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朋党政治史不绝书。如汉有「戚党」、「宦党」、「清流党」，唐有「武党」、「韦党」、「牛党」、「李党」，明有「阉党」、「东林党」，清康熙初年有「鳌拜党」、晚年有「太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清光绪戊戌年有「帝党」、「后党」。
史载：东汉宦官乱政，单超等「五侯宗族、宾客党羽虐遍天下」，张让等「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构陷明贤，专树党类」（《后汉书-宦官列传》）；中唐后妃专政，武氏临朝称制、韦氏窃权酖夫，「有司选士，多是亲党」、「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资治通鉴》）；明朝王振、刘瑾等「阉党」肆虐，大贪污犯刘瑾公然宣称「满朝公卿，多出我门」（《明史纪事本末》）；到了「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的时代，「阉党」声势登峰造极，从中央六部到地方督扶皆由魏的走卒把持，朝廷官员依附于阉竖者不计其数，「列卿争相献媚」，为太监建生祠，将文盲与孔夫子并祀（《明史》）；清康熙初年，权臣鳌拜欺负年幼弱主，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尽出伊门」（《康熙政要》）。
在专制帝制之下，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州抚县令，为了能够在官场上站稳脚跟，更为了「在政治上有所进步」，依靠单打独斗总是行不通的。所以，但凡为官者，总免不了要巴结权贵、阿附恩主，也总忍不住会提拔亲信随从、栽培门生故吏，以便上有靠山、下有跟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险恶的专制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政治优势。不仅严嵩、高俅、刘瑾、魏忠贤一类的「奸佞小人」在官场中结朋聚党，就是饱学之士、名流贤达，也往往难以脱俗。汉之清流党、明之东林党，其党人首领皆是当世公认的正人君子。甚至德高望重的宰执大臣如张居正、王安石，也有过私交内侍太监、任用亲随小人的不良记录。即便是千古流芳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称帝之前也做过收买眼线、拉拢后妃、安插党羽、蓄养死士的阴险勾当。可见，朋党政治与专制政权不可分离，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乃是根在制度，事出必然，无可避免。
朋党政治多党政治相去万里
朋党政治的兴盛，根源并不在于朝中有党、党中有派，而在于权大法小、权力失范、「立党为私」。其要害之处，首先在于人事权力、「干部制度」的帮派化、朋党化--即选拔任用官职的机制脱出了选贤任能的显规则，而以血缘、婚姻、私交、故旧、乡党、同门之私下交易为潜规则。要而言之，所谓「朋党」，无非是以官位的私相授受而拉帮结派，扶植亲信、任用心腹、网罗党羽、互相提携、朋比为奸、结党擅权、上下呼应、党与攀援、彼此庇护、沆瀣一气之谓也。
朋党政治与多党政治只一字之差，但二者相去万里。前者是专制政治之赘疣，后者是民主宪政之特产。唯有后者，才是前者的对症克星。二者主要的差别有三：其一，朋党专以血缘、裙带、私人关系网为相互勾结的纽带，而民主政党则以理念、纲领、政策之差异为相互区别的前提；其二，朋党政治多为私下串联、黑箱操作、暗盘交易，?面底下的功夫远比?面之上的为深，而民主政党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结社、公开运作；其三，朋党政治是「立党为私」，专以党同伐异、一党独大、窃国弄权为目标，而多党政治则以遵宪守法、服从民意为依归。
中共政体下的朋党政治
中共建政以来，已随帝制俱亡的朋党政治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毛泽东时代屡有所谓「宗派主义」、「独立王国」、「反党集团」，除去那些子虚乌有的蓄意栽赃之外，其余者，也不无阴结朋党之嫌。到文革时期，中共的朋党政治蔚为大观，终于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此为变形帝制下朋党复辟的第一个大高潮。
