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 ──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前不久，北京一名计程车司机载客途中身亡，死因是疲劳驾驶，突发疾病。据统计，北京计程车司机平均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每月实际收入一千元至两千元，低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而计程车司机最大一笔支出是交给公司的车份钱，两千元至五千元不等。

吴师傅向新华社记者敍述了一天的工作经历：上午十点开始出车，至午夜十二点二十分才回家休息，拉活时间约为十三个小时，车辆行驶累计三百多公里。十三个小时总收入三百零五元；主要支出两百六十六元，其中一天的车份钱一百八十六元，行驶三百公里耗油近八十元，实际收入仅为三十九元。北京市现在营运的在册计程车共六万七千辆，像吴师傅一样，众多北京计程车司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两年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尚勤撰文揭露北京计程车市场的黑幕，新任北京市长刘琪闻讯勃然大怒，下令严惩记者。两年后，北京出租司机的境况每况愈下。新华社记者在题为《车份钱逼的哥成“拼命三郎”》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一位计程车司机严格按劳动法的规定工作时间，一般每月收入约六千四百五十元。而每月固定支出合计共七千元。如此算来，计程车司机每月还要亏损五百五十元。所以，司机们几乎都处于无节假日、无上下班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且没有任何的医疗和健康保险，堪称新时代的“包身工”。

就在我读到这则新闻的同一天，在《新京报》上我又读到了另一则关于原北京市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的腐败网路的报导。北京市纪委在披露案情时称：毕玉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承建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专案上谋取利益。据传，毕玉玺贪污受贿的钱财多达六千多万，仅在其家中便搜出一千多万现金。毕在被捕时辩称，他根本没有违法犯罪，这些钱只是朋友们送给他的“茶钱”。

近年来，中国已有超过一半省市区的交通部门的负责人落马。毕玉玺任职的“首发”集团，是一家资产上百亿的大型企业，“被认为是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而其实质乃是“政府公司化”的典型个案。有媒体计算：该公司负责修建的全长九十八公里的五环路，批复概算投资为一百三十六点四亿元。而全长六十五公里的四环路，道路工程花了只有七十多个亿。相差不足三十五公里，预算高出约六十六个亿。毕玉玺贪污受贿的六千多万，与这六十六亿的“黑洞”相比，确实是九牛一毫，只能算是“茶钱”了。但是，六千多万与“的哥的姐”们的收入相比，就堪称天文数字了－－以月收入两千元左右计算，三万名的哥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才相当于毕局长的这笔小小的“茶钱”。

把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对照，充分显示出中共当局“三个代表”理论及“新三民主义”的虚伪、荒谬与可笑。中国残存着社会主义中最坏的部分，如行业垄断和“黄色工会”；同时也在大肆扩展最坏的资本主义，如“圈地运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强制拆迁）和对工人及农民工的疯狂掠夺（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中国是全球贫富悬殊超度最大的社会，宪法中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大众已经彻底沦为边缘群体。这个政权只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治理国家的“技术专家”、在权钱交易中暴富的权贵商人和为腐败辩护的知识精英。毕玉玺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动辄上百亿的国家资金，却不必受到任何人和机构的监督与约束。而北京的“的哥的姐”们却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具有垄断权力的计程车公司的残酷盘剥，因为能够拿到运营牌照的公司老板无不是擅长“化公为私”的高干子弟。“的哥的姐”们想建立一个行业性的自治组织，代表全体司机与相关部门交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设想在现政权之下根本不可能实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特色就是禁止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这恰恰也正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工厂的中国，对西方资本家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六•四”屠杀之后十五年来，中国变化之快，超乎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想像。当许多知识份子成为这一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得益者（尽管与官员和商人相比，他们所获得的利益仅仅是“小头”）之后，迅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者、抗议者和大众代言人的角色，转变为官与商的帮忙与帮闲。有的人大肆鼓吹“仁政”、“和平崛起”，有的人重新祭起“新权威主义”的大旗，有的人企图掀起新一轮的儒学热和“读经运动”，还有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名流也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官方的招安。在蒋彦永医生站出来揭露萨斯真相和写信为“六•四”正名的时候，大部分知识份子对此无动于衷－－可以设想，假如有一百位著名学者和作家起来回应蒋医生，那么一党专政的政体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让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一个具有道义力量的群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乐登（Michael A. Ledee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从共产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成熟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中国所选择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臭名昭著的“第三条道路”的“公司国家”。“国家被专职政治家和腐败的‘精英’主导，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这个制度并没有特色，而是政治压迫，犬儒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在我看来，乐登只是揭示了中国社会部分的真相，中国社会远远没有“进化”到“成熟的法西斯主义”的阶段，它仅仅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雏形而已。普通中国民众并没有当年德国人和义大利人那样为法西斯主义献身的激情，中共政权也没有那样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乐登指出：“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去煽动它的大众，而不是用共产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固然是事实，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 “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许多时候它仅仅是受到长期压抑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民众不得不选择的一个“发泄口”而已。也就是说，这种民族主义通常只是用来掩饰自我的懦弱和卑琐的“口头上的爱国主义”，而非真正能够付诸于实践的、扩张型的爱国主义。比如网路上关于“打台湾”的叫嚣，无非是许多线民满足“口腔欲” 的话题而已，如果真要让人们牺牲个人的财富乃至生命去打台湾，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另一方面，对于这种暗潮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当局既想利用之，又害怕它失去控制，所以也陷入相当尴尬的处境之中。

