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武斗工事
我出生于60年代初,文革开始,正是我开始记事的年纪。当然，对于一个6、7岁的儿童来说，那时的记忆应该说还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我讲的文革，主要应该是文革后期的事情。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听父母讲，其实我的上边还有一个长我两岁的哥哥，但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不能说是被直接饿死的，但是和营养不良有关系。
我出生于３年灾荒时期而没有被饿死，也是父母付出了血的代价。据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大人吃不饱，唯一可以填肚子的，是一种叫做"棉籽饼"的东西。棉籽饼就是棉花籽榨油以后的残渣，再包上一层薄薄的面皮所做成的"饼子"。父母把"饼子"上面的薄薄的面皮剥下来喂我吃，他们则干脆直接吃棉花籽。据我所知，棉花籽是有毒的，所以父母当时得了一些怪病也就可以称之为血的代价。
我出生于北方，父亲在某高校做行政工作，我随母亲落户在附近一所村庄。为了能够享受学校里冬天的"取暖费"，我们常常是冬天到学校去住，开春以后又搬回到农村。我们这样的身份，在农村，被称为"外来户"和"背粮户"，到了学校，又被称为"农村户"。
关于文革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武斗"。大学是武斗的重灾区，我所在的那所大学，更是灾区中的灾区。小时候不懂事，只觉得每天打仗很好玩。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机关枪嗒嗒嗒地总是响个不停。学校里分成两派，"红旗"和"火炬"。两派分别占据相距不远的两栋大楼，机枪主要就在两栋大楼之间对射。最有意思的是，附近农村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农，每天到学校来冒着生命危险卖豆腐。他卖豆腐的方式很奇特，楼上用一根绳子把钱吊下来，卖豆腐的再用绳子把称好的豆腐再吊上去，这也就成了当年武斗时期的一个独特风景。
那个时期，真可以称之为战火纷飞，武斗打死人的事情经常有发生。然而，对于一个10来岁的儿童来说，往往是把枪炮声当作鞭炮声来听的。有一次，我们到校园外的一个养猪场玩，我们到回来的时候，学校已经被包围。我们看到的，是一大帮头戴柳条帽，还插了柳树枝的人们向校园里面冲锋。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工人绝死队"。我们是翻校园围墙回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谁知父母在家里都急坏了，回到家里免不了受到一顿责骂。
类似的场景太多了。又一次，我们正在家门口玩耍，突然就跑来了三个人，在离我们10来米远的地方躲在一棵大树背后向一栋楼上射击。这种场景和电影上的战斗片很相似，我们也没有感到害怕，只是觉得很刺激。当然，父母知道以后，赶紧把我们拉回家里，他们可是已经被吓得浑身哆嗦了。
还有一次，我无意中模仿电影里的人擦着墙根作追踪坏人状。被父亲看到，结果被拎回家里好一顿训斥。这时我才知道，玩这种游戏是有很大的生命危险的。因为很可能招来不知什么方位的冷枪。虽然年龄小，但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
被冷枪打死的例子是很多的。一名学生，从厕所出来，莫名其妙地就被飞来的一颗子弹打死。后来，据说开枪的人被举报了，还判了刑。但当时他为什么开枪，好像理由是"保卫毛主席"。
有一位姓黄的教授，文革时期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仍然每天要到农场去劳动。有一天，一帮牛鬼蛇神正在麦田里劳 动，突然远处飞来了子弹，结果大家都爬到了麦田里隐蔽起来。然而，一颗子弹还是从这个黄教授的屁股打进去了。原来，其他人都爬下了，而他却可能是因为身体太胖，只崛起屁股作隐蔽状，结果暴露了目标。由于是牛鬼蛇神被打死，似乎也没有做太多的追究，此事终于不了了之了。
武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敢再在学校居住了，于是我们几家结伴逃到了乡下。除了武斗的战斗队，整个一座学校，大概就都逃空了。那时候，从学校到乡下，还要经过城门。把守城门的是解放军战士。人人经过都要进行检查，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查什么？其实，到了乡下也不是很安生。有老乡开玩笑或者说是恶搞，说我父亲身上有手枪，于是大伙就起哄说是让交出来。虽然是起哄，但实际上这种恶搞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如果传到什么战斗队耳朵里，半夜三更前来搜查，如果你“抗拒不交”，难免就会有生命危险。幸亏当时没有什么战斗队来，但是我们全家可是一次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
