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9-25 05:18:37作者：吴庸
摇滚乐曲《奥你妈的运》是“盘古乐队”的地下作品，在坊间暗自流传。全曲只40余字，一派谩骂腔调：“这个名字真他妈的不错，真他妈的屌，肏你妈的北京，奥你妈的运。”歌词没有表明对奥运不满的缘由，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且是以坦胸露肚、到处骂街的流氓姿态的宣泄。这突出了盘古乐队以摇滚形式的创作原则：敢于表现一切，敢于不顾一切，只求放浪形骸，自我舒展。我骂你一通，自己舒服了，自我宣泄得到满足，也就够了。至于你如何感受，如何反应，一概不予考虑，以此表示鄙薄一切，傲视一切。他们通过这种形式舒发内心的反抗精神。
当然，也要看到，他们要求的个性解放不完全是脱离社会实际的自我扩张，在表现自我时往往追求同社会合拍，与社会的解放一致。或者说，正是社会被束缚才导致他们的个性被压抑，才引起他们伸张个性的强烈愿望。社会和个人的被束缚和被压抑的统一使他们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不满。比如下列歌曲：
《这就是中国》这哪里是人间这不是阴间 是什么这哪里是生活这不是油锅 是什么这哪里是工作这不是枷锁 是什么这哪里是家庭这不是酷刑 是什么这哪里是爱情这不是陷阱 是什么这哪里是人民这不是奴隶 是什么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这不是地狱 是什么
他们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所以才有2007年的新曲：《打倒共产党，为人民报仇》，全曲只有这一句话，通过摇滚旋律的剧烈起伏而反复歌咏，给人以鼓舞和激励。纵观他们创作的歌曲，反共是一道鲜明、亮丽的主线。正因此，他们一直处于地下，环境的艰苦自不待言。这支乐队自1995年在一间快要倒塌的厨房里组建后，使用的是极其廉价的乐器，据说第一张磁带《欲火中烧》录制时甚至没有录音棚。他们的乐曲被批评为“毫无技术可言”，“无规则的、歇斯底里”的叫喊， “又死又硬的地下朋克之声”。要在众多的摇滚之友中站住脚是不容易的。然而，他们坚强地奋斗着，一盒又一盒的专辑出版着，流传着。有人听了盘古最近的专辑《不同的声音》后，“眼睛一阵阵的湿润，头脑中交织着悲伤和喜悦同时带来的矛盾”，说明他们的基本听众被感动了。
2006年高智晟律师被秘密抓捕和秘密审讯，多少人到处找寻、苦苦思念时，民间忽然传出一曲《天下出了个高智晟》：“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嘞…，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喽…，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哪…，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噢…”，反复咏叹，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这就是盘古推出的跟风乐曲，它表达了这支地下乐队与社会维权活动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那时候所有大陆媒体，不管地上地下，一律悄无声息，噤若寒蝉，只有盘古一曲咏叹，绕梁三日，令人难忘。
摇滚歌曲的内容擅长表现人的多种复杂情感，很耐咀嚼，但它们尽量回避触及社会尖锐矛盾。盘古则不同，它的歌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直接抨击专制的奴役，直接表达要自由、争民主的渴望，甚至为此而嚎哭：
《嚎哭》
我是被扼着喉咙的歌手，
我是被踩着脑袋的哲人；
我是被拷着双手的工匠，我是被戴上脚镣的武士。
我是被飓风摧残的鲜花，我是被狂飙腰斩的松柏；我是被铁锤砸碎的钟鼎，我是被镰刀残害的菁英。
我是所有被捣毁的庙宇，我是所有被砍光的森林！
我是所有被荼毒的心灵，我是所有被奴役的生命！
我在恐怖囚禁中挣扎，我在贫病交加中奋起；我要对着被毁的家园失声痛哭，我要对着漆黑的夜幕疯狂怒吼：还我大地还我自由！
还我天空还我自由！
盘古还分析民主与专制的矛盾：“穷人为什么不能有民主？穷人为什么不能自己作主？他们说贫穷不能带来民主，他们就想让穷人永远受苦。”然后描写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我们偏是要让穷人拥有民主，我们要化贫穷为报复！我们要让他们尝尝穷人的痛苦！贫穷绝不会使穷人屈服，它只会使我们报复，一直报复到我们拥有穷人的民主！”
他们以“还我自由”的呐喊、以“让穷人拥有民主”的誓言，在这块纸醉金迷、哀鸿遍野的土地上，发出异样的音响。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信念是：“要让人民听到，要让人民看到，要让人民知道，要让人民相信；要给人民反抗的勇气，要给人民斗争的热情，要给人民革命的决心，要给人民成功的希望。”这些努力会与同样的努力汇合一起，这些奋斗会与同样的奋斗融合起来，日积月累会引起力量的增强，会导致新的变化。他们有这样的信心。