在政治制度的极端僵化和腐败的疯狂蔓延的意义上，中国社会有点像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但是，中共政权对异己力量的镇压和对支援西方式自由民主声音的控制大大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力度。勃列日涅夫仅仅是将索尔仁尼琴等异议作家驱逐出境，而中共对天安门母亲的持续的骚扰和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比如中国出现了私有经济占到当地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温州模式”。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台湾、韩国以及某些拉美、非洲军政权国家，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中共政权向来是不甘落后的。不久前，由国际特赦、人权监察、无国界记者等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评选，选出了如今依然在位的全球十大独裁者。在位十年的北韩金正日位列榜首，在位十三年的缅甸军政府领袖丹瑞位居亚军，而作为仅两年的中国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则荣列探花之位。该报告指出：“胡锦涛上榜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处决囚犯的数目，比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国际特赦估计每年约二千五百人被处决，其他有指达一万五千人。其次，中国内传媒都由共产党控制，约有三万名‘互联网员警’监控国民上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公民也逐渐争取到了某些个人生活中的自由，比如在结婚和离婚上有了更多的自由，比如部分地区的户籍制度出现了松动，比如民间维权运动开始兴起。当然，这些“缝隙”的出现，不是中共政权的“恩赐”，而是民众权利和法治意识的觉醒，以及经济对政治的强有力的侵蚀。

就在中共政权宣称自己的人民生活得无比幸福的同时（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就是对这种幸福的“过度阐释”），据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九月六日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有两百万人自杀未遂。而在十五岁至三十四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首位的死因。二十五是一个惊人的数量，相当于每年消失一座中等规模城市人口，尤其是自杀竟然成为了青壮年死因首位，更是让人惊心动魄。连官方学者也感叹说：“中国人自古有个说法，叫做‘宁做治世犬，不做乱世人’。身逢乱世，以自杀以求解脱，还有可理解的地方，但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和平的年代，在这个并不存在多少波澜的年代，以自杀的方式来做了断，很难不被称做消极。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尤其是这么多的青壮年选择用这样消极的方式做自我了断？”这恰恰说明大量的中国人对未来完全绝望，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对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统治的否定。

今天的中国社会，堪称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希望与恐惧同时存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和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存在着种种似乎截然对立的看法。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现成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能够全面地描述中国的现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已经相对固定的说法，都只能概括中国社会的部分的真相，就像盲人摸象只摸到了象的某一部分一样。中国这个扭曲的“四不像”式的怪物，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一流的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们提供了考验其智慧的场所。社会结构已经相对定型的西方，知识份子难有纵横驰骋的空间。而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却急需“贴身”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来描述之、分析之。中国就好像是一名患上了最奇怪的疑难重症的病人，这种前所未有的病症对医生来说乃是巨大的挑战。我期盼着一位优秀的医生的出现－－即使他开不出药到病除的药方来，至少他应当对病症进行准确而细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