不管是普通职工，还是教授，逃到乡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养猪、养羊养兔子。我们家喂了好几只兔子，我与父亲主要的功课就是打草喂兔子。不是说文革时期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我们那会儿可以明目张胆地养兔子？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靠养兔子和父亲每个月42.82元的工资，总算养活了一家六口人。
那时候的主食是“红面”。所谓红面，就是高粱面，因为它呈红色，故而得名。红面做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如果能掺一点白面，就比较容易做面条，否则一入锅，就组成了一踏糊涂。然而，白面太少了，一年也吃不了几顿，它主要用于过年包饺子。所以，我们就去剥榆树皮。榆树皮和有粘性，把它晒干磨成面，掺在红面里面，再做面条就不容易煮烂了。现在人们把红面当作小杂粮，说是吃小杂粮可以补充维生素，但实际上，如果一直吃红面，会造成大便干结的。所以，后来我们学校来了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学校食堂有意见，就在厕所里写下这样的打油诗：来到某某县，吃的尽红面，影响大小便！
然而，虽然吃不饱，虽然吃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经常“忆苦思甜”。所谓忆苦思甜，就是大家聚到一起，先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给大家控诉旧社会的黑暗，然后集体吃一顿用糠做的窝窝头。糠窝窝头的确很难吃，所以大家自然就得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结论。
但是，忆苦思甜也有忆出问题来的。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让我们回家问父母在旧社会都受了哪些苦，然后到校一起忆苦思甜。轮到一位同学姓王的一位同学，她居然站起来说：我奶奶说，60年太苦了，我们家被饿死的两口人……结果引来一片哄堂大笑。幸好当时没有追究这位小同学和他奶奶的反革命言论。
武斗也是分阶段性的。过了一段时间，武斗结束了，校园里恢复了平静，我们这帮小孩子也就开始"打扫战场"了。什么叫打扫战场？原来，武斗以后，教学楼的玻璃基本都被打碎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自制的弹弓再把还没有被完全打破的玻璃再补上一弹弓。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好像是觉得，大人们在动刀动枪，作为孩子也不应该闲着。看来，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世界观，从娃娃就开始树立了。
我虽然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里，但对文革初期的大串联印象还是很模糊的。当然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年纪很小的缘故。当然，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是必须的仪式，即使对于一个刚上学的儿童来说也是如此。什么叫早请示？每天到校上课，老师一进教室，班长就喊起立。然后手中摇着红宝书，口中念念有词。班长先领喊：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于是同学们紧跟着就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班长又领喊：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于是同学们又跟着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这时候，才开始进行早请示。大家异口同声：毛主席阿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保证，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保证不乱说乱动，做您老人家的好学生。
然而，最搞笑的是，每天下课的"晚汇报"。大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毛主席阿毛主席，我今天对不起您老人家！我今天上课没有好好听讲，做了小动作，今后一定改正。
我说过，我是每年辗转于农村和大学之间生活的，当然我上学也就是在两地之间交替。尽管城市和农村有诸多不同，但早请示和晚汇报的形式却是惊人的相似。
侥幸的是,我出生于贫下中农家庭。每当填表的时候，在家庭成份一栏，我总是会自豪地填上：贫农。其实，听我父亲讲 ，土改的时候，我祖辈其实是算比较有钱的人家。我爷爷一生行医，在当地也算比较有名的老中医，收入也算殷实。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置买田地，所以就侥幸的划归到贫下中农的行列。否则，如果以家庭富裕程度来说，很有可能被划为地主富农。
