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1-08 05:35:54作者：
位于青海湖的甘肃民勤县曾经是水草丰茂和牛羊肥壮的大草原，如今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沙漠化严重，昔日的民勤绿洲已不复存在。
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数据，甘肃民勤县历史上灌溉面积曾达到90～120万亩，但近年来，由于水资源逐年减少，到1999年灌溉面积已经萎缩至60万亩。县内的苇湖、蔡湖、柳林湖也已被沙丘掩埋。最近几年，由于石羊河枯水，使得下游断流，红崖山水库干枯，库底龟裂，水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民勤人民生活更为艰难。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说，民勤的生态危机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缩影，
“民勤的生态危机不是一个个案，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特别在中国的西部地区、长江源头、青藏高原等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包括草场退化，沙漠化扩展，造成这些的原因一般都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叠加的影响。”
杨欣说，民勤地区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土壤沙化、盐碱化程度逐年加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作为自然原因，不是一个地区的努力能够解决的。比如说气候的变暖、持续的干旱，这些跟整个全球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只能通过全球共同的努力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地球温度的上升能够减缓下来，才可能解决类似象民勤县这样气候持续干旱的过程。作为人为原因，主要还是一些经济活动，包括人口的增长。”
杨欣认为，从目前民勤石羊河流域现状来看，政府缺乏对水资源利用统一规划，统一配置的管理体制，导致各地区各自为政，只顾局部利益，经济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主观性, 超出了流域水资源的承载力，
“要减少人为原因对它的影响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的速度能够减下来。完全依靠农业、依靠自然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协调一部分出来从事其他的产业，这样减缓人对自然那种纯粹的依赖。比如象青海，是现在中国第一个可能没有把GDP列入当地的一个政绩，把GDP从那儿给去掉了。只有像这样不要过多地强调经济的增长，使当地的草场有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减缓人为过多的索取。这种情况下，把人为的原因降到最低才有可能使当地的环境有一个缓慢的回升。”
杨欣指出，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根据各地区水资源承载力与开发状况，适当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严格控制灌溉面积，禁止盲目开荒，大力发展干旱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应该采取生态移民、劳务移民等措施，使一部分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发展其他产业，从而减少对水资源的需求量，
“如果人口过多了以后，过度地放牧了，草场不能承载，肯定当地的生态环境会发生一种变化。所以，现在怎么样科学地来使用草场，科学地来核定草场所乘载的人口数量并且使多余的人口从事其他产业，这样对当地的环境可能才有大的改善。”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社会学家刘晓竹表示，生态移民不是解决西部生态危机的有效办法，
“不能说光讲移民。说实话，中国的可耕地本来就很小，你移到那里去呢？十几亿人口，除非向国外移民。中国的发展条件就是这样的。”
刘晓竹认为，中国西北地区不能照搬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
“比如说发展旅游业，西北实际上发展旅游业有很好的条件，风光非常美，而且有很多可为的空间。但是这要靠人文素质的提高。人文素质的提高一要教育跟上，第二，官员的素质、眼光都要上一个档次。现在的情况是从上到下体制非常僵硬，一个标准：升官发财。这种做法导致了这些官员一味地去追求经济指标，结果实际上把生态不但给破坏了，而且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
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数据，甘肃民勤县历史上灌溉面积曾达到90～120万亩，但近年来，由于水资源逐年减少，到1999年灌溉面积已经萎缩至60万亩。县内的苇湖、蔡湖、柳林湖也已被沙丘掩埋。最近几年，由于石羊河枯水，使得下游断流，红崖山水库干枯，库底龟裂，水危机的警钟已经敲响，民勤人民生活更为艰难。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说，民勤的生态危机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缩影，
“民勤的生态危机不是一个个案，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特别在中国的西部地区、长江源头、青藏高原等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包括草场退化，沙漠化扩展，造成这些的原因一般都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叠加的影响。”
杨欣说，民勤地区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土壤沙化、盐碱化程度逐年加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作为自然原因，不是一个地区的努力能够解决的。比如说气候的变暖、持续的干旱，这些跟整个全球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只能通过全球共同的努力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地球温度的上升能够减缓下来，才可能解决类似象民勤县这样气候持续干旱的过程。作为人为原因，主要还是一些经济活动，包括人口的增长。”
杨欣认为，从目前民勤石羊河流域现状来看，政府缺乏对水资源利用统一规划，统一配置的管理体制，导致各地区各自为政，只顾局部利益，经济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主观性, 超出了流域水资源的承载力，
“要减少人为原因对它的影响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的速度能够减下来。完全依靠农业、依靠自然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协调一部分出来从事其他的产业，这样减缓人对自然那种纯粹的依赖。比如象青海，是现在中国第一个可能没有把GDP列入当地的一个政绩，把GDP从那儿给去掉了。只有像这样不要过多地强调经济的增长，使当地的草场有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减缓人为过多的索取。这种情况下，把人为的原因降到最低才有可能使当地的环境有一个缓慢的回升。”
杨欣指出，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根据各地区水资源承载力与开发状况，适当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严格控制灌溉面积，禁止盲目开荒，大力发展干旱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应该采取生态移民、劳务移民等措施，使一部分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发展其他产业，从而减少对水资源的需求量，
“如果人口过多了以后，过度地放牧了，草场不能承载，肯定当地的生态环境会发生一种变化。所以，现在怎么样科学地来使用草场，科学地来核定草场所乘载的人口数量并且使多余的人口从事其他产业，这样对当地的环境可能才有大的改善。”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社会学家刘晓竹表示，生态移民不是解决西部生态危机的有效办法，
“不能说光讲移民。说实话，中国的可耕地本来就很小，你移到那里去呢？十几亿人口，除非向国外移民。中国的发展条件就是这样的。”
刘晓竹认为，中国西北地区不能照搬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
“比如说发展旅游业，西北实际上发展旅游业有很好的条件，风光非常美，而且有很多可为的空间。但是这要靠人文素质的提高。人文素质的提高一要教育跟上，第二，官员的素质、眼光都要上一个档次。现在的情况是从上到下体制非常僵硬，一个标准：升官发财。这种做法导致了这些官员一味地去追求经济指标，结果实际上把生态不但给破坏了，而且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