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1-12 04:36:56作者：吴庸（北京）
对胡锦涛的幻觉已经有几年了。自胡氏登基、坐上总书记宝座就开始朝胡礼拜。以马克思主义面目拥胡，以自由主义角色说胡，以和解派资格挺胡，以反江派架式崇胡，各自粉墨登场，煞是可观。有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建言“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有劝导“宽恕中共的暴政，用爱与宽容感化中共”的，有鼓动胡锦涛另组新党的。这场活报剧至今尚未结束。可惜，胡锦涛不是泥塑面人，任凭捏弄。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只是守住这个专制政体，莫使塌架。超越这一使命的任何企求，不管动机如何，都是胡锦涛不能应命的，因而注定要落空的。
十七大爆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颇令人失望，于是，一些人从对胡的幻觉中醒来，把希望寄托给十八大。2012年，胡锦涛交权，接班人亮相，新人据信为习近平或李克强，美好设想不免投射在这二位身上。准确地说是单方面要求他们“把停滞过久的政治改革提上日程”，这种政改不搞虚套，不扫外围，直奔体制核心——直选各级领导人和各级人大代表，实施多党竞争。一句话：要求“政治分享”：“国家权力和公共职务在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阶层之间合理分配”。痛快，坦率，直抒胸臆，毫不含糊。不过，这是十八大接班人能够承担的任务么？那时的最高掌权者有这种抱负、远见，有这么大胆量、决心吗？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5年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必然一改前非，决心砸烂这个被数千万党员、数百万党军以及严密的安全部门守卫的党组织呢？“政治分享”，这可是改变共产党的专制本性、废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大事啊！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或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之，十八大决定的那个接班人，如果不愿、不能承担这项任务，岂不竹篮打水――全落空，成为美梦一场？
的确，习近平与李克强最近政治行情看涨，换句话说，认为他们的视野和胸襟比胡锦涛强，“比较开明”，至于强到什么程度，“开明”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说清楚，混沌一片，模糊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温家宝是比较开明的，他公开承认人权、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吗？赵紫阳是比较开明的，他主张建立全国、地方、基层三级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超越这一水平吗？如果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答案都是零，那么，企求他们在2012年接班时搞什么“权力分享”，那不是毫无根据的幻觉吗？用幻觉求得一时心理的满足，并散布开来用以惑人，是要不得的。
习、李二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中共实施培养接班人战略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陈云认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可靠”，因此关键岗位接班、掌权由官宦子弟充任。这一铁则一直实行至今，连毛岸青夫人也在军事科学院混个少将军衔、捞个副部长职务。民间形容这种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当然，统治者明白，光靠血缘关系维持江山一统不行，权力交给酒囊饭袋子弟操纵绝对不牢靠。所以，对贵胄接权附加了如下条件：第一，对权力要忠诚，不能三心二意；第二，对中央要听话，不能阳奉阴违；第三，要会来事儿，不能死板固执。换成中共语言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有统一规划下的创造性。习、李二人就是严格按上述要求，经过层层过滤，进入最高权力中枢的。回顾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3个不同阶段：第一段是基层插队知青，不久成为大队支书，从这时开始向权力靠拢。第二段进入中层权力机构，成为地方势力一员，逐层拔高，直到成为镇守一方的诸侯。此间经历“改革开放” 考验、“权力寻租”考验、“反自由化”和“六四”考验、“江胡权斗”考验等等。这些关健环节都需要他们端正立场，表明态度，做出部署，贯彻始终。他们对 “六四”屠杀只能拥护和支持，与主谋者邓小平站在一起。对“权力寻租”，他们挣眼闭眼，任由泛滥，自身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开辟经济发展渠道、在提高GDP增长率、在改善民生、在平抚民怨方面都做了工作，取得成绩。这两方面的综合成果，使他们获得步步提拔的可能，并且，在面临擢拔最高权力接班人时，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人生轨迹第三段：成为“王储”。在中层权力机构的这段经历已经铸就他们的基本政治规格，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可能走向。在5年的“王储” 考验期，接班者只要忠诚听话，按部就班，不出大错，哪怕政绩平平，全党也能接受。这是胡锦涛10年“王储”走过的路，习、李自然会领悟。习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李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已经以“低调”着称，即对棘手矛盾“不声张”、“不作为”。