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2、"信阳事件"全新解读
3、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
4、"信阳事件"在今日的新变形
1、"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
2007，一个不断沉痛默哀的"悼念年"！人们纪念55万右派在五十年前遭遇"阳谋"之害，又想起因"反右"而致的"信阳事件"也五十年了--一百多万信阳农民在"粮满仓"的官仓旁边或悄悄饿死，或疯狂人相食！曝尸数月，无人埋葬！一曲现代"白骨盈于野，千里无鸡鸣"绕梁五十冬！由此哀挽"大跃进"时期"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1]！--最新史料与研究表明，"饿死百万人及村村人相食"的"信阳事件"，始于五十年前毛泽东驾临郑州鼓动吴芝圃"反右补课"。
五十年了！人们奋力冲破重重封锁与迷雾，对"信阳事件"以往的三个误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一，"信阳事件"并非只发生于1959年，而是长达五年：从1957年9月4日毛泽东大驾郑州蛊惑吴芝圃"反右补课"，至1961年春中央派出452名中直机关干部帮助信阳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2]。
其二，"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并非只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直接责任关系：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三点成一线"，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的"带头大哥"，是产生"信阳事件"的两大背景--禁止言论自由（"反右"红色恐怖）和专制执行机构（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
其三，"信阳事件"的要害，并非只是饿死百万人和"村村人相食"[3]，而是公民言论自由民主权利被残酷剥夺而致大面积非正常死人；"信阳事件"以封锁真话的"反右补课"开始，以歪曲真相的"民主革命补课"暂停，其真相至今不能全面研究和公诸于世，导致"信阳事件"今犹在--近些年来"假大空"成风，将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整体腐败、生态污染濒临绝境等粉饰成"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大有"信阳事件"指石为金之风[4]；2007年各级政府面对物价逐月持续全面飞涨，矢口否认通货膨胀危机四伏，与"信阳事件"时明明看见饿殍遍地却仍然高呼"特大丰收"的"谎言大跃进"，如出一辙--与"信阳事件"时一样，"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官方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其运转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制造恐惧与谎言。
昔日以"反右"制造恐惧禁止真话，今日借"和谐"钳口高压圈禁真话。"信阳事件"正在复兴，正在以新的变形还乡！
"信阳事件"一日不充分曝光，中国一日没有希望！
2、"信阳事件"全新解读
此论的主要依据，可首先参考一本"黑书"（我近日从武汉老右派于真先生处借得）--由李锐作序，郭维敬、梁惠全编着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简称《早期》。《早期》的表面格局似一部纪念反右50周年的各类右派人物回忆录，有京沪几个着名右派的别传领衔；但其主体部分（约百分之七十）是河南信阳地区的右派故事，集中展现了关于反右导致信阳饿死百万人，出现"人相食"惨剧的历史见证与反思，近乎一部"信阳反右饿死百万人及人相食"专着。也许碍于"信阳事件"和 "反右"的出版忌讳，书名含糊为《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希望借此暗渡陈仓。然而，李锐之序《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已见2005年第6期《炎黄春秋》，广传于网上，但《早期》全书自2004年2月自费私印内部赠阅征求意见，时光已过三年多，至今仍然不准公开出版发行。这让人颇多奇怪，今日中国处处事事都标榜"和谐""科学"，何以不能树立"科学历史观"，让一部研究"谎言大跃进"的"信阳事件史"和谐出版，自由问世？" 和谐"何以要如此维护假话？莫非1958年代的"谎言社会"与五十年后的"和谐社会"实乃一根滕上两个瓜，一脉相承，唇亡齿寒？
到目前为止，《早期》是关于"信阳事件"最全面最有深度的纪录。其中不仅有的张树藩（"信阳事件"时任信阳行署专员）《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曾载《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而且有张树藩秘书余德鸿关于"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回忆录：《痛忆"信阳事件"全程》，有信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有《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站长鲁嘉宾的见证《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更有15篇纪录信阳反右恐怖的残酷与荒唐的个人补证。
综合这些材料，人们对"信阳事件"有了全新的解读--
一、"信阳事件"实际跨度长达五年，关键原因是言论无自由，"谎言大跃进"。
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美称的信阳，之所以出现850万人中有105万人饿死（饿死率达12.4%，此为官方统计数，民间推算实际上还要多一倍），村村有" 人相食"惨剧，源起于1958年"谎言大跃进"，而"谎言大跃进"产生于1957年反右恐怖消灭真话，导致言论无自由。因此，"信阳事件"虽然饿死人高潮在1959年，实际则跨越五个年度，即始于1957年秋的"反右补课"，延于1961年春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五年说"，比以往认为"信阳事件"只是发生在一年中（1959）或发生于四年内（1958至1961），更深刻地揭示了"信阳事件"的真相和根源--毛泽东是"信阳事件"第一责任者。