文革骤起时，中共「党天下」的权力结构便急剧家族化、朋党化。毛林二家窃据大权、通家富贵。不但江青、叶群的地位迅速窜升（事实上，文革期间江青一度权倾朝野，她的实权不亚于林彪、周恩来而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就连毛家的黄毛丫头肖力（毛女李讷的别名）、毛头小伙子毛远新、林家公子林立果等「太子」「公主」也官居省军级，甚至成了「革命群众」狂热崇拜的对象。一些缺乏廉耻的党国功臣不惜自矮身段，对毛林的家人走卒巴结投靠、竞相尾随。以「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这两个非正式权力机构为依托，毛林家族各自网罗亲信、广布党羽，结成了两个先是盟友、后成仇敌的大型朋党集团。幸运的是，两派朋党恶势力均尚未巩固，就因双方为权恶斗，导致两败俱伤。
到了文革后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重返政坛。这些文革受害者们同样也是朋比阴附、相与为党，他们一面对时日无多的毛氏家族虚与委蛇，一面暗中纠结伺机翻案夺权。这一「老干部」帮派，即为一九八○年代「八老政治」之滥觞。在毛去世之后，中共的朋党政治也并无一日消停：前有所谓「凡是派」与「实践派」、「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互相颉抗，今有所谓「上海帮」、「太子党」、「团派」之权力分赃。
以上林林总总的中共帮派体系，虽曾有局部权力制衡之政治功能，却与欧美多党竞争、日本派阀政治的制衡机制大不相同。一言以蔽之，拉帮结派乃专制政治之弄权伎俩，终究是奸佞小人谋权夺位之道，而非良法善政长治久安之途。
中共人事体制高度朋党化
十七大前后，以「太子党」和「团派」的全面掌权为标志，中共的朋党政治又达到了一轮新的高潮。所谓「太子党」，指的是一群与「元老」、「高干」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前朝权贵子弟、本朝现职高官。在中共官场上，这群人以「革命血统」为其主要的政治资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凭种群优势起家，依父辈关系结党，靠相互提携升官。而所谓「团派」，指的则是一群曾经在共青团系统任职，与「当今天子」有座主门生之情、上下隶属之谊的高阶官员（仿如当年蒋委座手下之「黄埔系」）。「团派」之间大致相同的官场历练、或深或浅的同门交情、惺惺相惜的宦海攀附，使他们获得入主中枢、拱卫「团派共主」的优先资格，并依此脉络而相互拔擢、相互聚结。
中共素有「立党为私」的传统，夫荣妻贵、子弟弄权、秘书得宠、故旧优先之类的丑事，在中共官场不足为奇。当今所谓「太子党」与「团派」，本来也算不上是什么新生事物。然而，当今「太子党」与「团派」的崛起与坐大，其社会背景、政治意义却已经非同往昔，我们不容小视。
从中共十七大我们看到，「太子党」与「团派」二夫当关，几乎完全垄断了下级官员进入中共高层的所有机会，「凡所晋级，悉为朋党」。站在中共的立场，这当然是一件蠢事。众所周知，「团派」精于「务虚」，盛产华而不实之徒，其权威只能建在沙基上；「太子党」素来骄狂，不乏纨绔不肖之辈，且群龙无首、各怀鬼胎，又几乎人人都是惹事生非的高手，当朝胡温们恐难以约束。这两哨人马居然合伙堵塞了八千万基层党员的正常升官路，成为硕果仅存的「高干摇篮」与「常委基地」，这说明，中共的人事体制已高度朋党化。面对朋党势力，中共陷入了维持主义、绥靖主义的僵局。这也说明，中共的人事体制已彻底沦为维护和瓜分既得利益的工具，它已丧失掉吸纳党员精英、更换新鲜血液的再生能力。
朋党坐大 势不能禁
胡锦涛不是毛邓，他并没有运用和制约大型朋党的能力：既没有拉一派、打一派的权谋手腕，也没有树一党、灭一党的至上威权。昔日，毛邓之于朋党，是可用则用，无用则弃；凌驾其上，而不受制其下；游刃有余，而不羁糜其中。当今的情形却远远不是这样：一方面，胡之依赖于「团派」，显然超过了「团派」之依赖于胡 --若不任用「团派」，「天子」帐下哪里还有可靠、可信的可用之人，岂不真就成了孤家寡人？另一方面，胡之畏惧于「太子党」，显然超过了「太子党」之畏惧于胡--若「太子」联合逞威、权贵集体发难，岂是「当今圣上」能够摆得平、镇得住的？看来，除了绥靖朋党、维持僵局，任由「太子党」与「团派」瓜分席位，中共高层并没有其他的人事选择。以此观之，「太子党」与「团派」坐大，岂非末世之征兆？
民主是个好东西，朋党是个坏东西。朋党之害，史有明鉴。清康熙帝曾严令门生故吏不得在恩主辖下任职--以防出现今日「团派」之类的坏东西。清嘉庆帝曾规定高官「子弟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防出现今日「太子党」之类的坏东西。中共难道不知：朋党坐大，势不能禁，到了尾大不掉、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那一天，他们的「江山社稷」，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争鸣》杂志2008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