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令人心寒的统购统销
那是在1953年的"统购统销"时。说是统购统销，其实是只统购不统销，起码对农民是不统销。共产党历来是说人话不干人事的，当时的口号是卖余粮，实际上是连农民家里的坛坛罐罐都翻遍了。那时我13岁，正在我姑奶奶家读高小，每顿饭吃萝卜丝子，一点米面都没有。我家因为我父亲在供销社工作，生活自然好的多。每星期回家挎一箢斗米面，每顿饭姑奶奶只给我糊（贴在锅上）一个小饼子，一旦听到门关响，赶快将小饼子扔到被子里去，战战兢兢的怕搜查队的人来搜查。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小饼子也不敢做了，让我跟他们一起吃萝卜丝子，每天饿的昏昏沉沉。一天晚上上晚自习，饿的走不回来了，幸亏一个年纪比我大四岁的大姐姐，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小把花生米，她没舍得吃，给我几粒才使我度过了难关。
说起来还真是笑话，即使这样我还是恶党的帮凶哪！奇怪吗？不奇怪。从1949年邪党掌权后，除去大规模的镇压地主资本家、镇压反革命、镇压各种宗教以外，就是大量的无孔不入的造舆论，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民的天堂，毛某某是人民的大救星等等。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信念：恶党表面上做的好事当然就认为是好事，恶党做的坏事也就认为是好事，因为它说那是为了将来的大目标的。
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人有几个不受骗的、又有几个不当帮凶的？何况我是那样的小小年纪，从49年到53年，我已经接受了它五年的正规洗脑了，家里的人又是所谓革命干部，很难跳出它这个邪圈圈的。因为学习好一点，被选为邪党的邪恶少先队的大队长，怎么能不很好的表现呢？也许骨子里严重的名、利、显示自己的劣根性在起作用。
每过几天都要开大会，斗争那些所谓"有粮不交的反动分子"。区里有个王武装干部主持会议，手枪在桌子上摔的啪啪响：民兵都背着大枪，将"不交粮反动分子"用绳子绑的一串串的，有的还用铁丝穿着梭子骨，鲜血不停的往下滴。我是大队长啊，是恶党的后备军啊，恶党要干的事怎么能不积极呢？所以就助纣为虐，带头喊口号："有粮不交砸烂狗头"。有一个外号叫独锤的人，是在国共两党内战时，为恶党卖命，失去了一个胳膊而得名，统购统销时也被五花大绑的绑了起来。可见，恶党要斗谁是不管你有没有功，也不管你有没有罪。其实它们所讲的罪名都是凭空捏造的，是为了达到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夺财、夺权、巩固独裁政权为目的的。
天真的孩子，开始喊的人还真不少，后来渐渐的就稀稀拉拉。再后来我也不喊了。孩子尽管是被洗脑了，但还是有大脑的。我们也逐渐发现所谓"交余粮"的说词与实际根本就对不上号。距离我上学的村庄十几里的一个村子，因为搜查队从他家里翻出一瓢米，被民兵绑到会场斗了一晚上，他受气不过，当天晚上回去上吊死了。
有人认为这是下级干部乱来，党的政策是好的，毛某某是好的。这也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样想的。天真的中国人啊，我们都受骗了啊！
为澄清这个事实，我把张戎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向农民开战"一章的部分内容推荐给你们，她在书中写道：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毛政权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
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
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光叫生产加油，没有油吃还加油呢。'‘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
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上书毛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毛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合作化对毛的另一个好处是能监督农民劳动。个体农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后就身不由己了。