" 信阳事件"时"谎言大跃进"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用"体制内思维"叙述，也是瞩目惊心。余德鸿回忆："信阳事件"中，"原信阳地区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变成了疯子，都变成了唯心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了，党内的民主精神没有了，共产党的一切优良作风都没有了，不分时间地点，闭着眼睛说大话、假话、空话，千方百计地发动组织带领群众搞无效劳动，不仅把新年中国建立后的主要成果毁坏殆尽，连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树木）也几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社会主义建设在加速前进，实际上政治经济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机，把一个鱼米之乡搞得一贫如洗，在全区850万总人口中，不仅有百余万饿死，其幸存者也都是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边缘。"[5]
二、"谎言大跃进"只因公民言论自由和民主监督权利被残酷剥夺。
1、灾年被迫谎报为特大丰收年。
据张树藩1993年写《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时回忆[6]--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只有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
1959年8月底9月初、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张树藩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他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不同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将他定成严重右倾分子。扩大会议后，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上交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公社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要饿死人了，反而认为是农民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这就更逼得许多人饿死。
2、严禁干部上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消息。
"信阳事件"最早饿死人是什么时间？目前的史料证明，"大跃进""大丰收"的1958年11月底就开始饿死人。
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说："1958年11月底，密县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
恐怖生产谎言，谎言制造饿殍。据余德鸿撰文回忆，他最早亲眼发现饿死人是在1959年2月，1959年12月份回家时发现路上平均一公里有一具饿殍，河边有好些成片的（一片百来具）尸体。但因自己已和张树藩一起被打成"右倾分子"，根本不能向外报告"饿死人"了，更不敢说"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
"进入1959年后，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月，我在遂平县（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一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
" 我于1959年12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亲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7]，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我回到专署的当天就被拉进了批斗会场，继续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平时同志们都说我敢大胆放言，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但这时我确实是害怕了，也不得不违心地说起了瞎话来。他们问我家中的死人情况，我说是年老多病；他们问我农村形势，我说很好。因为被批判斗争者和参与批判斗争者是不能平等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骂你听，打死你算是罪有应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杀，叛党叛国。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得不采取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办法，得过且过。"
像余德鸿这样一个行署专员秘书的家尚且饿死这多人，并无法丝毫减轻灾难，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饿死者必然更多更惨。
3、严惩群众说真话，各邮局设关扣压的呼救信件达12000多封。
"信阳事件"中，干部皆因反右不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百姓又受到残酷镇压打击。张树藩回忆说[8]：
" 光山县委书记一天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强行征购，农民颗粒无存，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从 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人达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围追堵截。"
" 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如若当时让这12000多封呼救信发出，纵然政府不管，在亲朋帮助下，也必然会少饿死一些人！可怜当时信阳人的外地亲友也不能知道信阳正在人相食！
[8:53:46] 朱健国 说 : 3、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
近些年不断有人为毛泽东的大跃进鸣冤叫屈，说毛泽东两次主持"郑州会议"反左，与"信阳事件"无关。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负有五大罪责。其证据如下--
1、毛泽东到河南视察27次，对"信阳事件"负有"培育浮夸风典型"渎职罪。
