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笔下的章、罗之争

2007-12-24 03:20 作者: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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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诒和记述父辈们的回忆中,为罗隆基写了两篇长文,一篇是《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收入《往事并不如烟》),一篇是《泪祭罗隆基》(收入《顺长江,水流残月》),两文均用大篇幅叙述了章伯均与罗隆基的关系。

众 所周知,民盟的两大支柱章伯钧和罗隆基一向不和,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江山虽易手,但章、罗并未因投奔新政权而和解。毛泽东的阴险和恶毒在于:他很清楚 章、罗的长期不和,二人不可能结为“联盟”,但毛偏要将两个冤家钦定为“章罗联盟”,为的是通过这种乱点鸳鸯谱,来戏耍和羞辱章、罗二人,看看两人如何用 揭开旧伤疤来洗刷自己中共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特别是章伯钧所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连续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以章、罗为首的右派反党联盟。据章诒和《顺长 江,水流残月》中记录,从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民主党派共召开过64次大小会议,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就有23 次,主要的整肃对象就是所谓的“章罗同盟”。

在章诒和笔下,“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 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 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尽管罗隆基的性格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在事关民主党 派对中共的独立性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章伯钧的双面、机会主义和罗隆基的清醒、坚持底线。反右时期,在民主党派的大人物中,在1949年前历尽沧桑和风险 而不失豪气和坚韧的章伯钧,却在被毛泽东钦定为头号右派的打击下陷入从未有过的消沉、惶恐之中,最早认错认罪,而二号右派罗隆基坚持抗辩,坚决否认“章罗 同盟”这项莫须有的指控,并与已经认罪的章伯钧发生激烈争执。所以,毛泽东才会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

1957 年6月8日反右正式开始,6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了章伯均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作为被毛泽东钦定的头号大右派,他在认错认罪的同 时,还说自己的言行“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怪不得,被毛泽东斥之为“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章乃器嘲笑章伯钧“没有骨气”。


章伯钧与罗隆基
 
章伯钧在反右运动中


章诒和女 士在《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的访谈中为父亲的“没有骨气”做了解释。她说:“他(章伯钧)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 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 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 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在我看来,章伯钧以为自己的认错认罪能够减轻反右灾难,实在是再次高估了 自己和错看了毛泽东。尽管,章是毛钦定的头号右派,但反右运动如何收场,不会取决于章是否低头;迫害范围的大小,也不会取决于他低头的早晚。毛决不会因为 章的早认错早认罪就提前结束反右和赦免其他人。事实上,章的最早认错认罪,并没有阻止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也没有缩小民主党派中右派的数量。

反 右时期,章诒和笔下的父亲陷入前所未有的消沉和惶恐中:“终日无事可做。郁塞落拓之情、隐约浮上心头的恨意,无时不在。平淡而乏味的人生里,从哪儿去获得 力量?面对时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父亲仍然缺少心理准备,同一个世道啊!国民党打击他多少次了,通缉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这样。” (《顺长江》P87)在《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的访谈中,章诒和也谈到变成头号大右派后的父亲:“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 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 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

章伯均的这种状态,大概与他的一贯左倾、一直认同中共并对毛泽东抱有幻想有关,章诒和记述的章罗之争,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这一点。

章 伯钧与罗隆基皆为著名政治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两人都活跃中国政治舞台上,是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的确,两人都有政治野心和对权力 的向往,但这种野心的目标是发展和壮大在野党势力,以求在中国建立多党竞争、权力共享的民主政治。从上世纪40年代民盟创建之初,章、罗同为民盟的台柱 子,两人当然都希望不断加大自己在民盟内的权重,免不了磕磕碰碰,这对于有政治报负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宣传,章、罗二人被妖魔化 野心家和阴谋家,外界对章、罗纠葛的真正原因也不甚了了,人云亦云的说法是源于民盟内的权力之争。