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要今后农民干活时间加倍，妇女下田做工：‘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做工两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我去年到我的叔父家去探亲。他是一个1949年随军南下的老革命，八十多岁的老人，曾当过恶党某某县的县委书记。他跟我说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消息，他说"老毛没干一件好事，出夫（国、共两党内战时，共产恶党强迫农民给它运粮草）他也要杀人"我问："为什么？"他说："杀鸡给猴看，这样谁还敢再不去。"可见恶党的斗农民早在国共两党内战时期已经开始了。接着他又说："斗地主时，有个地主没有罪，也是要杀的对像，我和另一个人想保下，结果不但没保住，差点送了我们自己的命。"
我一说退党他不仅毫不犹豫的答应，还说："我早就看透了这个东西（指恶党）不是个好玩意，我一直不让你妹妹、弟弟入。"说来也确实是出人意料，一个曾经干过共党县委书记的老革命，其子女没有一个是共产恶党党员！难得啊，难得！！看来我们中国的明智之士还是大有人在的。
二、"全光政策"的合作化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搞革命首先就是号召农民夺地主的土地。那可不是真给你，只是一个诱饵，引导你帮他夺完权以后，全部都得给他吐出来，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共产；只共地主、资本家的产而不共农民的产，那叫真共产吗？人们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被它一时的小恩小惠迷住了眼睛，忘记了它那个大目标--共产。工人本来就没有产，只有一个饭碗，刚开始还需要他们帮它巩固政权，所以这个饭碗还得留一个时期的，需要时，该共也是要共的。
共产党之所以说它恶，就是它每做一件坏事时首先打出来一个美丽的骗人的招牌，象统购统销、明明是全部劫走，还说是"卖余量"，合作化明明是强迫，还说是"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入时谁自愿了？谁自由出了？一个没有！土地没收了，农具归公了，牲畜牵走了，树也砍光了。
我村的西面是一条河，河岸上的树也伐光了，村西北的李姓的一片秋树，是上等的木料，直径足有四、五十厘米粗，耸天高，全部伐净。只闹的一个好端端的农村鸡飞狗叫、残墙断垣、爹哭娘叫，一派荒凉景象。
刚开始是初级社、高级社，还没吃食堂，每家每户还有一口锅。到人民公社时，全队都吃一锅饭，每家每户连锅都没有了。古人有句话叫砸锅卖铁，意思是已经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口锅也卖掉换饭吃。毛泽东在苏联吹下牛皮，说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拿什么超呢？一贫如洗。就先炼钢铁吧，钢铁哪里来？现开采铁矿也来不及啊，唯一的家当就是农民那几口破锅了。好处是大帽子都是现成的，随时都可以给那些认为需要成敌人的人戴上：谁不砸锅谁就是反革命。谁肯当那个反革命呢？大家只得忍痛割爱了。
我们本家有一对老夫妇已经都八十多岁了，"倚老卖老"不服从"伟大领袖"的号召，拒不交锅，队干部亲自登门将锅揭走，老人坐在地上哭。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杜甫的《夜投石豪村》"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哭"的场景。从此农民地也没了，牲畜也光了，仅有的一口锅也砸了，真是家徒四壁了。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恐怕也没有这样彻底吧？！
我们公社有一个十几户的小村子，从干部到群众就是咬定了牙关不入。60年全国闹饥荒，吃糠咽菜，饿死人，而这个村家家户户仓满囤流，逃过了一劫。这哪能行呢，你们吃饱了别人饿肚皮，这不是不平等吗？于是就在63年，全公社组织了几十人的工作队伍，开进了这个村，平均每户住三至四人，吃喝拉撒睡全由所在户承包，只要不入社就不走--当年斗地主的那种无赖、流氓的嘴脸又一次暴露无遗。