有目共睹，河南堪称毛泽东建国后的"蹲点省"（可能因河南是三皇五帝夏商周发源地，郑州不远就是黄帝故陵，帝王根基悠久深厚，让毛产生寻根封禅情结，情有独钟），是其发动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一系列运动的重点联系省，既创造了"人民公社"、"信阳事件"这样的经典极权事件，又培养重用了反右酷吏吴芝圃和文革重臣纪登奎这样的经典老左。
据《党史博览》披露，毛泽东建国后离京行动总共有57次[9]，而到河南（郑州为主）视察、开会的次数高达27次（河南可谓"天下第一圣眷省"），其中2次到信阳--在"信阳事件"五年中，毛泽东到河南10次，并于1958年11月13日亲临信阳遂平县视察人民公社，而此时距郑州仅仅40公里的密县已出现饿殍，距信阳大面积饿死人只有两个月，各种濒死的饥民应该随处可见。然而，毛泽东此时被高官和"群众演员"前呼后拥，满足于"专列中听汇报，大路边听万岁 "，对真情毫无知觉！--经过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倾，敢说真话者几乎绝迹。有回忆文章[10]说，1958年8月7日凌晨，"史向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汇报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当谈到楂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主席聚精会神，边听边问，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 '他如获至宝，极为高兴。"即使"毛主席来到咱们村"，也是事先准备得"千家万户齐欢笑"，只有高官和"农民演员"近得身旁。在信阳"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时，毛泽东先后五次到郑州视察或开会--1958年11月2日至13日，1958年12月29日、1959年3月10日、1959年6月21日至22日、1959年9月22日至23日。但这五次到郑州，毛都没有抓住河南大跃进的要害是言论无自由，"谎言大跃进"，而是一再舍本逐末，泛泛空谈"反共产风"：1958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空喊"纠正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更是陶醉于"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 "。
如果此时毛泽东真正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依照宪法保障干部百姓的言论自由，不可能不察觉密县和信阳正在饿死人，特别是1959年9月22日至23日，毛泽东在郑州呆了两整天，其时河南和信阳都已大面积出现饿死人，却仍然不知已有"人相食"惨祸！还在笑聆"好学生"吴芝圃汇报的河南省水库里面有许多"十几斤重的鱼"无人吃，而幽默河南人"能治水不能治鱼"，其官僚主义、专制昏庸之可怕，比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发指！
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五年中"十到河南"的具体行程是--
1957年9月4日到郑州（鼓动吴芝圃反右夺权）。
1958年8月5日21时至8月6日新乡--8月6日晚郑州--8月6日晚许昌（发表"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7日13时至14时长葛--郑州--兰考东坝头（鼓励"全民炼钢"，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11月1日晚新乡--11月2 日至13日郑州--11月13日17时遂平--11月13日信阳（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后视察"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12月29日郑州（鼓励吴芝圃）。
1959年3月10日郑州（鼓励吴芝圃）。
1959年6月21日至22日郑州（向吴芝圃下达500亿粮食高指标）。
1959年9月22日至23日郑州（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
1960年5月6日郑州（稳住吴芝圃）。
1961年9月25日郑州（嫁祸于人，鼓吹"民主革命补课"）。
毛泽东其它时期到河南的行程有--
1952年10月29日19时兰封(今兰考)--10月30日15时开封--10月31日早6时郑州--10月31日10时黄河大桥--10月31日上午至11月1日上午新乡。
1953年2月16日郑州--16日许昌--16日驻马店--16 日18时信阳。
1955年1月3日18时至1月4日6时30分郑州。
1955年6月22日上午10时郑州。
1962年3月23日12时14分至24日15时44分郑州。
1962年7月1日5时42分至23时17分郑州。
1963年1月30日2时 39分至31日19时15分郑州。
1963年6月13日郑州。
1963年10月11日21时56分至13日13时30分郑州。
1964年3月30日至4月1日郑州。
1965年7月17日郑州。
1967年7月13日下午郑州。
1967年9月22日9时至11时郑州。
1969年5月31日郑州。
1970年7月22日郑州。
1970年9月17日郑州。
1971年8月16日郑州。
毛泽东如此关心热爱河南、郑州，其秘密何在？后文将有一段落"泄露天机"。
2、毛泽东推动河南为全国反右状元，右派人数占全国15%以上；反右倾全国第一，奠定信阳"谎言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据《河南日报》信阳记者站长鲁嘉宾在《千万不要忘记"信阳事件"》[11]文中说：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灾区，划的右派占全国15%以上，全省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平均占教职工数的23%，有的地区达50%以上，个别学校达70%以上。信阳是河南省的"重中之中"。信阳地区反右派中，反映真实情况，敢讲真话的人几乎一无例外地被戴上"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类的帽子。固始县划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48%，"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发源地遂平县的右派占52%，平舆县的右派人数竟然占全县公务员人数的18%。连老红军李华轩，也因为反映农村真实情况也被划为右派。
而毛泽东，正是以河南为典型推动全国反右的始作俑者。1957年9月到1958年12月，毛泽东五次驾临郑州，先是支持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批倒右派第一书记潘复生，在河南兴起"反右补课"，大抓"右倾分子"，850万人的信阳地区，被批斗的"右倾干部"多达20万人，数以百计的人被活活打死或逼得自杀。如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竟然发动县委批斗会，将"有右倾思想"的副书记张福鸿当场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