我爷爷不但是有名的好中医，而且是出名的大善人。给人看病，有钱的收钱，没钱的欠帐或者白看；而所谓欠帐，基本上归还的也很少。比如邻居前来借粮食，只要喊一声：大爷，借你一瓢小米。爷爷只是坐在炕上回一句：自己舀吧。结果往往是，十瓢八瓢就被舀到面袋子里背走了。
就是这么一个大好人，文革时期却差一点掉了脑袋。原来，我爷爷、奶奶"解放前"加入了"一贯道"。据说，"一贯道"的"点传师"是国民党的连长，所以"一贯道"就被定为反动教会。爷爷被脖子上挂了大木牌，奶奶被剃成了阴阳头……最后，爷爷被关进了监狱。
父亲说，当时他才20多岁，当他听到爷爷有可能被判死刑时，怎么也想不通，差一点携带了一枚检来的手榴弹去炸公安局。当然，幸亏没有实施，否则也就不会有我了。
由于家人的"活动"，爷爷最终没有被判死刑，只是被关了几年后就放出来。爷爷活了84岁，最终也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生行善积德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感谢爷爷有先见之明，没有置买田地，所以也留给了后代一个好的家庭成分。否则，我也将被列入"四类分子"子女的行列。所谓四类份子，就是"地富、反、坏、右"。在我们班里，虽然是小学，有两个富农的子女，就备受凌辱。其实，我和他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其他同学身上感觉正常，如果发生在"四类分子"子女身上，连我也会隐约地感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每天，当大队喇叭里响起了："四类分子们，马上到大队门前结合扫大街了"的时候，这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也会同时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看四类分子们游街，至少在小孩子们眼里是一件10分有趣的事情。每当最高指示发表，或者一些重大节日，四类分子们就会挂牌游街。他们的罪名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他们游斗时的痛苦表情和观看者的热闹场景，至今还时时在我的梦境中出现。我清楚地记的，我也同其他孩子一样，从地上捡起土坷垃向他们身上砸过去。至于为什么要砸，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总之觉得他们一定是坏人。
虽然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但是我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了。我参加过大队和学校的批斗会，高呼过"坚决打倒"之类的口号，写过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批判文章"的作文，甚至差一点就向公安局举报我的一位老师的"反动言行"。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位语文老师姓毛，是位双腿残疾的女老师。毛老师对我们很好，我的感觉，她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一位老师之一。但是，有一次上课，讲的事样板戏里的《沙家浜》，当讲到"烈日喷焰晒不死"时，她的解释居然是："当毒辣的太阳晒到人身上……"，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动透顶！
在当时，太阳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太阳！所以当我听到"毒辣的太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毛老师实反革命！那一节课，我再也没有听进去，一直在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明显的反革命言论，我作为一名红小兵，要不要去举报？
我终于没有去举报。也许是因为毛老师对我太好了，也许是因为我的思想觉悟还不够高，也许是因为我天性胆小，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太小，找不到公安局的大门……
毛老师是侥幸的，因为他讲了反动言论而居然没有被举报；但我的一位姓刘的老师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位刘老师是我在乡下的一位比我们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他在带领学生捡麦穗的时候，脱口而出：同学们快点检，多检支援帝修反！
其实，谁都知道，他想说的是："同学们快点检，多检支援世界革命，打击帝修反"。这种话在当时几乎是人人随意脱口而出的口头禅，但这位刘老师居然省略了几个字，结果正好把意思给颠倒了。结果，被觉悟高的几个同学同时举报给了校长。结局是，这个刘老师被批斗了好几天。据说公安局还要逮捕他，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不了了之了。
