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06 22:20:27作者：曹长青
每次从美国来到台湾，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朝气蓬勃向前迈进的足音。而每次观察台湾走向国家正常化的艰难和努力，都让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之路。虽然时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样目标，走着相同的道路。
回顾美国的独立之路，比今天台湾的奋斗更艰难。在内部，由各种移民组成的最初十三州，英国移民占四分之三。他们在血缘、情感上自视“美洲英国人”，缺乏独立意识；在外部，有大英帝国的军事镇压。但最后美国人成功了。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从个体来说，有三个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一是《独立宣言》作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他在《独立宣言》中提出人生来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护这三种个人权利。一旦政府成为个体追求这三个自由的障碍，那么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改变、或者抛弃这个政府。这个宣言奠定了美国独立和自由的理论基础。
另一位是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这位当时独立军统帅，身先士卒，率领美国人和英军作战。撰写这段历史的畅销书《一七七六》作者、美国历史学名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说，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华盛顿超过杰佛逊，因他直接领导了独立战争，并在最艰难之际，独撑局面，独立做出重大决定。
第三个对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最重要贡献者，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纵观美国独立的历史，如果说杰佛逊奠定了独立的理论，华盛顿指挥了独立之战，潘恩则是用文字的号角，吹出了独立战争的士气和激情。三个人像 “三角架”，为美国撑出了一个伟大、自由、独立的天空！
但是和杰佛逊、华盛顿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本书《常识》是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所写的最重要文献，这位英国人为美国的独立，以至整个人类迈向自由的历史，做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其独特之处，起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潘恩有“权利高于国家、是非大于族群”的人权观。
他完全超越“大英帝国情结”，视美国人民独立的“权利”高于他作为英国人和英国的共同“国族”利益。他在《独立宣言》发表近两年前才来到北美，然后迅速发表了鲜明而坚定地支持美国独立的《常识》。他提出，美国独立是天赋人权，在北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建议美国制定一部自己的宪法；他说，“从广义上来说，美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整个人类的奋斗目标。”这个宣称至今仍激励着美国人领导全球在通往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道路上跋涉。
杰佛逊、华盛顿作为先贤，受到美国人的爱戴。但从族群角度来说，他们是为本国人争自由。像后来的知名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是为自己所属的非洲裔族群争权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争取自己的国家独立。这些人都为本种族，当然也是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能超越本国、本族群的范畴而争取更高的人权价值则更难能可贵。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和今天台海两岸知识分子的情形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超过对人权价值的追求；而且知识分子的“国族情结”、 “民族主义”都远比普通民众更强烈。
超越“民族、国家”的艰难还在于，他们不仅会被本族裔知识分子的责难、谩骂，攻击，甚至遭到本国政府的迫害，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像潘恩的书就被英国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国独立十年之后，回到英国，希望为英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却一度要被英国政府逮捕；而且英国还曾通过议案，永远拒绝他回国。但潘恩完全不考虑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呵德》中的主角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并亲身实践“权利高于国界”的人权价值。这使他成为人类二千年历史以来罕见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对美国必须独立的认知，比美国人更清晰，立场更坚定。
当时在美国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统、独之争。那些“大英帝国”的维护者，主张尊崇英国的国家体制，保持现状；而即使那些认为美国应独立者，也恐惧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独”。
在这种背景下，潘恩写出《常识》这本书，清晰、坚定地指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是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和“常识”——北美人民没有必要继续接受君主政权统治，解决英美危机的最佳途径是美国独立。他说，美国独立是“迟早要发生的必然趋势”。他呼吁人们与英国决裂，拿起武器反抗，独立建国，把“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国家留给后代”。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来的，因而他被称为“独立战争的号手”。
在《常识》中，潘恩历数英国对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压。他说，如果说英国是我们的母国，那英国对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因为“老虎都不食其子”， “野蛮人也不杀其家属”。因此 我们承认自己是英国人后裔又有什么意义？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们必须反抗，以获得独立。他说，不许美国独立，就如同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远不该吃肉一样论证荒唐。他预测说，美国之兴起，是整个人类的一项极为伟大的策略使然。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符合北美大陆人民的利益。