艾滋病在河南是官方制造的巨大祸患，高耀洁医生多方呼吁制止，民间自动发起救助，李克强却听之任之，他明白只要插手就会使自己陷入官方泥沼无法自拔，而不插手反倒无人追究，官照升，爵照加。可想而知，连艾滋病这样的局部祸患都不敢处理的人，连为民伸冤的郑恩宠律师连遭迫害的案件都不敢过问的人，有没有可能提出全局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问题，向全民宣布实行“权力分享”呢？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和胆识吗？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之风曾给国人以兴奋。他们的开明意识是中共为摆脱文革危机、寻找新路的产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开明的领袖，书写了开明的历史。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邓小平意识到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取私有制积极性，赢得经济形势好转，摆脱了社会危机，中共得以复苏后，立即刹车。人们切盼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搁浅。邓是极聪明亦即极狡猾的人，他明白政治改革最终要触及共产党的特权，他不能允许开启这种改革之路，但是，又不能与这一社会要求硬顶，免得尽失众望，所以，就采取虚予敷衍之策，表面上积极张罗“政治体制改革”，定为中共十三大主题，实际上阉割它的民主方向，把它限定在“党政分开”的框架内，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一党专制。这些，在邓选第3卷中有着十分明确的记载。1989年民运就是强烈要求进行实质性民主改革的表示，被邓小平野蛮地镇压下去。到江、胡时代，权力向掠夺社会资源极度倾斜，特殊利益集团坐大，成为一党专制的经济后盾，当权派的政治取向只在保权，没有认真改革的动力，这是胡锦涛执政5年证实了的。所以，幻想习、李如何“开明”，能够开辟“政治转型的10年”，只能说：这是无中生有的幻想。
中共是一个封闭性和保守性极强的团体。封闭性使它具有强烈排它功能，新思维很难进入。保守性使它具有强烈守旧机制，很难产生革新意识。新意识难入，旧传统沉重，陈陈相因，只能长远落后于时代要求而与金正日政权勾结，与缅甸军政府为伍。这个封闭和保守的团体内，会因物极必反规律而催生少量开明派和民主派，他们必然被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排挤和打压，以致难以存活。皇权意识从毛、邓沿袭下来，从上到下，笼罩着大小当权派，并散播于广大农村，构成腐朽的专制体制。这种体制不会由于偶尔冒出个别见解趋时的领袖（比如认同普世价值的温家宝）而有所动摇。它会变化多种花样而拼力维护自己的专制体制，绝不会有任何服输的可能，除非民主力量构成的压力足够强大，乃至兵临城下，迫使它不得不认真考虑，或者被消灭，或者自动投降。为了体面地下台，这时它才能承诺进行“体制转型”，才能同意“权力分享”。
人生常梦水长东，此话有理。饿汉常梦免费午餐是由于自己无力购买而产生幻觉。民主力量弱小，使一些人幻想由中共领袖洗心革面，完成社会转型任务。这种心情确属无奈。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它只相信政治永远是利益的较量和实力的对比，唯一的出路是扎扎实实聚集民主力量，使之逐步壮大。不把基点放在这方面，只是幻想中共十八大会改天变地，误矣！
十七大爆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颇令人失望，于是，一些人从对胡的幻觉中醒来，把希望寄托给十八大。2012年，胡锦涛交权，接班人亮相，新人据信为习近平或李克强，美好设想不免投射在这二位身上。准确地说是单方面要求他们“把停滞过久的政治改革提上日程”，这种政改不搞虚套，不扫外围，直奔体制核心——直选各级领导人和各级人大代表，实施多党竞争。一句话：要求“政治分享”：“国家权力和公共职务在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阶层之间合理分配”。痛快，坦率，直抒胸臆，毫不含糊。不过，这是十八大接班人能够承担的任务么？那时的最高掌权者有这种抱负、远见，有这么大胆量、决心吗？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5年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必然一改前非，决心砸烂这个被数千万党员、数百万党军以及严密的安全部门守卫的党组织呢？“政治分享”，这可是改变共产党的专制本性、废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大事啊！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或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之，十八大决定的那个接班人，如果不愿、不能承担这项任务，岂不竹篮打水――全落空，成为美梦一场？
的确，习近平与李克强最近政治行情看涨，换句话说，认为他们的视野和胸襟比胡锦涛强，“比较开明”，至于强到什么程度，“开明”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说清楚，混沌一片，模糊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温家宝是比较开明的，他公开承认人权、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吗？赵紫阳是比较开明的，他主张建立全国、地方、基层三级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超越这一水平吗？如果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答案都是零，那么，企求他们在2012年接班时搞什么“权力分享”，那不是毫无根据的幻觉吗？用幻觉求得一时心理的满足，并散布开来用以惑人，是要不得的。
