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12 05:36:43作者：严家伟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近日在网上看见老友铁流的女儿黄晓蘅给胡锦涛主席的一封信，真使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那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刚开过不久，我应老友铁流夫妇之邀去北京拜望阔别多年的老友。开门迎接我的是铁流的夫人任蘅芳老师和一个七、八岁的天真活泼的女孩，那就是黄晓蘅。当我问她“你这名字是谁取的”？她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我说“是我爸爸取的。我爸爸是作家，笔名叫晓枫，我妈妈任蘅芳是语文老师，所以我叫晓蘅”。我便故意“刁难”她说“什么叫笔名”？谁知她说“哎呀，叔叔，笔名您都不懂呀？笔名就是写文章时用的假名字呗”。引得满屋人哄堂大笑。任老师连忙说“叔叔是故意考考你，严叔叔都是写文章的人，能不懂笔名吗”？那时小姑娘留给我的印象是天真，活泼，聪明，可爱。不经意间，17年就从我们身边溜走了。
当我这次看到她不是用笔名而是用真名写成的给胡主席的那封信时，黄晓蘅不但已是在美国持有绿卡，且学有所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信写得那样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情理动人，表达得当，真不愧是老作家，老教师的女儿。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她的文章更体现出了在大洋彼岸民主国度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对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十分正确，非常清楚的认知，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这比之于今天我们那些只知金钱玩乐的“嘻皮士”或被“狼奶”灌昏了头的“左愤青”，黄晓蘅无异于鹤立鸡群，不得不为老友铁流感到高兴和骄傲。
“人家生子愿聪明”，这本乃人之常情。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上世纪饱经忧患的过来人，我们遭受那么多的不幸，不就是为了中国光明前途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健康、幸福吗？我承认今天的中国确实比毛泽东暴政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铁流的心和我是相通的。我们之所以要把当年受过的苦难告诉下一代，并不是要反对共产党，恰恰相反，是希望中共能继续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列宁不是也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说出过去我们亲历过的历史的真实呢？一个只喜欢粉饰，缺乏反思精神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别人谈出真相乃至提出一些批评，正好表明了对中共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抱有很大的希望。执政者不但应有广阔的胸襟，和宽容的雅量，更应有“闻过则喜”的精神来处理好相应的问题。因此我认为通州区个别地方官员对铁流的骚扰，如果一切情况正如黄晓蘅所说的那样，那么他们的行为，肯定是不代表中央的意图，而且是违背胡温新政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的。黄晓蘅作为铁流的女儿，敢于对此提出批评，而且直达国家最高领导人，确实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和后生可畏的精神。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我的周围亲友中，以及在我的亲人中，能有这样清醒和勇气的人是不多见的。我在上世纪1957年，也被诬为右派，而且外加“反革命”。而且至今不予改正平反，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赔偿，甚至每月都只有不到四百元的“就业员生活费”。因此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在海外发表，说出自已的遭遇。为此被“有关人员”请去“喝茶”。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只是讲出过去历史的真实，并无意反对胡温新政。同时卖文，卖画自古以来都是一介书生的求生活之道。在这物价飞升，米珠薪桂的今日，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无法养活自己和老伴。卖文求生，哪朝哪代也不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也明文规定公民有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并有《著作权法》，明文保障作者获得稿酬的权利。但是在我的亲人儿女中，没有一个象黄晓蘅那么清醒，勇敢的人。相反，一个个都吓得不了，叫我“千万别去惹政府，那可不得了”！我真不明白一个公民合法，合理的行为，怎么能叫“惹政府”？我的另一位右派朋友也是投了几篇“外稿”，他单位的领导来“关心”过问一下，其实人家至少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旁敲侧击问了几句。事后他的夫人吓得几乎要哭了，喊着说“老头子呀，我陪你当了几十年右派家属，你未必还想要弄我们一家人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我究竟还欠你好多啊”！──中国人啊，什么时候才能有完整、清醒的公民意识？！
看到黄晓蘅那既谦卑有礼，又义正词严的文章，回想起1990年我在北京见到她时，如果说那时的晓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丑小鸭”，那么到而今，已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白天鹅”了！