章伯钧与罗隆基
 
罗隆基


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中,章诒和笔下的罗隆基,既才华横溢,又风度翩翩;虽不拘小节,却不亏大节。但章、罗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不美妙。她说:“似乎父亲对他(罗隆基)并无好感。 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象史良,还要闲聊几句。”反右中,对毛泽东钦定的“章罗反党同 盟”,两人都无法理解。章伯钧读过《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文中提到的“章罗同盟”大为吃惊。罗隆基读此文,最受不了的一个 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为此,他两次去章家质问:“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诒和回忆说:“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 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 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 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 拂袖而去。”

两人之所以都无法接受这个“章罗联盟”,源于两人从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分歧。章诒和说:他父亲“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 间,他一方面明显靠拢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坚持搞军事活动(另文叙述)。而罗隆基则是坚守、积极宣扬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 识分子身上。父亲觉得努生(罗隆基字)的做法太虚,某些主张在中国只能是空谈。上了台面,罗隆基总是备受瞩目、赢得掌声一片;回到盟里,父亲得到的是吸收 盟员、建立机构的实际收获。一个在政治理想的天空里展翅,一个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务实。两人各把持一摊(罗隆基负责宣传、父亲主管组织),二人作风迥别, 性格各异。”

也就是说,1949年前,章伯均是民盟掌管组织的实权派,在盟内的对立面就是以罗隆基为首的“无形组织”,包括潘光旦、曾昭 抡、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十人。罗隆基曾明言,这个“无形组织”主要是针对章伯钧的,为的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 委员会。由此,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章、罗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代表第三党的章伯钧与救国会的史良关系密切,自称民盟内的左派。但是,“对立归对立,但 民盟却是生龙活虎的。那时的中国民主同盟,也还真的给中国政治带来一丝新风。许多不满国民党,也不满共产党的人,以为有了出路,有了依靠。”

而 在1949年以后,中共建政之初为了政权的稳定,曾经与民主党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在权力稳固之后,立马露出顺者昌、逆者亡的霸主面目,将民主党派置于 政治花瓶的摆设地位。对民盟这个最大的民主党派,中共统战部支持章伯均、史良等左派联手的当权派,排挤以罗隆基、张东荪为首的非当权派。罗、张都是具有英 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的知识人,自然被外界视为右派。章、罗之争,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周恩来就说:他俩碰面就吵,什么事情也谈不出结 果。

如果说,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中,章诒和笔下的罗隆基是位雄心勃勃、才华横溢、倔强耿直、脾气火爆之人,他在情人、秘 书、护士、警卫员、同道、老友的轮番上阵的揭发批判面前,表现出一种宁折不弯的倔强,那么,《泪祭罗隆基》中,章诒和凭借扎实的史料让章、罗之争的深层原 因得以凸显:在如何定位民盟乃至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上,章、罗之间曾经有着巨大的分歧。

