投机者和机会主义者身上，我看有人提名刘晓波、余杰等人，我以为，纵观他们的文章文风，他们已是甜蜜的“不同声音者”，而且他们是很难归纳的一群人，文学？政论？自由斗士？政治家？宗教人士？大多是客厅英雄，特别是后者。
以上几个方面的不成熟意见，仅供仲先生参考，你也可以提供给袁先生。
祝好
姬山
2007-8-20
发言人: 姬山, on 8/22/2007 11:37:00 AM 显示／隐藏文字
大陆姬山先生给仲维光先生的信：“2007年度中国自由文化奖评定一定要超越‘党文化’的各种影响”
2007 你那中国自由文化奖提名推荐活动启动以来收到很多国内读者的来信。其中姬山先生的信非常有代表性。我感到，他对于推荐提名评奖的看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的评奖工作，一定要超越“党文化”的各种影响。为此他在四个方面的分析了党文化的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笔者征求作者意见特公开发表此信，以供海内外的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参考。
中国自由文化奖评奖委员会主持人：仲维光
维光兄：
您好，很感谢你的来信，信早收到了，因为您要我对自由文化评奖提出我自己的意见，所以我在自由圣火上观察了一段时间提名情况和人选，以便给出您意见，所以回信迟了，真的很抱歉。
我看了提名人选和作品的简单评议，我觉得有几点意见告知您。
一、想让自由文化奖具有广泛的公信力，所有提名者必需提供被提名者主要参选作品和其它目录，这样草草的寥寥无几、浮泛的文字难以让评委和关心的人知道作品内涵，必需有更为精细的文本分析和思想、风格的专业评论，否则，你怎么让读者信服你的提名是合适和恰当的。这一点相当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奖项都不能免俗。如果仅凭几十字的情绪性的话就能入围和得奖，外界会如何看待，可想而知。那些初衷和物质上的奖掖自由创作会全部付诸东流。
二、现在看来，我注意到几乎所有提名的作品都在“政治反共理念”上先行，提名者还特别强调“反共”的说辞，小说、诗歌、哲学、经济、法律、政论等等作品提名，无不贴上“仇共、恨共、反共”的预设标签。宣示自由文化运动，这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前提，但我们能不能在“理性”上对极权带给芸芸众生的凌辱和伤害、犬儒，还有自身的惰性上纵深思考，而不是从一极到另一极，一昧谩骂，制造另一种仇恨，这无疑会进入另一个极端。我觉得您在研究极权、后极权的根源上就让我很是信服，极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怪物，从一开始的教条主义，到后来的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它从来伤害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人口的人群，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八左右，公正和权利还有特权、利益都只属于那百分之二，社会财富也被那部分独占，“所谓人民性”只是百分之二的“人民性”。所以，所有的人文科学要叙写和研究的是受伤害和凌辱的大多数，还有沉默不语的“既得利益者”和小知识分子、犬儒知识分子。这是对极权、后极权最好的方法。
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下文学作品的标准，文学作品首先应该具有文学性的，诗歌、小说都是这样，要用文学的语言和方式、技巧、隐喻来寓言和预言、回忆中国的苦难，并呈现出真相，袁红冰先生的小说《金色的圣山》就具有文学性，语言瑰丽，意蕴深远，还不失作者用哲学对现世的思考和反省。一昧的将文学作品政治化，会走如怪途，还起不到传播的文体作用。
三、哲学、经济、法律的作品评奖，要更为慎重，也要延续“理性”和创新的模式，对真知灼见的人和作品要主动网罗进评选范围内，不等人来推荐，评委可主动寻找，文学奖也是同样如此，这样可以在视野和范围上大大增大。因为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往往都不加入帮派和利益群体，但都在独立发声，作着有建设性的工作。而现在推荐提名的人都在互相提名，你提名我，我提名你，这当然是一种中国的人情文化，也可以理解。
四、切切不可将资源浪费在投机者和机会主义者身上，我看有人提名刘晓波、余杰等人，我以为，纵观他们的文章文风，他们已是甜蜜的“不同声音者”，而且他们是很难归纳的一群人，文学？政论？自由斗士？政治家？宗教人士？大多是客厅英雄，特别是后者。
以上几个方面的不成熟意见，仅供仲先生参考，你也可以提供给袁先生。
祝好
姬山
2007-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