针对那些主张和英国“和解”的妥协派，潘恩坚定地指出：英国既然是我们的公开敌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切断和它的关系。他批评“和解说”滑稽可笑；甚至批评那些主张“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见；脑筋迟钝，无远见；不愿了解真相；过于重视欧洲光明面；判断失当，会给北美带来更多灾难的人”。
《常识》当时也曾被许多忠于英国的保皇派作家所攻击，但比较著名的，都是用笔名来抨击潘恩，说明他们自己都底气不足。
当时亚当斯、富兰克林，甚至开始时连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元勋，都对美国到底该不该独立、脱离英国后是否应建立一个和英国君主立宪制完全不同的政体而心存疑惑。当时只有潘恩一个人鲜明、坚定、强烈地指出，“只有公开地、断然地宣布独立，才能很快解决我们的问题。”他甚至说，“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斗争中都抱着这种胆怯的思想，后代的子孙一定会以厌恶的心情来想起他们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从上帝的角度来论述美国独立的权利。他说，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国安排在远离北美大陆之处，也是强有力的证明，英国不应有对北美的统治权，这是天意！
潘恩在《常识》中告诫和鼓励美国人说，“那些想收获自由所带来的美好的人，必须像真正的人那样，要承受支撑自由价值的艰辛。”他说，“我们的伟大力量，来自北美人民的团结一致，而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寡。”
第三，《常识》产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用一种常识化、口语化、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当时美国才三百万人口，《常识》在三个月内就卖出十万册，最后销售了约五十到六十万册（等于当时每五、六个美国人就有一本），是当时仅次于《圣经》、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对于《常识》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潘恩说，“我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事实、浅白的论点和基本常识。”他的文字非常浅显、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写给普通人看。但这本写给普通人看的书，却赢得了美国前三位总统华盛顿、亚当斯和杰佛逊等建国之父们的高度赞赏。
美国独立之路，走得非常艰难。因当时美国没有任何正规军队，而面对的是几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国。当时美英的军事差距，比今天台海两岸大很多。华盛顿招募的独立军从没打过仗，更无军事训练，用华盛顿的话说，“营地上全是武装起来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军队。”所以战争之初，华盛顿的独立军一败再败。最少时，华盛顿手下只剩三千军队，而英国仅从德国招募的雇佣军就有一万七千，正规军超过三万。
在此关键时刻，潘恩不仅参加了独立军，和美国人并肩作战，而且在战地上写出了振奋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机》等十三种小册子。这些充满激情、胆识、洋溢着必胜精神的战斗檄文，极大地鼓舞了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潘恩呼吁，“这是考验一个人灵魂的时刻，那些坚守的勇士，应得到人们的爱和感激。”
独立军统帅华盛顿曾亲自向士气低落的军队宣读《北美危机》以振奋人心。华盛顿在日记中写道：“那成千上万还没有出生的美国人的命运，在上帝之下，就取决于这支军队的勇气和行动。”英国甚至有家报纸说，“在一小时前还是一个坚决反对独立思想的人，读了潘恩的书之后，也瞬间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常识》所表达的清晰而坚定的立场，不仅强化了无数普通美国人走向独立的信念，连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也是被潘恩的《常识》说服和打动，而完全放弃了对英国的幻想。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们必须和英国政权一刀两断”。
因而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这只笔，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是徒然无功。……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功于托马斯．潘恩。”当时率军助美的法国将领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说：“如果没有托马斯．潘恩，自由的美国将难以想象。”
第四，哺育人类自由思想的经典。
回顾人类的自由思想史，人们自然想到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经典之作。但这些宣言，都从潘恩的《常识》那里获得了思想营养。
《独立宣言》甚至可视为《常识》的“姊妹篇”，因为在《常识》发表半年之后，杰佛逊起草了《独立宣言》。这个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参考了《常识》（还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权价值；而且在形式上，《独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识》的模式：先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然后历数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后宣布，独立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杰佛逊曾表示，他对曾引用《常识》而感到骄傲。
疾呼美国必须独立的潘恩，并不是把独立看作终极价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国独立之后，要建立一个和英国的君主制、法国的贵族统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个能为全人类树立样板的伟大政治体制。他说，“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只是从英国独立出来，那就太渺小了。” 他强调美国要通过“新宪章”，成为一个既无任何国王和世袭，也没有贵族和权贵，真正法治的平等社会。他响亮地喊出“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从而把“建国”和“共和”联到一起，把美国独立提升到建立全人类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这是潘恩支持美国独立的初衷和理想。后来二百多年来美国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铺设的基石上，或者说是他的梦想成真！
