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分离运动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因为法轮功问题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无论判刑前还是判刑后，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上都没有任何豪言大话，一如既往地平和地坚持他的信仰和做人。然而，读他的家书，读他的精神，却使我感到，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促使中国社会走出黑暗以深刻丰富的启发。
一．历史探索的思想理论问题
从七十年代初期，彻底反叛了共产党及其社会以后，我一直专注思考研究共产党及其社会的文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对人类和中国的危害那么大，迷惑了那么多的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探索使我走向了启蒙思想传统、科学哲学。到九零年，对共产党专制的研究和探索使我开始在概念上集中到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十几年的探索中，对比联想不断使我提出很多问题。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为了更好地理解王治文先生，我提出其中两个我认为和今天的研讨会有关的问题来和大家进行讨论。
在当代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中，除了阿伦特，我认为，不能把她归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行列外，其他几位都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阿隆，后来移居到英国的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生在德国、长在美国的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而几乎所有的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都和德语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提出了很多经典性的研究极权主义的方法，探索了各种典型的极权主义的特征。
我在九七年、九八年集中阅读当代极权主义问题专家达伦道夫的著作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出极权主义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反对一切传统，第二是反对近代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原则。
追寻达伦道夫的思想，我看到八九年最后战胜了共产党专制的东欧社会，在抵制、反抗共产党的四十年的历史中，传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波兰、捷克的教会。他们几乎成为对抗共产党的精神领域的最后的堡垒。而最差的东德，在最后时刻，星期一和平大游行也是从教会启动的。反观中国，我这个以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尽管此前已经开始改变了观点，但是达伦道夫的看法还是使我联想到了更多的问题。难道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既然共产党思想不是起源于中国，那么为什么没有看到传统对于共产党“反对一切传统”的抵制？达伦道夫所说的这个特点难道在中国失效？
进一步的探究，开始证实了达伦道夫的思想，我当然既看到以陈寅恪为首的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对于专制的抵制，也看到了五十年代民间社会对共产党的对抗。但是，到八十年代以后呢，似乎到处是反传统，而再也看不到传统对专制的抵抗了。于是疑问变成，难道这个人类社会最具传统的中国传统真的让共产党连根铲除了？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九九年中国突然爆发了法轮功事件，事件之突然超出我的想像。我自己可说是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社会的人，而且可以说几乎和所有的异议人士一样，拿着放大镜找共产党社会的离心现象。但是，在那之前没有人预料到法轮功出现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深刻后果。
我虽然没有在此之前就敏感地注意到法轮功，但是过去二十多年科学哲学认识论基础的探究和训练，和当时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使我立即兴奋地看到，这就是我所一直找寻的那个东方传统，东方精神的复活，那个共产党为什么一定会反对，一定要置之于死地的“传统”。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在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索中，从读书到现实的一个的收获。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最近这半年在研究极权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政治化的产物的时候受到的另外一个启发。
关于一九八九年为什么中国成功地镇压了学生运动，在东欧共产党却没有如以前三十年中那样采取血腥镇压，并且最终共产党集团崩溃问题，十几年来在中文世界一直不断有人在从各方面总结、探索。但是所有的探索还是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敢于镇压，而这种镇压为什么居然导致了用邓小平的话说的二十年的成功。