我为老朋友高兴！希望中国有更多这样的年轻人！
近日在网上看见老友铁流的女儿黄晓蘅给胡锦涛主席的一封信，真使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那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刚开过不久，我应老友铁流夫妇之邀去北京拜望阔别多年的老友。开门迎接我的是铁流的夫人任蘅芳老师和一个七、八岁的天真活泼的女孩，那就是黄晓蘅。当我问她“你这名字是谁取的”？她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我说“是我爸爸取的。我爸爸是作家，笔名叫晓枫，我妈妈任蘅芳是语文老师，所以我叫晓蘅”。我便故意“刁难”她说“什么叫笔名”？谁知她说“哎呀，叔叔，笔名您都不懂呀？笔名就是写文章时用的假名字呗”。引得满屋人哄堂大笑。任老师连忙说“叔叔是故意考考你，严叔叔都是写文章的人，能不懂笔名吗”？那时小姑娘留给我的印象是天真，活泼，聪明，可爱。不经意间，17年就从我们身边溜走了。
当我这次看到她不是用笔名而是用真名写成的给胡主席的那封信时，黄晓蘅不但已是在美国持有绿卡，且学有所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信写得那样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情理动人，表达得当，真不愧是老作家，老教师的女儿。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她的文章更体现出了在大洋彼岸民主国度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对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十分正确，非常清楚的认知，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这比之于今天我们那些只知金钱玩乐的“嘻皮士”或被“狼奶”灌昏了头的“左愤青”，黄晓蘅无异于鹤立鸡群，不得不为老友铁流感到高兴和骄傲。
“人家生子愿聪明”，这本乃人之常情。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上世纪饱经忧患的过来人，我们遭受那么多的不幸，不就是为了中国光明前途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健康、幸福吗？我承认今天的中国确实比毛泽东暴政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铁流的心和我是相通的。我们之所以要把当年受过的苦难告诉下一代，并不是要反对共产党，恰恰相反，是希望中共能继续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列宁不是也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说出过去我们亲历过的历史的真实呢？一个只喜欢粉饰，缺乏反思精神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别人谈出真相乃至提出一些批评，正好表明了对中共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抱有很大的希望。执政者不但应有广阔的胸襟，和宽容的雅量，更应有“闻过则喜”的精神来处理好相应的问题。因此我认为通州区个别地方官员对铁流的骚扰，如果一切情况正如黄晓蘅所说的那样，那么他们的行为，肯定是不代表中央的意图，而且是违背胡温新政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的。黄晓蘅作为铁流的女儿，敢于对此提出批评，而且直达国家最高领导人，确实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和后生可畏的精神。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我的周围亲友中，以及在我的亲人中，能有这样清醒和勇气的人是不多见的。我在上世纪1957年，也被诬为右派，而且外加“反革命”。而且至今不予改正平反，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赔偿，甚至每月都只有不到四百元的“就业员生活费”。因此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在海外发表，说出自已的遭遇。为此被“有关人员”请去“喝茶”。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我只是讲出过去历史的真实，并无意反对胡温新政。同时卖文，卖画自古以来都是一介书生的求生活之道。在这物价飞升，米珠薪桂的今日，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无法养活自己和老伴。卖文求生，哪朝哪代也不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也明文规定公民有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并有《著作权法》，明文保障作者获得稿酬的权利。但是在我的亲人儿女中，没有一个象黄晓蘅那么清醒，勇敢的人。相反，一个个都吓得不了，叫我“千万别去惹政府，那可不得了”！我真不明白一个公民合法，合理的行为，怎么能叫“惹政府”？我的另一位右派朋友也是投了几篇“外稿”，他单位的领导来“关心”过问一下，其实人家至少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旁敲侧击问了几句。事后他的夫人吓得几乎要哭了，喊着说“老头子呀，我陪你当了几十年右派家属，你未必还想要弄我们一家人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我究竟还欠你好多啊”！──中国人啊，什么时候才能有完整、清醒的公民意识？！
看到黄晓蘅那既谦卑有礼，又义正词严的文章，回想起1990年我在北京见到她时，如果说那时的晓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丑小鸭”，那么到而今，已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白天鹅”了！
我为老朋友高兴！希望中国有更多这样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