因此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为《常识》再版所写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美国革命，并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局限在为美国的利益，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一个世界公民，他坚信，他为美国所做的努力，就在为英国、法国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争自由的努力。”
后来潘恩所以支持法国大革命，是他坚信这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因此当他到巴黎参与起草法国《人权宣言》时，就毫不迟疑地把美国的原则，包括天赋人权、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等思想，写入法国的人权文件，强调法兰西应该走“共和主义”的道路；同时反对处决路易十六国王。因此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把他投入监狱，差点上了断头台。他后来对法国大革命走向极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满拿破仑的帝国，因而返回美国。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权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响深远。他当时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并认知到，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识》中开篇就断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必要的恶，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恶。”这些原则，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并至今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终坚持理念，发出独立的声音。
潘恩对美国独立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于追求天赋人权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识》当年的销量，等于今天在美国卖出六千万册，在台湾卖出四百万册，但潘恩却把版权捐给了美国，不仅没有获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负担了第一版的印刷费。在美国独立九年之后，他生活拮据，相当困窘时，美国政府只是给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补助金，以表彰他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卓越贡献；并授予他“美国公民”。
在《常识》中他说，“我不是出于骄傲、党派或怨恨等动机，来支持美国独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绝对相信，这种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陆的利益。”“我一向坚信，美国的独立迟早会实现。根据目前形势发展趋势，独立将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写出《理性时代》等书，反对任何形式的教会，认为信仰只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遭到基督徒社会的美国民众反感。当时美国三百万人口，99.8％是基督徒。华盛顿领导的独立军，除一名上校外（当时还没有什么将军，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会的牧师。
在这样一种非常浓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于发表《理性时代》一书，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评基督教义对独立思考的压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结果引起教会强烈反弹，指责潘恩是“无神论者”。他还曾发表公开信批评指责华盛顿。即使在今天的美国，“无神论者”也会被教会视为近乎“野蛮人”。而在当时的美国，敢于挑战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为建国之父的华盛顿，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遭致美国人的反感、厌恶甚至痛恨。当时潘恩在美国的地位从 “号手”变成“众矢之的”。
在声望一落千丈、处境十分艰难时，潘恩也从未动摇对独立而自由的美国的热爱，更没有对自己支持“美独”而有丝毫的后悔，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政府应选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来美洲是因为对我来说，美洲代表着未来，象征着，至少我认为，可能象征着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热爱这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国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国总统杰佛逊的帮助下回到美国。即使上流社会有人讥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为所动。 当他身体衰弱，经济拮据，孤独一人，甚至周围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仍栖居在纽约的农庄，直到最后的时刻。
潘恩始终没有妥协，坚持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不靠群体壮胆的强大心灵。哲学家胡克曾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样，在他第二次来到美国的时候，遭到他的前战友们那么严重的、不可原谅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对待。”
今天，《常识》已成为人类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它对美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2003年美国最大连锁书商“邦诺书店”统计出的影响美国历史的二十本书中，《常识》位居榜首。