时光转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共产党已经执政三十多年了，也就是毛泽东已经执政三十多年了。在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只要有三至五年的和平安定时期，都会国富民强，从国家到民众都会仓满囤流，可是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人民依然饿肚皮，穷的每人只能分六尺布票，生产队连个大队办公室都盖不起。活人已经连骨髓都吸干了，这就临着斗死人了，美其名曰："老社员投资"，将祖宗的祖坟都挖了，用祖宗坟墓的砖快、棺材板子盖办公室、学校，做课桌、门窗。现在看来，真不知当时的人在那样的环境里上学、办公会有什么感觉？即使不怕鬼也该怕细菌吧，可能穷到极限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三、农民--地地道道的奴隶
这样以来，全国的每一个人的吃穿住行，全被共产党管起来，实际是被一个人管起来。这个人就是党的魁首。他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全国的钱他可以随便花、粮可以随便拿来支援外国，哪怕是全国人民都饿肚皮。君不见中越反击战时从越南仓库里拉回来的大米原本都是中国的。全国人民都成了他一个人的奴隶，农民是这奴隶的最底层。不是吗？
我当了多半辈子农民，我真切的知道这农民奴隶的滋味：每天早上，天蒙蒙亮，队长铛铛敲钟了，农民们抗着锨镢、推着车子、拿着各种工具到村头的奴隶市（过去，农民把这个地方叫工夫市，即是打短工者聚集在一个地方，等待顾主来掏叫的地方。我把它叫奴隶市）。青年朋友们，你们说这情景象不象奴隶呢？一天干到晚，一年四季，没白没黑的干，一年下来，每人能分二至三百斤红薯干。钱，微乎其微。恶党给你规定了三个方面的标准：口粮、饲料粮、种子粮。
作为一个农民，地是我种的，按照邪党斗地主、资本家时的话说：地是我们开，粮是我们栽，厂是我们建，机器是我们造，我们不吃谁吃，我们不要谁要。可是到邪党统治的时候，农民就说了不算了，你种地干种、白种，它就不给你讲这个理了，口粮它给你定个数。按照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剥削了什么价值？饲料粮是按照你养猪的多少分配几厘至一分土地，还不准你把肥料施到饲料地里，叫作一罐尿两条道，施到生产队的土地里就是走社会主义，施到饲料地里就是走资本主义。大家想一想，农民自己种的地，打下粮食来自己吃多少自己说了不算，要听党安排，连猪都不如。当你去喂猪的时候你能给它定量吗？
从1972年到1980年，我曾经在一个乡镇工作过。这个乡镇只有三万人口，1973年全镇全年交征购任务250万斤，平均每人83斤；1974年增至400万斤；1975年增至500万斤；1976年600万斤，平均每人交任务300斤，而每人的口粮只有三百至四百斤。现在看这个数字可能大家觉的不少，因为有许多副食品，可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付食品，那可是纯纯净净的三百斤啊！而且大部分是红薯干。大家想一想，农民的交粮任务凭什么法律一年一年的加码成倍的增长呢？按照恶党的剥削理论，这是什么呢？当然，用剥削这个词是不恰当的了，应该叫夺叫抢才合适。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他们不是给钱了吗？可是，他给了多少钱？按照什么标准算的？是按照所谓的剩余价值标准吗？当然不是，完全是信口开河。就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而言，工农之间的剪刀差是天文数字。（这里不是说它对工人好，其实工业产品虽然按标准定价，但工人也并未得到多少利益，在50年代，一个技术工人，每天可为国家创造200至300元人民币，而工人那时每人每天的工资只有一元多一点。其余全部都叫恶党拿走了。）
四、将农民都赶进火坑里的大跃进
说来也很神，1958年春天不知从哪里传出这样一首童谣，也叫儿歌："少种工分多做鞋，七月八月跑起来"。当时还开大会批判，说这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可是到七月、八月真的跑起来了。农民都不种地了，全部去炼钢铁，除去有病的老人、产妇、其余的凡是能动的全部都去运煤、挑铁矿石、建小高炉、炼锅铁。那时我正上中学。学校的背面是一条公路，基本没有汽车，十几行人，人挤人，多的我们放学回宿舍都要等很长时间。有的挑着筐子，有的挎着娄子，不是运煤就是运铁石。人来回串，人民大旅游、铁石大旅游、煤炭大旅游。一个星期天我回家，我只有十五岁的妹妹在家肚子痛，队干部也不放过，逼她到离我们家五十多里的七宝山去运铁石。没办法我只好替她去了。一路上地里的粮食都没有收获，大豆粒子暴了一地，黄澄澄、金灿灿的，真让人心痛。红薯（我们叫地瓜）最后都挖坑埋在地里，冻了烂了之后才让挖出来吃苦地瓜。
连续胡折腾了几年，农民连树叶都吃光了，树皮都没有了，草根也吃光了，只有等死的份。这里插上一个小插曲，共产党斗农民，学生与农民息息相关，也脱不了挨斗的份。当然我说的这种斗是间接的斗。
