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周在北京举行。虽然在笔者结束这篇评论时，尚未看到这次会议的正式文件，但是从上个月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定下了基调看，会议的核心议题将是在“两个防止”上做文章，即明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任务应该著眼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不少党内和党外人士对中国过去数年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持批评态度。当然不少批评是源于党内的政治权利角逐，尤其是当前正处在国务院领导层的换届过程中，这种出于政治考虑的批评就更是耐人寻味了。这也就难怪温家宝在一个月前访问俄罗斯时不得不通过罕见的召见香港记者的方式对他的批评者进行反击。
除去上述提到政治因素，单纯从经济管理目标和行政管理效率的角度看，中国的确没有能够达到政府既定的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过去四年来，中国的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在超高速区运行；随之而来的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也越来明显；强调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能够奏效，经济的增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外出口和投资；大型城市的房价还没有能够真正的降下来，中小城市的房价又加入了疯长的行列；今年以来更出现了自一九九四年以来的最高的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妨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的抽象的隐患，他们已经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政治局会议提出“两个防止”的新提法实际上是对前一段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一个间接的批评。这一点从逻辑上看十分明显：原本的宏观调控目标是防止经济增长增长“偏快”；而现在的目标则变成了防止经济“过热”。这无异于说，经济不仅没有能够从“偏快”转向正常，反而朝著与既定目标相反的方向继续发展，“过热”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
作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制定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是作为中国的经济主管，他却必须为各种政治和社会政策埋单。近些年来，中国领导层面对民间的压力，在解决多年经济和和会发展不平衡的欠债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少承诺。兑现这些承诺的财政压力全部压在温家宝的身上。这种目标的多重行和矛盾性使得他不敢在宏观调控中下药过猛。这无疑是前一段政策无法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想必温家宝在承受外界的批评时也有著满肚子的苦衷。
迫使中国领导人间接承认宏观调控不力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像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通货膨胀远远超出了单纯经济问题的范畴，它通常是直接导致民众不满和领导层合法性消失的导火索。这一点在中国的现代史上也十分明显。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国民党的全面溃败；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在推动民众的不满方面也起著关键的作用。虽然中国领导人可以对由于结构失衡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性以及由于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子孙后代的福祉受损这样的长期后果充耳不闻，但是他们却明白通货膨胀可能成为导致他们下台的直接威胁。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控制通货膨胀，他们就不得不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采取更加的严格调控。这样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必需的，但是却将从另一个方面对中国政府带来威胁。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直接导致股市的下跌，同时中国的各种 “人心工程”的财政资源也将面临著紧缺。普通民众的不满可能在另一方面爆发出来。不知道中国政府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并且有相应的化解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