其实，在文革中，人们都想表现自己的思想觉悟高。这也可能就是大家相互检举的原因之一。在文革初期，我们这个学校有一位姓邓的工人，他的工作是印刷所的刻字工。文革初期，据说他从北京一个朋友那里得到"内部消息"，说是刘少奇可能有问题，中央正在审查。他于是把毛主席的讲话和刘少奇的言论相对比，终于发现了刘少奇的"反动"。于是，他率先贴出了"打倒刘少奇"大字报。这种先行者的举动，得到的回报是被五花大绑关进了监狱。结果，他的承受能力有限，终于在监狱里面发疯了。当刘少奇真的被打倒了，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十足的精神病患者了。
这是一位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病患者。自从精神错乱以后，他只穿军装，走路永远是靠左走（这种离奇的故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要怀疑他是胡编乱造）。我们小孩子们知道他有这个特点，就专门从他的左边走，而他则永远有办法保持他的"左倾"位置：或者早早地就紧擦左边的墙根走，或者马上转身倒着走……他还特别喜欢唱毛主席的语录歌，不过，往往是乱唱。比如，原来的歌词是这样：东风催，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就是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就是美帝怕人民当然，由于他已经成了神经病，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了。这位文化大革命的功臣，经历了因为超前打倒刘少奇而坐牢，又经历了因为真正打倒刘少奇而被释放出狱，再经历了为刘少奇平反……最后死在了精神病院。
关于文革的奇闻轶事，我也听说过不少。在我的生活中，雷同的事情太多了，再重复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所讲的，尽量是一些亲身经历的个案。
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不但使大寨的地位一路飙升，也使大寨党支部书记程永贵平步青云。众所周知，这个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大老粗，竟然坐到了国家副总理的宝座上。如果说文革中毛泽东是神，那么陈永贵至少是一个半仙。所以，一切对陈永贵的不敬，就是对文化革命的犯罪。
我校的一位工人，就因为在陈永贵的画像上画了一副眼镜，就被五花大绑捆起来判了刑。
一位教师，过年的时候打扫宿舍，把旧的毛泽东画像取下来，换上了一张新的。就因为旧画像和垃圾放在一起，被人告发，结果也是被五花大绑逮捕了。
还有一位工人，想陷害另一位和自己有一点个人恩怨的工人，就拿了一颗气枪子弹安在了对方家里毛泽东画像上，结果，结局当然是又制造了一起反革命事件。
1976年，中国高层的几个大人物相继死去。那时候，看到大家都是一副悲痛的样子，我也只好作悲痛状。特别是在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会的时候，我随大家一齐排队向会场进发。在途中，一位很久不见的同学隔得很远叫我的名字，我假装没听见不敢回头。因为在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与熟人打招呼，我怕被认为是最伟大领袖的大不敬。那时候，我虽然已经上了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上几天课，大部分时间是在附近的一个纺织厂“半工半读”。又一个啼笑皆非的事情，至今想起来都令人忍俊不禁。毛泽东去世，下班以后我们同工人一起政治学习。记得当时是一位车间主任给大家朗读报纸上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这位车间主任大概文化程度也不高，当他念到“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时候，由于他不认识“谆谆”二字，而且想当然这两个字可能应该念“哼哼”，于是就念成了“毛主席哼哼教导我们”。当然，由于他对这个“哼哼”的读音也不敢十分确定，所以在念的时候也就轻声地“哼哼”过去。由于我不幸正好知道应念“谆谆”，知道这位主任读错了，结果差一点笑出声来！当时，我就吓出了一身冷汗。试想一下，如果在当时那种氛围之下笑出声来，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才怪呢。由于我当时赶紧低下头掩饰自己，所以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表情。过后我就想，难道那么多人，都没有听出这位主任念错吗？
毛泽东去世以后，紧接着再出现大事就是打倒“四人帮”。在接下来就是恢复高考制度。那时候，我正好高中毕业，于是就参加到了高考复习队伍中。至今想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高考复习，几乎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高中的课程几乎全部陌生，甚至于，连数学上的正玄、余玄为何物都搞不清。总之，一切从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