正如人会有多种性格一样，盘古队的创作还有另一面。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从小就热衷于《小兵张嘎》、《地道战》，他们喜欢《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他们说：“我们从小就喜欢打仗、打仗、打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战争！”“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需要战争。”于是，他们成为暴力论者。“就算我们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比被压迫要好；就算我们要为独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比被奴役要好。”他们以为，不以血换血，不以暴易暴，只能被压迫，被奴役。但是，他们不仅仅为“革命”和“独立”而崇拜暴力，而是滑向更远，要“挑战一切”，要 “毁灭一切”，为此而“不顾一切”。在他们的信念中，为发泄自己的仇恨，必须杀！杀！杀！疯狂的杀戮是他们崇拜的信条。因此，盗劫医院商店、打死打伤多人的逃犯王宗方、王宗玮竟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称这两个刑事犯罪分子“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榜样”，是“向着统治者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疯狂最热忱的空前的人民英雄”，竟说“二王的方向，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吹捧出狱后再次抢枪3支、抢钱百万、打死打伤15人的刑事犯罪分子白宝山，总结他的“名言”，推广他的“教导”，发扬他的“思想”：
《白宝山思想》
……
能杀多少杀多少，能杀多少杀多少
直到我杀不动为止，直到我杀不动为止
这就是伟大的白宝山思想
让我们高举白宝山思想奋勇前进
让我们把白宝山思想发扬光大
克隆一百万个白宝山
从呼吁自由、民主到鼓吹“能杀多少杀多少”，是何等巨大反差！从推动民主启蒙到号召以强盗为图腾，这两种绝对相反的意识竟然统一在主创者一人身上，是何等异化表现！不过，对这种现实是用不着惊诧的。社会是多种关系的统一，个人则是多种性格的统一，它们都是多种规定的综合。象盘古作者那样的性格极其鲜明的对立统一，只是告诉我们，现实是如此诡谲，使无法统一的对立竟能结合在一起。它是社会多种关系在同一个体的意识中得到存在空间的产物。
转型期的大陆中国，社会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被甩在社会边缘。生活的动荡，困难的折磨，官府的压榨，收入的减缩，催发了这个群体浓重的失落感和无助感，这一群体处于走投无路状态。他们要挣脱却无法挣脱，他们要改变却无法改变。盘古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愤怒没有力量，我们的忍耐没有限度，我们的末日没有结束，我们的耻辱没有尽头。世界没有末日才是真正的末日，我们没有毁灭才是真正的毁灭。”正是这种连世界末日都无从期盼的末日心态使他们产生了“毁灭一切”的思想；正是这种自己的毁灭才是真正解脱的毁灭心态使他们产生了“挑战一切”的思想。他们敢于蔑视一切世俗而破口大骂，《奥你妈的运》表达了他们心头的无奈和愤怒。他们要拼，要杀，要毁掉一切，要撕毁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因此，他们中间出了二王，出了白宝山。作为这一群体的知情者，盘古创作了《二王》，创作了《白宝山思想》，以寄托拼出性命毁掉一切的丛林法则。这种你死我死大家一起完蛋的野蛮意识、这种横冲直撞破坏社会应有秩序的罪恶行径是没有出路的，这是死路一条。要追问：是谁迫使他们走上死亡之路？不能不想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古训，不能不看到抢劫了党政军经文大权的那个特殊利益集团将大批基本群众挤到社会边缘的事实。正是这个权贵集团制造了尖锐的、走向爆炸的社会矛盾，才使我们听到盘古歌曲的叫嚣：“上街上街，大开杀戒！上街上街，打倒一切！”
社会边缘群体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还分化出另一部分不屈服者，他们百折不回地上访、维权，成为人权意识的初步觉醒者。还有一部分因经济处理不公而堵路静坐或游行示威，他们中间会萌生民主、自由的朦胧意识。不过，这种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人权”、“自由”、“民主”产生的土壤，有的只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传统，它由二王和白宝山继承着，有的只是“吾皇万岁”、“臣罪当诛”的体制，它由毛泽东的专政继承着。西方的人权观念和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向中国的传播遇到绝大阻碍。它的载体――知识分子被反复地、野蛮地横加蹂躏、摧折，乃至动用机枪、坦克消灭之。信息的闭塞与言论的封锁使人的头脑只留下僵硬的几根共产教条支持着。在“为人民”的名义下，用“特权”替代“人权”，用“党主”冒充“民主”，用“控制” 装扮“自由”。广大农民远离城市，远离近代经济，远离民主生活，这是产生愚昧观念，比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适当环境。所以，人权、民主、自由的启蒙成为转型的首要任务。盘古乐队的体会是深刻的：要让人民听到、看到、知道、相信。“人民需要信心，我们要给人民信心。”这方面，作为摇滚乐队，盘古作出可贵的努力。请记住盘古的摇滚之音：