《常识》问世二百年之后，才有了中译本。这是台湾第一次有繁体字译本。译者陈水源先生的努力，给更多台湾的读者带来一个重新认识“独立价值”的“常识世界”。对于这个“常识”的实现，潘恩在《北美危机》中斩钉截铁地预言：“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我们就有希望得到光荣的结果。”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10月号
回顾美国的独立之路，比今天台湾的奋斗更艰难。在内部，由各种移民组成的最初十三州，英国移民占四分之三。他们在血缘、情感上自视“美洲英国人”，缺乏独立意识；在外部，有大英帝国的军事镇压。但最后美国人成功了。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从个体来说，有三个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一是《独立宣言》作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他在《独立宣言》中提出人生来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护这三种个人权利。一旦政府成为个体追求这三个自由的障碍，那么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改变、或者抛弃这个政府。这个宣言奠定了美国独立和自由的理论基础。
另一位是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这位当时独立军统帅，身先士卒，率领美国人和英军作战。撰写这段历史的畅销书《一七七六》作者、美国历史学名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说，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华盛顿超过杰佛逊，因他直接领导了独立战争，并在最艰难之际，独撑局面，独立做出重大决定。
第三个对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最重要贡献者，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纵观美国独立的历史，如果说杰佛逊奠定了独立的理论，华盛顿指挥了独立之战，潘恩则是用文字的号角，吹出了独立战争的士气和激情。三个人像 “三角架”，为美国撑出了一个伟大、自由、独立的天空！
但是和杰佛逊、华盛顿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本书《常识》是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所写的最重要文献，这位英国人为美国的独立，以至整个人类迈向自由的历史，做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其独特之处，起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潘恩有“权利高于国家、是非大于族群”的人权观。
他完全超越“大英帝国情结”，视美国人民独立的“权利”高于他作为英国人和英国的共同“国族”利益。他在《独立宣言》发表近两年前才来到北美，然后迅速发表了鲜明而坚定地支持美国独立的《常识》。他提出，美国独立是天赋人权，在北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建议美国制定一部自己的宪法；他说，“从广义上来说，美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整个人类的奋斗目标。”这个宣称至今仍激励着美国人领导全球在通往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道路上跋涉。
杰佛逊、华盛顿作为先贤，受到美国人的爱戴。但从族群角度来说，他们是为本国人争自由。像后来的知名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是为自己所属的非洲裔族群争权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争取自己的国家独立。这些人都为本种族，当然也是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能超越本国、本族群的范畴而争取更高的人权价值则更难能可贵。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和今天台海两岸知识分子的情形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超过对人权价值的追求；而且知识分子的“国族情结”、 “民族主义”都远比普通民众更强烈。
超越“民族、国家”的艰难还在于，他们不仅会被本族裔知识分子的责难、谩骂，攻击，甚至遭到本国政府的迫害，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像潘恩的书就被英国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国独立十年之后，回到英国，希望为英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却一度要被英国政府逮捕；而且英国还曾通过议案，永远拒绝他回国。但潘恩完全不考虑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呵德》中的主角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并亲身实践“权利高于国界”的人权价值。这使他成为人类二千年历史以来罕见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对美国必须独立的认知，比美国人更清晰，立场更坚定。
当时在美国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统、独之争。那些“大英帝国”的维护者，主张尊崇英国的国家体制，保持现状；而即使那些认为美国应独立者，也恐惧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独”。
在这种背景下，潘恩写出《常识》这本书，清晰、坚定地指出：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是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和“常识”——北美人民没有必要继续接受君主政权统治，解决英美危机的最佳途径是美国独立。他说，美国独立是“迟早要发生的必然趋势”。他呼吁人们与英国决裂，拿起武器反抗，独立建国，把“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国家留给后代”。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来的，因而他被称为“独立战争的号手”。
在《常识》中，潘恩历数英国对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压。他说，如果说英国是我们的母国，那英国对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因为“老虎都不食其子”， “野蛮人也不杀其家属”。因此 我们承认自己是英国人后裔又有什么意义？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们必须反抗，以获得独立。他说，不许美国独立，就如同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远不该吃肉一样论证荒唐。他预测说，美国之兴起，是整个人类的一项极为伟大的策略使然。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符合北美大陆人民的利益。