我们除去要停课昼夜炼钢铁以外，还要种卫星田。学校拿出二亩地，让学生轮流深翻一丈二。然后，一层草、一层土、一层粪的填上。这样比没有深翻的土地高出一米多。每亩地下200斤麦种，计划亩产小麦25万斤。你可不要认为这个数字是凭空捏造的，它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他们说：一个麦粒可以长60棵小麦，一棵小麦可以长一个穗，一个穗60颗粒，一斤小麦有多少多少粒，这一算几百万斤出来了，除去风毫、天灾，产25万斤没有问题。可是25万斤是个什么数字，如果每包小麦200斤就是1250包。每亩地666平方米，每平方米接近两包小麦。真是睁着眼说瞎话。结果，小麦种上后因为水肥过分充足，麦苗疯长，到第二年的清明已经半米高。下种又太多，麦苗太厚，不透风，全都烂在地里，只好一段一段的割了喂羊。亩产不足一百斤，连种子都没产出来。如果谁说产不出来，或者一个稍有良心的干部能坚持真理说句真话，右倾的帽子马上就给戴上了，开大会拔白旗的事是经常有的。
有一次是在我们村北的谈家庄开大会，台上的主持人宣布拔白旗的名单。有一面铜锣敲的荒啷荒啷的振天响，那阵势就象要处斩犯人似的，令人毛骨耸然。你说在这样的白色恐怖面前谁还敢说实话？一个生产队一天一宿上报种一百多亩小麦，实际都把麦种扔在地里。一个小高炉炼多少多少铁，实际是把锅砸碎，再用炉火烧成个，成了铁琉璃，哪来的铁啊？全都生锈烂掉了。
从58年到61年是中国的历史上最难过的三年，61年春则是中国农民最悲惨的生离死别。我那时因生活所迫已经不上学了，祖父、祖母、兄弟五人、一个妹妹，母亲常年有病，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按道理讲，有一个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比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得天独厚"了。可是即使这样的优越条件，家里根本就没有粮食，有时父亲不知从何处弄点似绿豆而不是绿豆，比绿豆小很多的叫做苕子的草种子。一家人如获至宝，可以吃上几顿饱饭，其余时间只能喝菜汤子，吃干红薯蔓子。这东西上锅一烘，再用碾碾成粉状，加水用手作成拳头大小的团团，上锅蒸熟，吃起来很苦，不吃肚子饿。还有一种草叫茅草，它在地下生了很长的根，有点甜，不难吃。可是这东西很难碾成粉抹，吃起来瘌嗓子。
再好一点的就是刺槐叶子，鲜的当然好吃，可是上那里去弄鲜的，连树根都刨出来烧火了。不知我父亲从何处弄来的干刺槐叶子，吃起来还有点香味（那时的感觉），可是大便却成了问题。祖父吃了后拉不出来，我就用指头给他一点一点的抠。吃的东西没有营养，当然吃的就多，所以一家人个个顶着个大肚子，肚皮薄的象纸，青筋露在外面，别说是干活，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三弟的头都已经抬不起来，死神在向每一个人招手，人生到了尽头。
难道就这样等死吗？我一天到晚大脑没有别的，只是想吃的问题。也许是人不该死当有救：我家的南屋就是队里的仓库，里面存着许多红薯干。门底下有个一尺左右的缝隙。我端详着小孩子完全可以爬进去。这天正好下雨，我与十三岁的二弟一起去盗仓库了、、、、、这才保住了我全家人的命。而其他的农户却饿死的已经不计其数。据说沙南庄被饿死八十多人，十里铺饿死七十三人。好多村因饿死的人太多没有人往外抬。土地庙都挨不上号。
那么，仓库里有粮食为什么不分给社员呢？这就是恶党的邪恶之处。朋友们，我们都看过许多历史故事，凡是灾年政府都是要拿出国库的粮食来赈灾的，可是共产党却在60年代人为的大灾荒之年不舍得拿出一点粮食救济人民，而是如往年一样的大量的出口粮食，来换取外汇，造原子弹。1960年出口的粮食可以使三千万人吃一年。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少出口三分之一，把这三分之一的粮食救济群众，我们能饿死四千万人吗？毛某某不是说顶多缺四个月的粮食吗？医学家讲一个男人七天不吃东西就会死亡，那么四个月要死几次呢？请毛某某一天不吃东西试一试？"大救星"就是这样视人命如草芥的！！
就是我上高小的那个村子，有一位能为民做主的公社付书记蹲点。他看到农民太苦了，但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分粮食，就让队长再将已经脱了几次粒的麦草再脱一遍。队长说："已经脱了三次了！"书记生气了，说：仓库里不是有吗！还得我说明白了吗？"然而这样的好人，恶党怎么能容的下呢？很快他被拔了白旗，撵回了家。
五、如此创政绩
日月转到了八十年代初，邓大人上台了。被毛斗出一点聪明来，看到共产党已经走进死胡同，不改革一天也活不下去了，于是在经济上搞了一点改革开放，但是在政治上还死死的抱着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僵尸不放，实际上是政治经济两张皮。农村搞了土地大包干，部分的还权于种地的农民。但是，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没变，只要它执政，它就绝对的不会变，否则，它就不叫共产党。
