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28 02:55:51作者：张鹤慈
一个非民主的组织，为了内部的凝聚，需要制造敌人。所有集权国家，都会在内外树敌。
49 年以后的中国，内部的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可以算是人，而不是民。实质上这些分子也不被看作为人，连人的最起码的一点点尊严也不给。
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应该只是三类。地，富的区别，除了在土改镇压时，枪毙的基本是地主外，以后的待遇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应该只算作一类。
右派是特定时期的反革命，所以也不应该单算一类。
至于第三类的坏分子，除了一部分是民事犯或触犯了道德的人，很大的程度仍然是针对的反革命，是对反革命的一种羞辱的称呼。同样的问题对革命者就只是小节，对一般群众就只是生活问题，而对反革命，就是戴坏分子帽子的惩处。
黑五类中，命运最悲惨的就是地主，富农。命运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子女。犹太人的子女仍然是犹太人，这是生物上的联系，地主，富农的子女，在他们的土地没有被剥夺以前，作为继承人，有可能会仍然成为地主，富农。而在土地已经被剥夺后，已经没有可被继承土地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被视为地主，富农？仍然在农村被视为专政对象？
黑五类中，对集权统治最有效用的，对被统治者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反革命。地，富是土改特殊时期的产物。是为专制政权树立的对立面，和其他四类一样，是所有问题，灾难，事故的替罪羊。但反革命不只是在镇反，肃反时的产物，因为除了老反革命，还有不断出现的新生反革命。
法西斯德国拿犹太人做替罪羊，但日尔曼人不会变成犹太人，最多是日尔曼人会因为同情犹太人而被迫害。但反革命的威胁是每一个人头上悬挂的剑。连国家主席都可能成为反革命。
所谓的帽子，地，富，反，坏，右都是帽子，但也不是都戴，还有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坏分子。地狱一定要十八层。帽子不像犹太人衣服上的六角星的标志，帽子是无形的。但在档案制度，群众专政的威力下，五类分子的标志是刻在心上的烙印。记得一个右派的诗："少年不知佛事艰，误带金箍第一圈。"帽子是共产党对专制对象的紧箍咒。
地，富，反，坏，右中，除了右派这个称呼，是正式的通过政府的嘴，而消失的。除了反右被政府正式宣布为扩大化，给这些右派摘帽；其他的四类分子的帽子，都是糊里糊涂的消失的。
五类分子的帽子的消失，地，富和其子女，虽然是受迫害最深，但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很少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在今天，就是所谓的民主的追求者，不少仍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理论的阴影，从法制的角度看待土改的声音仍然很微弱。特别是今天高调提倡造反有理，杀富济贫的人，仍然是当年斗地主的心态。
文革后的平反风，大体上否定了 49年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也就基本上否定了历次运动中祭出的帽子。但是平反风没有刮到土改；地主，富农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到日程。
地富帽子的消失，除了农村的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公社的灭亡，连合作社都没有保住。农村不需要和没有可能再保持地富这样的特殊群体。另一个原因是地，富的帽子，搭上了反革命帽子消失的便车。
反革命的帽子的消失，应该归功于文化大革命。 63 年，我成为反革命。当时人的态度，就象我得了萨斯病，而文革后，对我这个反革命，人们的态度，象我只是得了感冒。对反革命，从谈虎变色到熟视无睹，是因为文革中的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成为了反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的轮流当反革命，让反革命贬值了。正像过去，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一样，当人人真的都已经当了反革命，或反革命的亲属后，反革命的威慑力反而消失了。
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他的妻子顶者单位和社会的巨大的压力，没有能够划清界线；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家属。在四人帮倒台后，总算吐出了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当年她的幽默："毛泽东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对中共集权统治最有力的工具：粮票制，【粮票制基本是变相的奴隶制；政府管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权。】没有政治局的决定，人大的表决，没有政府的公告；也同样没有反对派的游行，示威，写公开信。就这么水到渠成的消失了。
同样地，富，反，坏，右这个黑五类的消失，也不是中共政府的刻意行为，【当然，以生产取代阶级斗争的改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是中国发展的副产品，形势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能够遂意支配的，想随心所欲的统治，对中共越来越难了。
从短时期看，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主，但经济的发展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会促进民主化。
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中的积极因素，承认不承认这些积极因素可能会导向民主。这些就是今天我和一些人的分歧所在。
地富反坏右帽子的消失，我认为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积极，正面的变化。对过去历史不什么清楚的年青人可以去问问，这些当年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
我们对中国，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是说，过去的中国比今天更黑暗，就可以漠视，姑息今天中共的恶行。而是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喜欢和不喜欢，睁着眼睛或是闭着眼睛，都仍然是同一个现实。
而现实难道就真的就那么让人绝望？今天的中国，对一个追求民主化的人，应该可以从变化中找到自信。
把今天的中国说成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号召人民去拼死一博，悲壮倒是悲壮，可惜不是拍电视剧。
只有人们看到希望，大声的说出希望所在，才有可能出现浩浩荡荡的人群。
让我们从地，富，风，坏，右的糊里糊涂的消失中，找到一些启发。