本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总结其实并不复杂和深奥。早在东欧集团刚一崩溃，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研究专家们就已经有很多明确地看法。九八年由德国德累斯顿大学阿伦特研究所出版了一本文集《共产党结束后的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smustheorien nach dem Ende des Kommnunismus》，Achim Siegel Hg.，Koeln，1998）。在这本书中，克劳斯•冯•伯莫（Klaus von Beyme）在“极权主义—共产党统治结束后的理论复兴”一文中谈到八九年东欧的情况时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感到到处是破坏分子和悲观失败的气氛。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专家也有类似的相同的对于急剧改变的惧怕。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过去那些正常的和西方接触带来的缓慢的社会民主化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完全可以用军队来解决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但却不能用于东欧。”在这篇文章和这本书中的其它一些文章中，还具体分析了七十年代初期以后，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如现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不得不在教条方面有所让步松动，而开放物质方面的放松和堕落，这种开放的结果，有传统的东欧社会的民众和异议人士，充分地利用了它推动了分离运动。这就造成了上文所说的，在东欧到八九年，民间社会已经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已经和共产党离心离德了。
然而反观中国，尽管从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化革命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最大的灾难，尽管类似文化革命的灾难在四九年后，一个接着一个，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奇怪的是，七七年后，甚至七六年的四五镇压后，产生出来的不是分离运动，而是对共产党“更大”的希望。
这种结果导致的当然肯定是，在八九年有人向毛泽东像泼墨，立即被扭送给警察，压倒性的声音是对于“好共产党”的向往表白。而就是这一切最终导致共产党敢于开枪，却也真的安然有惊无险地度过八九年。
是和历史上最为专制黑暗的共产党离心离德的分离，还是亦步亦趋地美化共产党，帮助共产党所谓“改革”，度过每一道险滩，这其实是评价七六年以来，甚至四九年以来的在文化、知识、和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思想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准绳。
二．王治文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因为法轮功问题而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至今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呼吁，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耻辱，一个令我们惭愧的事实。然而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有些所谓异议知识精英甚至对王治文先生为代表的追求的潮流，毫无感情地给以讽刺，这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要想全面分析王治文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恐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在这里，我愿意仅就上面提到的两点，传统的复兴和分离运动来分析王治文现象给中国当代社会带来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性的启示。
1.为什么杀子之仇不能使一个人背离共产党，练功却使人敢于对抗共产党政权
一直到被捕的时候，王治文先生都是共产党员。然而他从九十年代初期后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使他心平气和地坐牢，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向共产党讨饶示弱。他给女儿的信中，也令我惊异地看到没有任何“党文化气”，有事谈事，有情谈情，有理谈理。这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就在这次残酷地镇压法轮功之前，中国人实际上已经遭受了半个世纪的苦难，半个世纪的灾难。远的不说，就说和王治文先生几乎同时的另外一位共产党员。这位共产党员直到八九六四期间还是一位忠实的党员，反对自己的儿子以及别人去追求自己的权益。然而，尽管六四她的儿子被共产党杀死，但是使她不能安静的至今似乎也看不出是杀子之仇，而是她的儿子是被共产党认为是暴徒。为此，她十几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求共产党给六四平反，她给汪道涵写信，去见汪道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为共产党的“错误”痛心疾首的同时对王治文等民众的追求却仇恨和冷嘲热讽，他对这种开始于九十年代初期的追求刻毒地说，“那时人们似乎都练功去了，街头广场，楼群的小片空地，人满为患。那时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疯子。”
为什么这位共产党员的母亲看不到练功的人实际上是背离了共产党社会走向了另外一种追求呢？为什么就在她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视而不见王治文先生实际上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七年，世间已经成千上万的和王治文一样的学员被残酷迫害，很多人甚至和这位母亲的儿子一样失去了生命。
