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09 22:37:52作者：方石
几次重读《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内容提要》。（见附录）宋庆龄是个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本可大有作为；可惜后期误上贼船，成了毛记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饰品。她无法解脱，悔恨不已，临终前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她痛感作了错误选择，愧对中山先生。
其实，她不必如此自责。她从未违背自己的政治良心。是中共利用她的理想主义和政治责任感，使之充当了助毛反蒋的政治工具；后来又因为她不肯违背政治良心“跟党走”，毛对她越来越不耐烦。夺得政权，逐步丢弃伪装，露出比秦始皇更加狰狞的面目以前，民主大旗一直是中共迷惑世人的主要道具。当时许多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上当受骗。中共善于假戏真做。许多知名人士看了真做的假戏，便误把假戏当真，大为感动，自投罗网。我不由大胆设想：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可能也会上当的。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证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我以为另外还有个简单的道理：一般说来，“君子”斗不过“小人”。“小人”所使用的手段常为“君子”所不屑用、不能用；而且，“君子”往往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小人”的种种翻复无信、卑鄙阴毒，常在“君子”意料之外，使得他们防不胜防。百万右派，谁曾估计到毛泽东会有“阳谋”暗藏？此非智力问题，而是品格问题。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派邓颖超去上海把宋庆龄请到北京，毛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对宋何等尊敬，态度何等虔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变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后，宋的政治利用价值便大打折扣；而且，对于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社会主义方针路线”，宋一再表示不解、时有非议，毛便有话：“（她）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这时，毛已俨然把宋看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时毛又说：“她不愿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这就明明白白要她滚蛋了。根据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的记述，章伯钧被划为“右派”以后，毛泽东也曾令人向章伯钧传达过这种暗藏杀机的话。幸亏宋、章都没有再上这种“火力侦察”的当。倘若不知深浅，略示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吧。
况且，即使中共真的开门让宋庆龄走，她又能走到哪里去呢？当初，为了政治理想，宋毅然背叛国民党，投向共产党。后来逐渐醒悟到自己作了错误选择；同样的政治理想又使她要“背叛”共产党。但是，投向哪里去呢？能去台湾吗？即使台湾能够容纳，她也无颜面对“故人”。可以去美国吗？那也羞于去当个“自作自受”的政治难民。她首先面对的将是无法避免的自我批判。对于宋庆龄这样的角色来说，那可决非易事。需要何等勇气啊！所以，宋庆龄很难公然作出第二次背叛。她真正是有苦说不出，完全陷于无路可走的境地。难怪她会三现“厌世”之意。
想当初，宋庆龄连同救国会“七君子”与国民党作斗争时，何等英勇豪迈。到了共产党治下，为什么都变得“老老实实”，任人摆布了？原因很简单，共产党的镇压要比国民党残酷、厉害一万倍，使你一点动弹不得。首先，毛时代严格的户口油粮制度便是无形的枷锁，它把境内所有的人都像农奴一样束缚在固定地方，使人离开附属点就不能存活；从而不怕你逃跑。另外，四海之内，只有一个能发声的器官---“党的喉舌”。任凭你有多少道理，又有谁能听到你的声音。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他们就可以随意整治你了。流氓政权不但摧残你的肉体，而且毁坏你的名誉，折磨你的灵魂。他们首先烂泼污水，把你“搞臭”。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争相与你“划清界限”，以图自保，使你感到“众叛亲离”。他们调动起人类灵魂底层最卑鄙的东西，使人不顾良心，出卖朋友，对你“揭发”、“批判”、“反戈一击”，使你有口难辩。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肉体上全面收拾你；而且株连亲友，殃及家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倘若不顾一切，坚持真理，那便是“与人民为敌到底”，更有张志新、林昭等等鲜血淋漓、惨不忍闻的例子在。若非碍于孙中山的历史影响，宋庆龄的结局不会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好多少。
中国人民误信天字第一号大骗子的美好言辞，作出巨大牺牲，在“红太阳”指挥下，被驱赶着往“共产主义天堂”狂奔，直到筋疲力尽，瘫倒在地，方才发觉已被关在十八层地狱。人物有大小，地位有高低，境遇有不同，但在中共罪恶统治下的感受都差不多。
宋庆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民众大悲剧的一部份。《材料提要》记述了宋庆龄五八年起就“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不肯出席“人大”等各种会议，“三次产生厌世思想”，明白表示“对共产党极度失望”。中共夺得政权之初，伪装尚未剥去，宋庆龄仍沉浸在催眠状态之中，五0年曾经要求入党。三十一年之后，宋庆龄躺在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中共才想赐给她正式入伙的“荣耀”。可是，虽然觉醒太晚，宋庆龄毕竟已经把中共看清二十余年，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种令人恶心的“封赐”。宋去世以后，中共依然煞有介事地在讣告中宣布“接受”她为“正式共产党员”。这是中共对宋庆龄的最后一次政治利用，也是对宋庆龄的莫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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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支部委员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