作为在野政治家的章伯钧与罗隆基,两人都一心要 发展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罗隆基只注重发展、壮大民盟,章伯钧在注重民盟的同时,还特别在意他一手创立的农工民主党。在中共对国民党取得节节胜利的局势 下,章、罗在如何定位民盟与中共的关系上出现原则性分歧。章伯钧具有左右逢源的性格,1945年后与国共两党都保持密切关系,比如,章既与周恩来等中共要 人来往,也与陈诚等国民党要人保持着私人情谊及交往。无奈,蒋介石对民盟恨之入骨,对民盟的核心人物甚至使出盯梢、跟踪、通缉、暗杀等打压手段,而蒋的打 压正好为中共的统战提供了绝好的时机。自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以来,中共就很看好民盟的政治号召力和思想活力,在统战民盟上很下功夫,何况,章伯钧早年曾经加 入过中共,思想左倾,一直信守邓演达留下的第三势力遗训。在重庆旧政协开会的前后,中共统战高手周恩来百般拉拢章伯钧等民盟核心人物。章诒和写道:“周恩 来总是主动上门,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商谈。……那时,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来爬上走下地来走访,与父亲协商问题。林彪在重庆负责统战工作只 有数月,他也曾探望父亲。”所以,1948年中共邀请民盟共建联合政府的诱饵一抛出,章伯钧便立刻上钩,发表一边倒的宣言。而罗隆基性格中的书生气更浓, 毕生坚持英美政治理念,坚持在国共之外民盟的独立,反对章伯钧的一边倒。到了反右,“党派独立”便成为罗隆基的主要罪状之一。又因为罗隆基的拒不认罪且态 度恶劣,反右时对罗的批斗会最多,时间也最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国民 党政权。5月1 日,毛泽东致电民盟沈钧儒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建立新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从速召开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在香港的沈钧儒、章伯钧等民盟的左派马上闻风而 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讨论成立新政协的问题。5月4日,章伯钧、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将民盟中央响 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决定,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罗隆基坚决反对民盟的一边倒,不同意章伯均等人的立场,遂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写信给在香港 的民盟中常委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四人,要求在发表通电时注意两点:1,成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2,必须强调民盟是绝对独立的政治集团。此 后,罗隆基又与张澜、黄炎培商议,由罗隆基执笔起草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三项要求:1,实行协和外交,莫倒向苏联;2,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不要彼此交叉 渗透;3,民盟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政纲不同,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于是,民盟四大支柱沈钧儒、章伯钧与张澜、罗隆 基之间出现重大分歧,导致了沪、港两地民盟的左右对峙。为了遏制沈、章的一边倒,罗隆基甚至中断了给香港民盟汇款,引起章伯均的极端不满,认为罗隆基用的 是小人手段。但章诒和在评价两人的分歧时说:“在一片混声合唱中,罗隆基坚持独唱,发出了绝不作伪的声音。”“当年罗隆基坚持‘党派独立’的罪行录,今天 看来就是一本功劳簿。”

早在1948年,民主党派的众多名流已经上了中共的统战贼船,章伯钧等人也从香港前往中共解放区东北。但他到了东 北不久,就萌发了上当受骗之感。好在,中共刚掌权时,还多少做了些权力分享、联合政府的样子。比如,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未 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那时的中央政府委员,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有三人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然而,在1954年中共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的提法。与此同时,担任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和最高法院院长的民主党派人士全部转任人大副委员长,民主党派作为花瓶党的历史由此开始。

尽 管,这种转变让民主党派颇为不满,但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钧对毛泽东还抱有一定的期望,所以他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致力于民主党派的夹缝中求生存。何况, 那时的章伯均也足够风光,职务横跨朝野两界,在朝是交通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在野是民主党派内的实权派,既是民盟第一副 主席又是农工党主席。更重要的是,在民盟内部,中共支持以章伯均、史良为首的左派。

与章伯钧的风光相比,罗隆基的处境就有些落寞。虽然, 罗的职务也横跨朝野两界,在朝是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在野是民盟副主席,但他性格耿直,无论是对外与中共官员打交道,还是在民 主党派内的作为,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党派独立”——民盟的独立性。为了扩大民盟在民主党派中的权重,他曾经劝说章伯均把农工党并入民盟。他对中共操控民盟 和民盟内的左派掌权极其失望,他在民盟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他的合理建议无人理会,在政治上变得消沉。