丧子之痛居然没有使一个人体会到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居然没有使一个人背离杀害她儿子的集团，这在人间也真可说是一个异数，这也是共产党社会中的见怪不怪，社会麻木的现象之一。
就在“练功去了”、“只能出疯子”的年代之前的四十年，一种普遍的现象是，绝大多数的所谓知识精英，尽管被共产党残酷迫害，如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下乡，但是到六六年还是跟着共产党热泪盈眶地搞文化革命，还是进出韶山，到八十年代还是寄希望于共产党。
事实上绝对不仅只是在八九年才有的杀害和丧子之痛，而是五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人不断被共产党整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是，面对如此的罪行，就是这些“知识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他们仍然不是自己想进入共产党，美其名曰改良共产党，就是紧跟、尾随，或者谄媚与共产党。更有人尽管由于出身从一出娘胎就被共产党打入异类，可还是不断想从共产党那里分一杯羹。
然而，这一次非常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九二年练功去的人，却逐渐彻底抛弃了共产党—自觉地，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共产党。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王治文先生正是千千万万的这样的人中的一员，杰出的一员。
王治文一经进入了法轮功，离开了共产党，就再也没有对共产党流露出幻想，而是把未来建立在自己的追求上，是他要带着共产党变化，强迫共产党变化，而不是继续跟着共产党。当然更不是跟在汪道涵们，跟在共产党的后面哀叹，“共产党怎么竟然伤了知识分子的心”，还如此不承认错误。
2.为什么有人丧子却向共产党表白，王治文先生教子却没有任何“党气”？
我们能够看到王治文先生的文字很少，然而，但只从他坐牢多年后给女儿的信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人他似乎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和思索的坎坷，就天经地义地抛弃了党文化，党文风文字。在他给女儿的信中说，
“最近翻了翻《菜根潭》这本书。里面有关于人生的道理。可以看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也能见到佛家超凡脱俗的禅机，也有道家的清静无为，乐知天命的说教。圣人的教化，真让人受益无穷。读书有助于加强自身的修养，培养高尚的情操。看看古人，圣贤，觉者所讲到的真是精辟，总会给我们以启迪。”
李洪志先生在给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题词中说，“复兴中华神传文化”。这使我们立刻能够看到，这两位曾经是共产党员的人的精神变化的根本的区别就是回归传统和留恋教条的区别，中国文化和党文化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使得一些或者自己就曾经投入过共产党，或者自己是被共产党塑造的人，虽然丧子，虽然自己被共产党整得九死一生，乃至家破人亡，却仍然是，也只能是仰望着共产党。而王治文先生等，却一经走出，就不卑不亢，心平气和、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相背的道路。
正如我在第一节中所谈到的达伦道夫所说，共产党是反对一切人类传统的。因为它自认为自己代表真理，自认为权力对它来说是致命的重要，为此它对任何传统，任何其它的伦理道德都没有感情。这样一种思想和精神，它是典型的西方的产物，是基督教的政治化，唯物化的产物。一个没有神的唯物主义的教条是人间最坏的思想精神。
产生于西方宗教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八九年共产党集团的崩溃告诉我们，由于它的反传统和反近代自由人权思想而遭到西方的唾弃。这种产生于西方宗教传统的极权思想和倾向本来在中国社会应该更无立足之地，因为在中国文明中既没有那种基督教式的宗教特性，更没有那种“教条”倾向。然而不幸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居然让这种东西在中国生了根，四九年后更利用权力铸造了中国当代的“共产党文化”。
然而，这种共产党文化究其根本却是惧怕传统的，所以它一定会反对真正的传统，如达伦道夫所说，反对一切人类的传统。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种产生民众生活、正常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传统，都肯定充满人性，充满对宇宙和自然的敬畏的神圣性。而无论人性还是神圣性，都是共产党这种尘世间的专制极权主义者们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二者都构成了对他们的权力的挑战。
王治文先生不用任何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扫荡了这种党文化。导致这种根本性区别的就是“那时似乎人们都练功去了。”这种练功导致的对共产党的唾弃是一种在根本上，精神上的唾弃。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某些人的所谓政治性的反弹，这种政治性的反弹由于它不具有和王治文先生类似的那种独立于共产党思想以外的精神和信仰追求，尽管有时是激烈的，和共产党政治机器似乎是对抗性的，但是由于他们想要改变、改善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某一派别的做法或者策略，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因为共产党的策略的变化而被收买、整编。例如五七年的很多右派，七六年那些到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恩来深厚感情的人，他们虽然曾经被政治上被整肃，但是究其根本，他们和共产党及其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甚至血脉联系。所以几十年下来，在教条和传统的问题上，他们永远没有回归到传统，无论他们说什么，讨论什么问题，其精神和思想永远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泥潭滚爬。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泥塘中污染了眼睛，所以，他们看不到人们练功去了是中国社会经历了四十多年共产党的统治后的一个更本性的大进步。这个现象甚至比起那些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反腐败的激烈行动走得还远。因为练功的人，在根本追求上变了。当然事实上比眼睛被污染还要严重，这两三代知识精英被污染的是灵魂。因为，当他们发现练功的人的根本追求后，居然就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放冷箭。
