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祭园守园人"的这篇文字，我顿时无语，心头有点堵，千头万绪却不知从何说起。
徐唯辛画展上的卞仲耘（左）肖像
卞仲耘是一个符号，是那个时代"被迫害致死"的符号。这个符号似乎很平淡，既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这个死亡并不具有教育意义，于是媒体本能地加以封锁，而人们对此更是早已麻木不仁了。这个符号不同于张志新，批准杀她的人属于"四人帮"一伙，需要一根棍子打击他们，至少可以算"再踏上一只脚"吧！也不同于王申酉，他是被"两个凡是"派杀的，于是投鼠忌器般不宜张扬。而卞校长之死，是文革暴力的符号，属于最初的受害者之一，作为符号，它代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成千上万各阶层民众。
"宋要武"则是另一个符号，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符号。这个符号经"伟大领袖"赋予神圣意义，各种媒体大肆宣传，顿时涂抹上了惊世骇俗的色彩。它一经确立，举国上下都发疯了。要命之处在于，这个符号是在打死卞仲耘之后走红的，说话听音，锣鼓听声，它意味着"伟大领袖"支持这个暴力，而且还不够，"要武啊！"按照当年"一句顶一万句"的逻辑，这个符号就是掀起杀戮狂潮的符号。
两个符号组成一对矛盾，相反相成，加害与被害的和谐：加害者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受害者忍气吞声冤沉海底，这种和谐构成了毛时代那种"莺歌燕舞"。其实，又何止于此？自打"反ab团"开始，受害者自认倒霉，加害者弹冠相庆，已经成了惯例。尤其是那次"反右派"，这个民族最后一点思维能力也被绞杀殆尽，国民全体堕落成权力的奴婢。本来，倘若改革开放果真如邓公所说是"第二次革命"，那么首当其冲应该彻底清算"反右派"的罪行和它的危害。然而，留下四位死者与一位生者"不予改正"，不仅证明"第二次革命"只是说说而已之外，还充分显示了权力之傲慢。"扩大化"竟至十一万倍之巨，除了蔑视全人类的智商之外，没有其他解释。
"死者长已矣"。卞校长被她教育出来的学生一拳一脚地打死，而且凶手都是些花季少女。这是需要足够的兽性的，比本.拉登那些"革命烈士"瞬间引爆炸药包需要更多兽性，否则不可能对朝夕相处的师长折磨致死。如此教育制度之神威可见一斑，什么样的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如此丧失人性呢？当然只有剿灭人性的教育体制，而这个体制是否受到反思并脱胎换骨？我们只能各执一词了。
"存者且偷生"。没有人去追究"宋要武"的责任，她本人以及那些同情者都有说道，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应该由她背负一生。这使我想起纳粹头号电影宣传大师里芬斯塔尔那句著名的辩护词："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就否定我的一生！"里芬并没有动手杀人，宋彬彬也许同样没有；里芬用她的艺术宣传鼓励杀人犯，宋彬彬则用她的权力纵容了杀人；里芬被盟国军事法庭判刑四年，"宋要武"则一路青云，享受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无缘享受的待遇。里芬是认罪的，虽然只认了七个月的罪。"宋要武"却连一个"对不起"也不用说。
这个符号的代表意义，我们借韦君宜先生的评述："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同学生打死校长的始作俑者相提并论的，但我们是否在选择遗忘、拒绝反思方面有相同之处呢？
这个符号又是有大环境支撑的。众所周知，当初最高层将文革定性成"十年浩劫"，邓公并明言否定文革之举为 "第二次革命"，可见其深恶痛绝的程度。然而奇妙的是不准探究。我们看见，所有那些遭遇批判的、身陷囹圄的、驱逐出境的文化人，例如最近逝世的包遵信先生，都是不听禁令深刻反思文革的主。
此次，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重新标榜"宋要武"的举动，其实只是国内一系列复辟举动中一朵浪花。若不是 "宋要武"当年太有名气了，简直是震耳欲聋的名气，根本不会引起网上的轰动，不愿意"且偷生"的那些人表示了他们的愤慨。当然只是熟知这个名字的那些人，对于年轻人而言，谁是宋彬彬，谁是"宋要武"，已经不重要了。
当国家经济取得较快速的发展时，一种复辟的暗流也在涌动，这就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为"宋要武"立牌坊的缘由。现在看文革，除了批斗老干部属于"浩劫"之外，其余的基本都翻案得差不多了，例如曾经控诉说"举国上下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而今高唱不衰，甚至连国家歌剧院首场试演就是"样板戏"。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文革时根本不存在的"毛戏"，如今愈演愈烈了。正是有这样的大环境，"宋要武"也按捺不住浮出水面跻身名人行列，并且不是以她的事后业绩，而是依仗当年的"革命行动"。
多余的话似乎不必再说，我们并无能耐改变什么，只有靠着互联网这个平台，发发牢骚便罢。但这牢骚至少可以抚慰那些亡灵，以及我们自己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