1949年后,罗隆基在民盟内部 争权、想当有实权的大官,也是四十年代章、罗之争的继续,只不过,中共掌权后的民盟已经不再具有独立性,即便章伯均还是盟内的实权派,罗隆基还是反对派, 但民盟的发展和作为绝非章、罗所能左右。罗自视甚高且是一根筋,对章伯均的大权在握和自己的边缘化处境很是不服气,经常在统战部官员和其他人面前抱怨。他 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在盟内依然扮演反对派领袖的角色,就是不想让章伯钧等左派在盟内一手遮天,不想让民盟彻底沦为中共的附庸。1949年年底民盟召开一 届四中全会,章、罗两派在人士安排上争执不休,最后总是要周恩来出面方能摆平了双方。比如,中共与盟内左派力挺章伯均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罗隆基等人的强 烈反对导致盟内矛盾白炽化,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加以调节,急招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到中南海夜谈。但不识时务的罗隆基和张东荪却拒绝出席,激 怒了一等再等、直等到半夜12点的周恩来,周派人把罗、张叫来,当面申斥二人。此事在当时是极为轰动,到反右时也成了罗隆基反党的一大罪状。

对 此,章诒和说:罗隆基“不是不能接受章伯钧,而是他不能接受这种做法。原来民盟的副主席、秘书长等人事,早就是中共与民盟左派定下的。他说:‘这种做法, 我反对!排定一切,而且布置好了,利用周恩来来念名单,那我何必去呢?民盟搞事先排定,这是民盟集体领导的失败,变为三头制(即张澜——沈钧儒——章伯 钧)……这是制度问题!政治局也不是政治局了,重大问题早商谈好,才拿到政治局来讨论。’”罗隆基还直率地向统战部负责人于刚谈及民盟的派系问题:“现在 明明是左派联合起来对付右派了,却偏要说这是进步与落后之争。”“我在家里请张东荪、潘光旦谈谈盟内的事,就说我搞宗派。章伯钧一个月请七百人客饭就不 说。如此下去,盟内任何会议都会变成若干人对付若干人。组织宣传会议主持者胡愈之、辛志超完全是有计划有布置地斗争我,布置人来如何对付我的发言。要知道 我是无组织,无布置的。张东荪、潘光旦又不是搞斗争的人。开会不是帮助我们,而是打倒、斗争、打倒。因此,我是相当消极。盟员说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后。无 党派的朋友则同情我,说我怎么不如1949年前了。”

在鸣放期间,罗隆基应邀参加中央统战部举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他在5月22日会上 发言说:建议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委员会系统,这个委员会由人大、政协出面组建,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这个委员会专门检讨过去的“三五 反”、“肃反”等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公开鼓励大家前来申诉冤情。反右中,罗的意见被认定为“平反委员会”,与章伯均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 一起,并称为右派的三大理论。

另据章诒和介绍,储的“党天下”之论,始作俑者也是罗,早在1929年罗隆基已经在其政论中提出“党天下”。他写道:“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经 历过一系列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运动,章伯钧当年的上当感逐渐复活,意识到毛泽东的统战政策不过是拿民主党派当花瓶,对民主党派的依附性和有职无权定 位的状况越来越不满,这是1956年-1957年鸣放时期章、罗走近的思想基础,正如章诒和所言:划右后,“罗隆基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二人结成真正的同盟。他是我家的常客。一屁股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谈当下的新闻,谈从前的故事,谈中共,谈民盟。谈到反右的前前后后,可谓‘百感茫茫交 集也’。共产党公开背信弃义,民主党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背叛与变节的时代。这里,有三点认识,章罗是一致的。第一:假如没有反右运动,中 共搞掉民盟,是迟早的事。因为这是第三势力的必然结局。第二:反右使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这个成功的实现,靠众多力量的合成。其中也包括来自民主党 派的力量。中国是个多么复杂而落后的社会啊!第三:也是最重要之点,1949年后,民主党派从国库开支经费,就开始丧失政党的独立性。”

读1949 年后的一代知识名流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但时至今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以罗隆基的自由主义信念之坚定,特别是以储安平在1949年前的明白, 为何国共权争最终选择了中共,而没有象胡适那样离开大陆。即便讨厌国民党而不去台湾,起码可以去欧美或香港定居。这代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难道仍然是骨子里的传统士大夫,每遇重大的政治抉择之时,脱不掉期盼明君、成王败寇的政治人格?

2007年12月2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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