农民有了地了，积极性来了，可是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一度还是党说了算。共产党是主张争第一的。有一年小麦还没完全落花，县委的一个付县长就到某乡催收了，说今年的小麦如往年不一样，看起来青青，实际已经熟了。逼着农民杀青。打多少粮食他不管只管完成收割任务，好提前交粮，在全省争第一名。
大约是1982年秋天，这时我已经是某某乡镇的一个干部，一个临乡的某某村60多岁的老人流着眼泪来找我，说：他们村为了按时种小麦，不管玉米熟不熟全都杀。他觉得好不容易到口的粮食，还不熟就杀怪可惜的，尽管小麦早种一点可能有好处，但不绝对，有时早种了会长过苗，也会有坏处，何况来年气候是个什么情况？是否对小麦适宜？能不能增产还是个问题，不如先把到口的东西弄回家，来个保险的，不同意杀青。支部书记大怒，找来拖拉机，后面绑上一根长杆子，到这个农民的玉米地里来回跑，把他家的玉米全部撵倒。估计也只有六成收成。我作为共产恶党的一个一般干部，尽管当时对这个恶党还认识不很清楚，但是从感性上已经对其所作所为非常反感。我深知这是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一个小老百姓告状是找不到门的。我给老人讲道理，他不听，非让我给他写诉状。我说：我不会写诉状，可以给你写个材料，你拿着这个东西再去请律师吧。从此以后再没有回音，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六、特色的斗争
搞改革开放了，土地可以买卖了，各级政府引进了许多企业家，盖了许多厂房，占用了农民的土地。可是农民的土地农民说了不算，给多少钱？占用多少？农民无权过问。全都是当权者黑箱操作。
前天我到一个朋友家，正巧朋友家找了两个民工在唠嗑，一个说："现在好了，国家规定种地不收税了。"那位民工冷笑了一声说："是不收税了，可你也没有地种了啊！每人一季度一袋子面，60岁以后每人每月30元人民币，吃都不够还交什么税呢？"我说广东汕尾因为国家要建电场，占用农民的土地，报酬又不合理，农民组织静坐抗争，罗干亲自指挥动用了坦克、机枪，当场打死70多人。你们不抗争是保住了自己的命，可是却以子子孙孙的命根子为代价啊！！另一民工说：到头了，共产党到头了，再这样折腾下去，都得喝西北风去了！
后记
恶党统治我们中国几十年，斗地主、斗资本家、斗知识分子、斗农民、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斗各种宗教、斗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毛泽东斗了一辈子，它死了邓小平接着斗学生，邓小平死了江泽民接着斗法轮功，江泽民还没死胡锦涛继续斗。无论它要斗谁何曾有什么原因？只是它认为需要就是原因。所谓阶级敌人何曾有个标准，只要恶党头需要就是标准。到今天为止谁还能说我没挨过恶党的斗呢？地主、资本家还有个莫须有的罪名--"剥削"，农民的粮食不是剥削的吧，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剥削的吧，法轮功学员炼功不曾剥削吧，可是它要斗你就没商量。斗谁不斗谁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上来我曾说过工人的饭碗暂时还是要留着的，现在不也被它们给打破了吗！！工人下岗失业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最严重的问题吗？原因在哪里？改革开放应该说是恶党走进死胡同之后的一个明智举措，但是，恶党的抢钱抢物的本性不改，以改革开放为名搞了一个财产再分配，将大量的国有资产鲸吞为己有，高层利用其子女到处圈地，各基层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把集体财产划归己有，广大工人就只有下岗的份了。到今天为止恶党已经把中国人斗遍了，斗来斗去把它自己也斗垮了，它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最近民间有一首童谣："2008，火山爆发，祝你全家变成烤鸭。"是政治火山还是瘟疫火山，我想二者兼而有之。恶党恶事做绝，政治已经动荡不定，各种矛盾一触即发。除此之外还有个"人不治天治"的问题，禽流感传染到人就是一个可怕的预兆。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凡是坏了的东西都要被淘汰掉，恶党太坏了，谁在里边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就是被淘汰的一分子。朋友，快快退出恶党吧，给自己选择个美好的未来！！
2007、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