针对那些主张和英国“和解”的妥协派，潘恩坚定地指出：英国既然是我们的公开敌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切断和它的关系。他批评“和解说”滑稽可笑；甚至批评那些主张“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见；脑筋迟钝，无远见；不愿了解真相；过于重视欧洲光明面；判断失当，会给北美带来更多灾难的人”。
《常识》当时也曾被许多忠于英国的保皇派作家所攻击，但比较著名的，都是用笔名来抨击潘恩，说明他们自己都底气不足。
当时亚当斯、富兰克林，甚至开始时连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元勋，都对美国到底该不该独立、脱离英国后是否应建立一个和英国君主立宪制完全不同的政体而心存疑惑。当时只有潘恩一个人鲜明、坚定、强烈地指出，“只有公开地、断然地宣布独立，才能很快解决我们的问题。”他甚至说，“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斗争中都抱着这种胆怯的思想，后代的子孙一定会以厌恶的心情来想起他们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从上帝的角度来论述美国独立的权利。他说，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国安排在远离北美大陆之处，也是强有力的证明，英国不应有对北美的统治权，这是天意！
潘恩在《常识》中告诫和鼓励美国人说，“那些想收获自由所带来的美好的人，必须像真正的人那样，要承受支撑自由价值的艰辛。”他说，“我们的伟大力量，来自北美人民的团结一致，而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寡。”
第三，《常识》产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用一种常识化、口语化、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当时美国才三百万人口，《常识》在三个月内就卖出十万册，最后销售了约五十到六十万册（等于当时每五、六个美国人就有一本），是当时仅次于《圣经》、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对于《常识》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潘恩说，“我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事实、浅白的论点和基本常识。”他的文字非常浅显、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写给普通人看。但这本写给普通人看的书，却赢得了美国前三位总统华盛顿、亚当斯和杰佛逊等建国之父们的高度赞赏。
美国独立之路，走得非常艰难。因当时美国没有任何正规军队，而面对的是几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国。当时美英的军事差距，比今天台海两岸大很多。华盛顿招募的独立军从没打过仗，更无军事训练，用华盛顿的话说，“营地上全是武装起来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军队。”所以战争之初，华盛顿的独立军一败再败。最少时，华盛顿手下只剩三千军队，而英国仅从德国招募的雇佣军就有一万七千，正规军超过三万。
在此关键时刻，潘恩不仅参加了独立军，和美国人并肩作战，而且在战地上写出了振奋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机》等十三种小册子。这些充满激情、胆识、洋溢着必胜精神的战斗檄文，极大地鼓舞了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潘恩呼吁，“这是考验一个人灵魂的时刻，那些坚守的勇士，应得到人们的爱和感激。”
独立军统帅华盛顿曾亲自向士气低落的军队宣读《北美危机》以振奋人心。华盛顿在日记中写道：“那成千上万还没有出生的美国人的命运，在上帝之下，就取决于这支军队的勇气和行动。”英国甚至有家报纸说，“在一小时前还是一个坚决反对独立思想的人，读了潘恩的书之后，也瞬间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常识》所表达的清晰而坚定的立场，不仅强化了无数普通美国人走向独立的信念，连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也是被潘恩的《常识》说服和打动，而完全放弃了对英国的幻想。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们必须和英国政权一刀两断”。
因而美国第二位总统亚当斯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这只笔，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是徒然无功。……历史将会把美国的革命归功于托马斯．潘恩。”当时率军助美的法国将领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说：“如果没有托马斯．潘恩，自由的美国将难以想象。”
第四，哺育人类自由思想的经典。
回顾人类的自由思想史，人们自然想到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经典之作。但这些宣言，都从潘恩的《常识》那里获得了思想营养。
《独立宣言》甚至可视为《常识》的“姊妹篇”，因为在《常识》发表半年之后，杰佛逊起草了《独立宣言》。这个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参考了《常识》（还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权价值；而且在形式上，《独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识》的模式：先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然后历数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后宣布，独立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杰佛逊曾表示，他对曾引用《常识》而感到骄傲。
疾呼美国必须独立的潘恩，并不是把独立看作终极价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国独立之后，要建立一个和英国的君主制、法国的贵族统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个能为全人类树立样板的伟大政治体制。他说，“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只是从英国独立出来，那就太渺小了。” 他强调美国要通过“新宪章”，成为一个既无任何国王和世袭，也没有贵族和权贵，真正法治的平等社会。他响亮地喊出“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从而把“建国”和“共和”联到一起，把美国独立提升到建立全人类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这是潘恩支持美国独立的初衷和理想。后来二百多年来美国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铺设的基石上，或者说是他的梦想成真！
