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须点明说穿，我们的文化事业是被政治权力高度掌控、严格监管的。老舍的笔，程砚秋的嘴也不例外。更严重的是，在我们这一个政党能动用国家力量，来强行贯彻文化政策。文字改革（即汉字简化运动）就是首开先例的一个典型。文字乃文化之根，是历史之本。从一个字的形成与演化，我们得以窥探到华夏千年的历史，人类的发生和生存。红色政权成立了，立即就要改动这个“根”与 “本”，而这个改动居然是由一个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构一手包揽。领导人吴玉章不是文字专家，是中共元老。这个机构开了些会议，便形成了“汉字简化方案”档；很快，“方案”上报了中共中央；很快（时隔三月），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在全国推行。推行的重点就是报纸和学校。当时，民盟中央领导人个个震惊，议论纷纷。如此重大的政策，咋就这样出台了？和中国老百姓商量了吗？和文化育新闻艺术机构商量了吗？和语言文字的专业人士商量了吗？而后者正是民盟组织之优势所在。父亲对这种独断专行做法和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改竖排为横排的版式都极为不满，并到处表达这种不满。不久，在一次民主人士的聚会上，周恩来见到我的母亲，特意走过去。寒暄几句后即问：“健生，你是懂书法的，你说说，简化字和横排版好不好？”母亲答：“我不习惯。书法还是繁体字好看。读书也是竖排好看，说不上一目十行，但是我瞥上两眼，一页内容就都能知道个大概了。现在看横排版，我要一行一行看个仔细才行。”周恩来笑笑，点点头。回到家中，母亲便把与周恩来的简短谈话，告诉了我们。
父亲听后，说：“这叫征求意见？”以上的事发生在1956年。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升格为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对汉字简化的态度就是对中共的政治态度。“染透猩猩血，风酿楚天秋。”章伯钧反对汉字简化的发言，成为他“划右”定性的重要罪状。著名学者、文字学家陈梦家为此而送命。还有许多的师（特别是语文师）、职员、机关干部对行政干预汉字简化工作表达了不同意见，而丢掉饭碗，最后家破人亡。彭小明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对这段沉重历史，对这个严重文化事件的系统梳理、解析与归纳。书中有一节，标题为〈识繁用简：恢复官方正体，简化字降为书写体〉，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最近从与齐白石子女家属吃茶闲谈中，我得知：有人说章诒和是个怨妇，满篇满纸皆是怨。他们概括的真准，说的也好。树砍光了，水断流了，太湖水都臭了，老镇古城只剩下经纬度是真的了，怎地不怨？中华传统快灭绝了，怎地不怨？民族文化的根子也拔了，怎地不怨？我想，无怨者定是既得利益者或是干那些断子绝孙事的人！
是的，而今能在文化上能守住根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有文化意识的复苏吗？我是很悲观的。现实的情况是──叫我们的孩子学简化字，练英语，中学语文课本撤掉唐诗宋词、换上金庸陈忠实。课外组织学生去参与“红色经典”（实则是有红色而无经典）的欣赏、学习、游览等大型活动。而潜在的另一种现实情况是──那些政坛老将与新秀，几乎个个都在家恶补古文，背古诗，哼京戏，拍昆曲，拉胡琴，练繁体字书法，把玩古董，收藏字画。因为谁心都清楚──政治等级终极体现是文化等级。于是，各级官员在一番吃喝的同时，也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
最近，网上看到胡锦涛先生的四幅书法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瞻远瞩”四字横幅，流传极为广泛。写得好坏还在其次，令大家感兴趣的是，胡先生写的都是繁体字，且由右向左书写。看来，他是懂得汉字的。
2007年10月27日于北京守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