《让我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国家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民族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历史
让我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当然，也要看到，他们要求的个性解放不完全是脱离社会实际的自我扩张，在表现自我时往往追求同社会合拍，与社会的解放一致。或者说，正是社会被束缚才导致他们的个性被压抑，才引起他们伸张个性的强烈愿望。社会和个人的被束缚和被压抑的统一使他们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不满。比如下列歌曲：
《这就是中国》这哪里是人间这不是阴间 是什么这哪里是生活这不是油锅 是什么这哪里是工作这不是枷锁 是什么这哪里是家庭这不是酷刑 是什么这哪里是爱情这不是陷阱 是什么这哪里是人民这不是奴隶 是什么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这不是地狱 是什么
他们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所以才有2007年的新曲：《打倒共产党，为人民报仇》，全曲只有这一句话，通过摇滚旋律的剧烈起伏而反复歌咏，给人以鼓舞和激励。纵观他们创作的歌曲，反共是一道鲜明、亮丽的主线。正因此，他们一直处于地下，环境的艰苦自不待言。这支乐队自1995年在一间快要倒塌的厨房里组建后，使用的是极其廉价的乐器，据说第一张磁带《欲火中烧》录制时甚至没有录音棚。他们的乐曲被批评为“毫无技术可言”，“无规则的、歇斯底里”的叫喊， “又死又硬的地下朋克之声”。要在众多的摇滚之友中站住脚是不容易的。然而，他们坚强地奋斗着，一盒又一盒的专辑出版着，流传着。有人听了盘古最近的专辑《不同的声音》后，“眼睛一阵阵的湿润，头脑中交织着悲伤和喜悦同时带来的矛盾”，说明他们的基本听众被感动了。
2006年高智晟律师被秘密抓捕和秘密审讯，多少人到处找寻、苦苦思念时，民间忽然传出一曲《天下出了个高智晟》：“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嘞…，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喽…，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哪…，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噢…”，反复咏叹，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这就是盘古推出的跟风乐曲，它表达了这支地下乐队与社会维权活动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那时候所有大陆媒体，不管地上地下，一律悄无声息，噤若寒蝉，只有盘古一曲咏叹，绕梁三日，令人难忘。
摇滚歌曲的内容擅长表现人的多种复杂情感，很耐咀嚼，但它们尽量回避触及社会尖锐矛盾。盘古则不同，它的歌曲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直接抨击专制的奴役，直接表达要自由、争民主的渴望，甚至为此而嚎哭：
《嚎哭》
我是被扼着喉咙的歌手，
我是被踩着脑袋的哲人；
我是被拷着双手的工匠，我是被戴上脚镣的武士。
我是被飓风摧残的鲜花，我是被狂飙腰斩的松柏；我是被铁锤砸碎的钟鼎，我是被镰刀残害的菁英。
我是所有被捣毁的庙宇，我是所有被砍光的森林！
我是所有被荼毒的心灵，我是所有被奴役的生命！
我在恐怖囚禁中挣扎，我在贫病交加中奋起；我要对着被毁的家园失声痛哭，我要对着漆黑的夜幕疯狂怒吼：还我大地还我自由！
还我天空还我自由！
盘古还分析民主与专制的矛盾：“穷人为什么不能有民主？穷人为什么不能自己作主？他们说贫穷不能带来民主，他们就想让穷人永远受苦。”然后描写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我们偏是要让穷人拥有民主，我们要化贫穷为报复！我们要让他们尝尝穷人的痛苦！贫穷绝不会使穷人屈服，它只会使我们报复，一直报复到我们拥有穷人的民主！”
他们以“还我自由”的呐喊、以“让穷人拥有民主”的誓言，在这块纸醉金迷、哀鸿遍野的土地上，发出异样的音响。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信念是：“要让人民听到，要让人民看到，要让人民知道，要让人民相信；要给人民反抗的勇气，要给人民斗争的热情，要给人民革命的决心，要给人民成功的希望。”这些努力会与同样的努力汇合一起，这些奋斗会与同样的奋斗融合起来，日积月累会引起力量的增强，会导致新的变化。他们有这样的信心。