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其实，她不必如此自责。她从未违背自己的政治良心。是中共利用她的理想主义和政治责任感，使之充当了助毛反蒋的政治工具；后来又因为她不肯违背政治良心“跟党走”，毛对她越来越不耐烦。夺得政权，逐步丢弃伪装，露出比秦始皇更加狰狞的面目以前，民主大旗一直是中共迷惑世人的主要道具。当时许多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很难不上当受骗。中共善于假戏真做。许多知名人士看了真做的假戏，便误把假戏当真，大为感动，自投罗网。我不由大胆设想：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可能也会上当的。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证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我以为另外还有个简单的道理：一般说来，“君子”斗不过“小人”。“小人”所使用的手段常为“君子”所不屑用、不能用；而且，“君子”往往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小人”的种种翻复无信、卑鄙阴毒，常在“君子”意料之外，使得他们防不胜防。百万右派，谁曾估计到毛泽东会有“阳谋”暗藏？此非智力问题，而是品格问题。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派邓颖超去上海把宋庆龄请到北京，毛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对宋何等尊敬，态度何等虔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变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后，宋的政治利用价值便大打折扣；而且，对于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社会主义方针路线”，宋一再表示不解、时有非议，毛便有话：“（她）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这时，毛已俨然把宋看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时毛又说：“她不愿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这就明明白白要她滚蛋了。根据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的记述，章伯钧被划为“右派”以后，毛泽东也曾令人向章伯钧传达过这种暗藏杀机的话。幸亏宋、章都没有再上这种“火力侦察”的当。倘若不知深浅，略示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吧。
况且，即使中共真的开门让宋庆龄走，她又能走到哪里去呢？当初，为了政治理想，宋毅然背叛国民党，投向共产党。后来逐渐醒悟到自己作了错误选择；同样的政治理想又使她要“背叛”共产党。但是，投向哪里去呢？能去台湾吗？即使台湾能够容纳，她也无颜面对“故人”。可以去美国吗？那也羞于去当个“自作自受”的政治难民。她首先面对的将是无法避免的自我批判。对于宋庆龄这样的角色来说，那可决非易事。需要何等勇气啊！所以，宋庆龄很难公然作出第二次背叛。她真正是有苦说不出，完全陷于无路可走的境地。难怪她会三现“厌世”之意。
想当初，宋庆龄连同救国会“七君子”与国民党作斗争时，何等英勇豪迈。到了共产党治下，为什么都变得“老老实实”，任人摆布了？原因很简单，共产党的镇压要比国民党残酷、厉害一万倍，使你一点动弹不得。首先，毛时代严格的户口油粮制度便是无形的枷锁，它把境内所有的人都像农奴一样束缚在固定地方，使人离开附属点就不能存活；从而不怕你逃跑。另外，四海之内，只有一个能发声的器官---“党的喉舌”。任凭你有多少道理，又有谁能听到你的声音。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他们就可以随意整治你了。流氓政权不但摧残你的肉体，而且毁坏你的名誉，折磨你的灵魂。他们首先烂泼污水，把你“搞臭”。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争相与你“划清界限”，以图自保，使你感到“众叛亲离”。他们调动起人类灵魂底层最卑鄙的东西，使人不顾良心，出卖朋友，对你“揭发”、“批判”、“反戈一击”，使你有口难辩。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肉体上全面收拾你；而且株连亲友，殃及家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倘若不顾一切，坚持真理，那便是“与人民为敌到底”，更有张志新、林昭等等鲜血淋漓、惨不忍闻的例子在。若非碍于孙中山的历史影响，宋庆龄的结局不会比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好多少。
中国人民误信天字第一号大骗子的美好言辞，作出巨大牺牲，在“红太阳”指挥下，被驱赶着往“共产主义天堂”狂奔，直到筋疲力尽，瘫倒在地，方才发觉已被关在十八层地狱。人物有大小，地位有高低，境遇有不同，但在中共罪恶统治下的感受都差不多。
宋庆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民众大悲剧的一部份。《材料提要》记述了宋庆龄五八年起就“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不肯出席“人大”等各种会议，“三次产生厌世思想”，明白表示“对共产党极度失望”。中共夺得政权之初，伪装尚未剥去，宋庆龄仍沉浸在催眠状态之中，五0年曾经要求入党。三十一年之后，宋庆龄躺在医院病床上，弥留之际，中共才想赐给她正式入伙的“荣耀”。可是，虽然觉醒太晚，宋庆龄毕竟已经把中共看清二十余年，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种令人恶心的“封赐”。宋去世以后，中共依然煞有介事地在讣告中宣布“接受”她为“正式共产党员”。这是中共对宋庆龄的最后一次政治利用，也是对宋庆龄的莫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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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支部委员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
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