王治文先生为我们展现的传统与教条的区别对中国当代社会来说可说是一根本性的问题。
3.分离运动和复兴神传文化传统
回归传统的王治文先生，心平气和地解决了信仰问题，生活观问题，从而无须那种政治上的口号而走向了一条分离之路。王治文的道路，可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它使我们看到，传统与教条的对立是一种文化思想的对立，是一种精神信仰的对立，它反映到社会和政治等的现实问题上，表现出来就是对于那种反人性的极权主义的对抗态度和立场。这就是我在第一节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极权社会的积极追求，一定是一种分离运动，一种离心运动，而不会是那种或者是尾随在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身后出谋划策，或者想跻身于极权主义集团，姑且用他们的话说，想把极权主义的破车导向另外一条轨道。
笔者在九十年代中期回北京的时候拜访包遵信先生的时候，他曾经嘲笑北京经济学研究所的那些人，和体改委的那些“青年才俊”，一个是在共产党权力集团的船上，一个是没有能够上船，却在船下拼命出主意，想挤上船。这真是形象之极的比喻。
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到八九年十几年的时间，由于中国的知识精英的劣质和弱智，在民间社会并没有从新复苏、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分离运动。在八九年后，笔者对中国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和那些由于自己无知而盲目自大的所谓“民运”人士的看法相反，认为中国已经落后与东欧社会至少三十年。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笔者甚至自己就由于推动离心运动而在所谓“异议人士”中受到打压。
八十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上述这些人的努力，所以中国社会尽管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却在文化革命的十几年后，绝大多数民众仍然对共产党存有幻想。一个没有信任危及的共产党政府当然敢于动用军队一赌自己的命运。
八九年共产党军队的镇压完全是那些体制内的异议分子自己一手酿造出来的气氛和条件造成的！这就是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史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中国在经历了共产党统治四十年后，分离，或者说离心真正逐渐形成“运动”，是在九二年之后，在人们练功去了之后。而这种由练功到明确地飘扬出分离的旗帜，则是在二零零三年以后，“九评”明确提出党文化问题，明确提出全面清理共产党文化和精神问题后。是“九评”和伴随它出现的退党大潮在中国社会全面酝酿出离心的气氛，让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像八九年的东欧一样，在呼吸的空气中到处是不信任，到处是离心离德。
在这一变化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有幸终于由个人结成群体，形成维权运动、自由文化运动。在这一变化中，一部分知识精英，犹豫怀疑地看着“九评”、“党文化”问题和“退党”。而在这一变化中，感到自己已经拦阻不住地下滑的共产党又极力迂回利用另外一部分本来就不那么光彩的知识精英，以化解弥漫在中国社会的那种离心离德的气氛和大厦将要崩溃前的恐慌。而那些知识精英骨子里的“党化”、“奴化”、向上爬却也仍然在指使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的恐慌，向共产党献媚，重温八九年前的春梦，请共产党让他们上船。
然而，在两千零七年，在王治文先生等人用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牺牲为中国打造了如当年东欧社会那样的气氛和形势的时候，笔者在此要发出警告的是，那些歌颂共产党党内所谓“温和派”，高唱“和解”，为共产党“解套”的人的言辞中散发着血腥味，他们的确有可能为自己谋求到“美妙”的出路，但是对民众来说，他们会像八九年那样为我们酿造出共产党再次动用军队孤注一掷的镇压的空气。
要想停止对王治文，对法轮功学员，对一切离心运动的异议人士的迫害，要想让共产党在明天不再如八九年那样敢于动用军队屠杀我们，唯一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给共产党系上致命的绳索，让他感到，民众的任何努力都会让他们毙命，他们必须俯首就范。这其实也是拯救共产党现任领导人，使他们像东德最后一批领导人那样能够保全性命、安度晚年，而不必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走向断头台。
尽管“九评”和“退党”，维权运动、自由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已经酿造好了类似八九年东欧变化前的空气，让共产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我们还是要警惕那些扒手给共产党统治集团带来苟延残喘的幻想。
为此，今天在我们这场“关注法轮功苦难”的活动中，我要说的是，
任何那种仰视共产党，并由此而宣扬的和解，都是一种犯罪！
任何所谓的“和解”，换来的都将是屠杀！
共产党必须无条件立即释放王治文先生，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和异议人士的一切迫害！
2007-8-31德国•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