1957年9月4日，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到郑州对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吴芝圃鼓劲反右，支持其在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於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自此，吴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会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吴从北京把潘揪回河南批斗，作出《关於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
张树藩认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抓'小潘复生'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12]
吴芝圃如此公然暗示干部必须顺从指鹿为马，因为他自恃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也可以指石为金。
3、毛泽东亲自到信阳诱逼农民创办人民公社，形成了一边国库粮满仓，一边饿死百万人的专制机制--由于毛泽东的钦命，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信阳遂平县，而人民公社采取中世纪专制的政教一体，全民炼钢，强行公共食堂，禁止农民家庭做饭，厉行"禁真话，堵上访，抓乞讨"，造成信阳地区850万人"失去在家烧饭和外出讨饭的自由"，终于出现"村村人相食"惨剧。
毛泽东怂恿吴芝圃指石为金，诱逼信阳农民创办人民公社的步骤如下：
（1）面上号召暗示作铺垫--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於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25年就是毛泽东"广州农讲所 "学生的吴芝圃初具耳提面命，立即在豫南寻觅试点。一个月后--4月20日，就促成河南遂平县山楂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如成一个大社。接着平舆县也办了一个，然后在新乡等地全省急推。
史料[13]说，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报的一些比1957年实际指标浮夸2.4倍的假数字，高度赞扬吴芝圃。吴便又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毛泽东甚至在成都会议上激励吴说： "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根据毛这个"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的圣旨，吴芝圃指石为金地操作了"信阳事件"--1958年4月的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在信阳放出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这一不合实际的"假话大跃进计划"，使河南各级政府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
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
75%以上。
正是因为有"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才有了河南信阳的"谎言大跃进"。毛泽东就像清代雍正皇帝推动河南巡抚田文镜搞"税收新政"逼民逃荒一样，一步步推动吴芝圃搞"指石为金大跃进"，制造出古今中外空前残酷的"信阳事件"。
（2）亲临河南督战，钦命"人民公社"--毛泽东在吴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视了河南[14]。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阳和遂平视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登出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于是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一个月合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
（3）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造成的空前灾难视而不见，放纵"喉舌"颠倒黑白。
余德鸿、张树藩等人回忆[15]：信阳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继4月20日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将全区5300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了200多个人民公社，到8-9月间，又掀起了第二次并社高潮，将200多个人民公社并成了190个，经过毛泽东派来陈伯达等空想主义者的反复研究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进行大兵团作战，取消商品生产，取消集贸市场，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劳动产品由公社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取消社员家庭厨房，兴办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在头版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人民公社好"为题，发表了重要消息，将信阳的人民公社总结出十大优点及四项有利条件。这促使信阳地区人民公社再掀"指石为金大跃进"高潮，在8月份，各县市均先后召开了有数千人或近万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组织了反右倾、鼓干劲和反瞒产、反"反冒进" 的大会，批判斗争了所谓保守派、观潮派及秋后算帐派，使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起来，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共产、强迫命令）越刮越大，结果将广大社员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后来食堂停伙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大放"卫星"的"谎言大跃进"，一时间成为人民公社的标志。