习、李二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中共实施培养接班人战略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陈云认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可靠”，因此关键岗位接班、掌权由官宦子弟充任。这一铁则一直实行至今，连毛岸青夫人也在军事科学院混个少将军衔、捞个副部长职务。民间形容这种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当然，统治者明白，光靠血缘关系维持江山一统不行，权力交给酒囊饭袋子弟操纵绝对不牢靠。所以，对贵胄接权附加了如下条件：第一，对权力要忠诚，不能三心二意；第二，对中央要听话，不能阳奉阴违；第三，要会来事儿，不能死板固执。换成中共语言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有统一规划下的创造性。习、李二人就是严格按上述要求，经过层层过滤，进入最高权力中枢的。回顾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3个不同阶段：第一段是基层插队知青，不久成为大队支书，从这时开始向权力靠拢。第二段进入中层权力机构，成为地方势力一员，逐层拔高，直到成为镇守一方的诸侯。此间经历“改革开放” 考验、“权力寻租”考验、“反自由化”和“六四”考验、“江胡权斗”考验等等。这些关健环节都需要他们端正立场，表明态度，做出部署，贯彻始终。他们对 “六四”屠杀只能拥护和支持，与主谋者邓小平站在一起。对“权力寻租”，他们挣眼闭眼，任由泛滥，自身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开辟经济发展渠道、在提高GDP增长率、在改善民生、在平抚民怨方面都做了工作，取得成绩。这两方面的综合成果，使他们获得步步提拔的可能，并且，在面临擢拔最高权力接班人时，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人生轨迹第三段：成为“王储”。在中层权力机构的这段经历已经铸就他们的基本政治规格，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可能走向。在5年的“王储” 考验期，接班者只要忠诚听话，按部就班，不出大错，哪怕政绩平平，全党也能接受。这是胡锦涛10年“王储”走过的路，习、李自然会领悟。习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李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已经以“低调”着称，即对棘手矛盾“不声张”、“不作为”。艾滋病在河南是官方制造的巨大祸患，高耀洁医生多方呼吁制止，民间自动发起救助，李克强却听之任之，他明白只要插手就会使自己陷入官方泥沼无法自拔，而不插手反倒无人追究，官照升，爵照加。可想而知，连艾滋病这样的局部祸患都不敢处理的人，连为民伸冤的郑恩宠律师连遭迫害的案件都不敢过问的人，有没有可能提出全局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问题，向全民宣布实行“权力分享”呢？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和胆识吗？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之风曾给国人以兴奋。他们的开明意识是中共为摆脱文革危机、寻找新路的产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开明的领袖，书写了开明的历史。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邓小平意识到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取私有制积极性，赢得经济形势好转，摆脱了社会危机，中共得以复苏后，立即刹车。人们切盼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搁浅。邓是极聪明亦即极狡猾的人，他明白政治改革最终要触及共产党的特权，他不能允许开启这种改革之路，但是，又不能与这一社会要求硬顶，免得尽失众望，所以，就采取虚予敷衍之策，表面上积极张罗“政治体制改革”，定为中共十三大主题，实际上阉割它的民主方向，把它限定在“党政分开”的框架内，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一党专制。这些，在邓选第3卷中有着十分明确的记载。1989年民运就是强烈要求进行实质性民主改革的表示，被邓小平野蛮地镇压下去。到江、胡时代，权力向掠夺社会资源极度倾斜，特殊利益集团坐大，成为一党专制的经济后盾，当权派的政治取向只在保权，没有认真改革的动力，这是胡锦涛执政5年证实了的。所以，幻想习、李如何“开明”，能够开辟“政治转型的10年”，只能说：这是无中生有的幻想。
中共是一个封闭性和保守性极强的团体。封闭性使它具有强烈排它功能，新思维很难进入。保守性使它具有强烈守旧机制，很难产生革新意识。新意识难入，旧传统沉重，陈陈相因，只能长远落后于时代要求而与金正日政权勾结，与缅甸军政府为伍。这个封闭和保守的团体内，会因物极必反规律而催生少量开明派和民主派，他们必然被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排挤和打压，以致难以存活。皇权意识从毛、邓沿袭下来，从上到下，笼罩着大小当权派，并散播于广大农村，构成腐朽的专制体制。这种体制不会由于偶尔冒出个别见解趋时的领袖（比如认同普世价值的温家宝）而有所动摇。它会变化多种花样而拼力维护自己的专制体制，绝不会有任何服输的可能，除非民主力量构成的压力足够强大，乃至兵临城下，迫使它不得不认真考虑，或者被消灭，或者自动投降。为了体面地下台，这时它才能承诺进行“体制转型”，才能同意“权力分享”。
人生常梦水长东，此话有理。饿汉常梦免费午餐是由于自己无力购买而产生幻觉。民主力量弱小，使一些人幻想由中共领袖洗心革面，完成社会转型任务。这种心情确属无奈。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它只相信政治永远是利益的较量和实力的对比，唯一的出路是扎扎实实聚集民主力量，使之逐步壮大。不把基点放在这方面，只是幻想中共十八大会改天变地，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