因此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为《常识》再版所写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美国革命，并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局限在为美国的利益，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一个世界公民，他坚信，他为美国所做的努力，就在为英国、法国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争自由的努力。”
后来潘恩所以支持法国大革命，是他坚信这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因此当他到巴黎参与起草法国《人权宣言》时，就毫不迟疑地把美国的原则，包括天赋人权、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等思想，写入法国的人权文件，强调法兰西应该走“共和主义”的道路；同时反对处决路易十六国王。因此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把他投入监狱，差点上了断头台。他后来对法国大革命走向极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满拿破仑的帝国，因而返回美国。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权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响深远。他当时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并认知到，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识》中开篇就断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必要的恶，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恶。”这些原则，都体现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义的精神，并至今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终坚持理念，发出独立的声音。
潘恩对美国独立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于追求天赋人权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识》当年的销量，等于今天在美国卖出六千万册，在台湾卖出四百万册，但潘恩却把版权捐给了美国，不仅没有获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负担了第一版的印刷费。在美国独立九年之后，他生活拮据，相当困窘时，美国政府只是给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补助金，以表彰他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卓越贡献；并授予他“美国公民”。
在《常识》中他说，“我不是出于骄傲、党派或怨恨等动机，来支持美国独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绝对相信，这种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陆的利益。”“我一向坚信，美国的独立迟早会实现。根据目前形势发展趋势，独立将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写出《理性时代》等书，反对任何形式的教会，认为信仰只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遭到基督徒社会的美国民众反感。当时美国三百万人口，99.8％是基督徒。华盛顿领导的独立军，除一名上校外（当时还没有什么将军，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会的牧师。
在这样一种非常浓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于发表《理性时代》一书，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评基督教义对独立思考的压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结果引起教会强烈反弹，指责潘恩是“无神论者”。他还曾发表公开信批评指责华盛顿。即使在今天的美国，“无神论者”也会被教会视为近乎“野蛮人”。而在当时的美国，敢于挑战被视为立国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为建国之父的华盛顿，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遭致美国人的反感、厌恶甚至痛恨。当时潘恩在美国的地位从 “号手”变成“众矢之的”。
在声望一落千丈、处境十分艰难时，潘恩也从未动摇对独立而自由的美国的热爱，更没有对自己支持“美独”而有丝毫的后悔，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政府应选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来美洲是因为对我来说，美洲代表着未来，象征着，至少我认为，可能象征着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热爱这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国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国总统杰佛逊的帮助下回到美国。即使上流社会有人讥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为所动。 当他身体衰弱，经济拮据，孤独一人，甚至周围充满敌意的情况下，仍栖居在纽约的农庄，直到最后的时刻。
潘恩始终没有妥协，坚持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不靠群体壮胆的强大心灵。哲学家胡克曾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样，在他第二次来到美国的时候，遭到他的前战友们那么严重的、不可原谅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对待。”
今天，《常识》已成为人类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它对美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2003年美国最大连锁书商“邦诺书店”统计出的影响美国历史的二十本书中，《常识》位居榜首。
《常识》问世二百年之后，才有了中译本。这是台湾第一次有繁体字译本。译者陈水源先生的努力，给更多台湾的读者带来一个重新认识“独立价值”的“常识世界”。对于这个“常识”的实现，潘恩在《北美危机》中斩钉截铁地预言：“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我们就有希望得到光荣的结果。”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