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经常看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放卫星、送喜报的场面。"卫星"虽然都是假的，但却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及各种新闻媒体的表扬鼓励。突出见报的就有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亩产7320斤的小麦卫星（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信阳县鸡公山人民公社新集大队亩产稻谷48925.7斤的水稻卫星（1958年9月9日《河南日报》）；西平县盆尧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六生产队亩产芝麻7239斤的卫星（1958年9月29日《河南日报》）；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社吴庄生产队亩产202735斤南瓜卫星1958年8月1日《人民日报》）。其中对信阳地区影响最大的是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新集大队放出的水稻卫星。1958年秋季，鸡公山党委迫于整个大跃进的形势，迫于县委提出的"十年规划一年实现"的要求，迫于扫暮气、拔白旗、反瞒产、反右倾及反"潘、杨、王"运动的压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违心地想出了一个不仅能保全自己而且能飞黄腾达的两全之策，将新集大队的130 多亩水稻的产量都加在6亩试验田上，以总产324375.5斤，亩产48925.7斤的特大喜讯，分别向省地县委报了喜。1958年9月9日《河南日报》在第二版上，以"鸡公山上红旗插，水稻亩产四万八"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新华社也随即发表了消息。省、地、市三级领导偏听偏信，在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的情况下，就给予了肯定。不仅如此，原信阳地委为了夸大大跃进的成果，又派人去现场对这颗假卫星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粮仓以示大丰收。为解决粮源不足的问题，便将稻草放在仓下，上面盖点稻谷。假现场布置好后，以此为教材，将其当成了批判右倾的武器。组织全区各县市社队领导及群众积极分子以及所谓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前往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毛泽东不愧为"秦始皇加马克思"，一面鼓动指石为金，一面又要求"吹牛要上税"，报高产地区必须按比例上交国库，结果信阳地区农民的口粮种子全部被"反瞒产工作组"强行搜走上交。
于是，1959年秋收以后，人越死越多，进入冬季，饥寒交迫，饿殍百里。因为当时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员家中不准起伙，也没有炊具（都搜走炼钢了），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饿死了（又不准外流不准偷吃家畜等）。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时亲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为信阳饿死百万人的铁面刽子手（直接因素）。
据余德鸿回忆："人民公社的发源地、遂平县的查岈山公社死亡人数也为4000名左右，占总人口的10%左右。据遂平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他在1959年11月中旬接到刘班庄村群众的一封来信，说他村已饿死62人，另有几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有一口气了。他赶到该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发现垛根旁躺个死人。约在下午5点左右，在该村西头推开了一家屋门，见当门坐了一位妇女，满脸浮肿，身旁摆着三个孩子的尸体，剩一口气的老头躺在床上，又走进了一家，推门一看，发现全家4口人全部饿死，其中床上2个，地下2个，真是惨不忍睹。"
4、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逼吴芝圃要500亿斤粮，又在半月后主持"庐山会议"大批彭德怀，全党"掀起反右倾新高潮"，使"信阳事件"饿死人速度再一次提速。
毛、吴关系之密切，可从"毛主席给《河南日报》题写报头"一事管中窥豹。据《河南日报》报史载：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作为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河南代表赴京，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风趣地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报纸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啦？还是不写为好！"但最终毛主席还是破例给了"好学生"吴芝圃面子，在一张约八开大小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书写了四组"河南日报"共１６个遒劲大字，于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了河南省委。这是毛泽东1949年至1966年期间唯一的一次为省报题写报头，可见对吴芝圃的圣眷之隆，对河南的别有用心。
所以，毛泽东与吴芝圃谈话一向趣味多多。现在网上有一份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同吴芝圃谈话的录音整理稿[16]，其中可见这一对君臣的极端昏庸无道-- 百姓就在不远处纷纷饿毙，无人掩埋，他们却在饿殍旁边畅谈"特大丰收""特大跃进"，时而轻松掉书袋炫博识，时而发思古之幽情，寻觅商代帝王河南故地，为纣王鸣冤翻案。最后，毛泽东"图穷匕见"，直逼吴芝圃要500亿斤粮。正是这一500亿斤粮高指标，逼得信阳农民又上交了16亿斤粮，将最后的一点口粮与种子全部上交一空，于是信阳村村人相食！如果没有这最后一次上交16亿斤粮，信阳人不会饿死百万。
此事发生在毛泽东已两次主持"郑州会议"，大喊"反左反共产风反高指标"之后，足见毛泽东反左是假，继续推动"谎言大跃进"是真！毛泽东一再巡幸河南，主要是对"谎言大跃进"的先锋河南再鼓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