27。 10。 07 。 墨尔本
49 年以后的中国，内部的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可以算是人，而不是民。实质上这些分子也不被看作为人，连人的最起码的一点点尊严也不给。
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应该只是三类。地，富的区别，除了在土改镇压时，枪毙的基本是地主外，以后的待遇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应该只算作一类。
右派是特定时期的反革命，所以也不应该单算一类。
至于第三类的坏分子，除了一部分是民事犯或触犯了道德的人，很大的程度仍然是针对的反革命，是对反革命的一种羞辱的称呼。同样的问题对革命者就只是小节，对一般群众就只是生活问题，而对反革命，就是戴坏分子帽子的惩处。
黑五类中，命运最悲惨的就是地主，富农。命运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子女。犹太人的子女仍然是犹太人，这是生物上的联系，地主，富农的子女，在他们的土地没有被剥夺以前，作为继承人，有可能会仍然成为地主，富农。而在土地已经被剥夺后，已经没有可被继承土地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被视为地主，富农？仍然在农村被视为专政对象？
黑五类中，对集权统治最有效用的，对被统治者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反革命。地，富是土改特殊时期的产物。是为专制政权树立的对立面，和其他四类一样，是所有问题，灾难，事故的替罪羊。但反革命不只是在镇反，肃反时的产物，因为除了老反革命，还有不断出现的新生反革命。
法西斯德国拿犹太人做替罪羊，但日尔曼人不会变成犹太人，最多是日尔曼人会因为同情犹太人而被迫害。但反革命的威胁是每一个人头上悬挂的剑。连国家主席都可能成为反革命。
所谓的帽子，地，富，反，坏，右都是帽子，但也不是都戴，还有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坏分子。地狱一定要十八层。帽子不像犹太人衣服上的六角星的标志，帽子是无形的。但在档案制度，群众专政的威力下，五类分子的标志是刻在心上的烙印。记得一个右派的诗："少年不知佛事艰，误带金箍第一圈。"帽子是共产党对专制对象的紧箍咒。
地，富，反，坏，右中，除了右派这个称呼，是正式的通过政府的嘴，而消失的。除了反右被政府正式宣布为扩大化，给这些右派摘帽；其他的四类分子的帽子，都是糊里糊涂的消失的。
五类分子的帽子的消失，地，富和其子女，虽然是受迫害最深，但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很少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在今天，就是所谓的民主的追求者，不少仍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理论的阴影，从法制的角度看待土改的声音仍然很微弱。特别是今天高调提倡造反有理，杀富济贫的人，仍然是当年斗地主的心态。
文革后的平反风，大体上否定了 49年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也就基本上否定了历次运动中祭出的帽子。但是平反风没有刮到土改；地主，富农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到日程。
地富帽子的消失，除了农村的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公社的灭亡，连合作社都没有保住。农村不需要和没有可能再保持地富这样的特殊群体。另一个原因是地，富的帽子，搭上了反革命帽子消失的便车。
反革命的帽子的消失，应该归功于文化大革命。 63 年，我成为反革命。当时人的态度，就象我得了萨斯病，而文革后，对我这个反革命，人们的态度，象我只是得了感冒。对反革命，从谈虎变色到熟视无睹，是因为文革中的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成为了反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的轮流当反革命，让反革命贬值了。正像过去，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一样，当人人真的都已经当了反革命，或反革命的亲属后，反革命的威慑力反而消失了。
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他的妻子顶者单位和社会的巨大的压力，没有能够划清界线；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家属。在四人帮倒台后，总算吐出了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当年她的幽默："毛泽东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对中共集权统治最有力的工具：粮票制，【粮票制基本是变相的奴隶制；政府管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权。】没有政治局的决定，人大的表决，没有政府的公告；也同样没有反对派的游行，示威，写公开信。就这么水到渠成的消失了。
同样地，富，反，坏，右这个黑五类的消失，也不是中共政府的刻意行为，【当然，以生产取代阶级斗争的改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是中国发展的副产品，形势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能够遂意支配的，想随心所欲的统治，对中共越来越难了。
从短时期看，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主，但经济的发展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会促进民主化。
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中的积极因素，承认不承认这些积极因素可能会导向民主。这些就是今天我和一些人的分歧所在。
地富反坏右帽子的消失，我认为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积极，正面的变化。对过去历史不什么清楚的年青人可以去问问，这些当年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
我们对中国，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是说，过去的中国比今天更黑暗，就可以漠视，姑息今天中共的恶行。而是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喜欢和不喜欢，睁着眼睛或是闭着眼睛，都仍然是同一个现实。
而现实难道就真的就那么让人绝望？今天的中国，对一个追求民主化的人，应该可以从变化中找到自信。
把今天的中国说成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号召人民去拼死一博，悲壮倒是悲壮，可惜不是拍电视剧。
只有人们看到希望，大声的说出希望所在，才有可能出现浩浩荡荡的人群。
让我们从地，富，风，坏，右的糊里糊涂的消失中，找到一些启发。
27。 10。 07 。 墨尔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