正如人会有多种性格一样，盘古队的创作还有另一面。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他们从小就热衷于《小兵张嘎》、《地道战》，他们喜欢《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他们说：“我们从小就喜欢打仗、打仗、打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战争！”“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需要战争。”于是，他们成为暴力论者。“就算我们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比被压迫要好；就算我们要为独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比被奴役要好。”他们以为，不以血换血，不以暴易暴，只能被压迫，被奴役。但是，他们不仅仅为“革命”和“独立”而崇拜暴力，而是滑向更远，要“挑战一切”，要 “毁灭一切”，为此而“不顾一切”。在他们的信念中，为发泄自己的仇恨，必须杀！杀！杀！疯狂的杀戮是他们崇拜的信条。因此，盗劫医院商店、打死打伤多人的逃犯王宗方、王宗玮竟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称这两个刑事犯罪分子“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榜样”，是“向着统治者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疯狂最热忱的空前的人民英雄”，竟说“二王的方向，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吹捧出狱后再次抢枪3支、抢钱百万、打死打伤15人的刑事犯罪分子白宝山，总结他的“名言”，推广他的“教导”，发扬他的“思想”：
《白宝山思想》
……
能杀多少杀多少，能杀多少杀多少
直到我杀不动为止，直到我杀不动为止
这就是伟大的白宝山思想
让我们高举白宝山思想奋勇前进
让我们把白宝山思想发扬光大
克隆一百万个白宝山
从呼吁自由、民主到鼓吹“能杀多少杀多少”，是何等巨大反差！从推动民主启蒙到号召以强盗为图腾，这两种绝对相反的意识竟然统一在主创者一人身上，是何等异化表现！不过，对这种现实是用不着惊诧的。社会是多种关系的统一，个人则是多种性格的统一，它们都是多种规定的综合。象盘古作者那样的性格极其鲜明的对立统一，只是告诉我们，现实是如此诡谲，使无法统一的对立竟能结合在一起。它是社会多种关系在同一个体的意识中得到存在空间的产物。
转型期的大陆中国，社会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被甩在社会边缘。生活的动荡，困难的折磨，官府的压榨，收入的减缩，催发了这个群体浓重的失落感和无助感，这一群体处于走投无路状态。他们要挣脱却无法挣脱，他们要改变却无法改变。盘古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愤怒没有力量，我们的忍耐没有限度，我们的末日没有结束，我们的耻辱没有尽头。世界没有末日才是真正的末日，我们没有毁灭才是真正的毁灭。”正是这种连世界末日都无从期盼的末日心态使他们产生了“毁灭一切”的思想；正是这种自己的毁灭才是真正解脱的毁灭心态使他们产生了“挑战一切”的思想。他们敢于蔑视一切世俗而破口大骂，《奥你妈的运》表达了他们心头的无奈和愤怒。他们要拼，要杀，要毁掉一切，要撕毁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因此，他们中间出了二王，出了白宝山。作为这一群体的知情者，盘古创作了《二王》，创作了《白宝山思想》，以寄托拼出性命毁掉一切的丛林法则。这种你死我死大家一起完蛋的野蛮意识、这种横冲直撞破坏社会应有秩序的罪恶行径是没有出路的，这是死路一条。要追问：是谁迫使他们走上死亡之路？不能不想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古训，不能不看到抢劫了党政军经文大权的那个特殊利益集团将大批基本群众挤到社会边缘的事实。正是这个权贵集团制造了尖锐的、走向爆炸的社会矛盾，才使我们听到盘古歌曲的叫嚣：“上街上街，大开杀戒！上街上街，打倒一切！”
社会边缘群体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还分化出另一部分不屈服者，他们百折不回地上访、维权，成为人权意识的初步觉醒者。还有一部分因经济处理不公而堵路静坐或游行示威，他们中间会萌生民主、自由的朦胧意识。不过，这种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人权”、“自由”、“民主”产生的土壤，有的只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传统，它由二王和白宝山继承着，有的只是“吾皇万岁”、“臣罪当诛”的体制，它由毛泽东的专政继承着。西方的人权观念和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向中国的传播遇到绝大阻碍。它的载体――知识分子被反复地、野蛮地横加蹂躏、摧折，乃至动用机枪、坦克消灭之。信息的闭塞与言论的封锁使人的头脑只留下僵硬的几根共产教条支持着。在“为人民”的名义下，用“特权”替代“人权”，用“党主”冒充“民主”，用“控制” 装扮“自由”。广大农民远离城市，远离近代经济，远离民主生活，这是产生愚昧观念，比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适当环境。所以，人权、民主、自由的启蒙成为转型的首要任务。盘古乐队的体会是深刻的：要让人民听到、看到、知道、相信。“人民需要信心，我们要给人民信心。”这方面，作为摇滚乐队，盘古作出可贵的努力。请记住盘古的摇滚之音：
《让我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国家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民族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历史
让我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