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1-02 23:01:00作者：山下老树
我的故乡——广东高州，号称千年古郡，是古代广东下四府之首，它的教育历来
名震南粤，英才辈出。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杂交水稻之父——丁颖，就是广东高州人。恢复高考以来，高州每年高考的上线人数、尖子生人数都在广东各市县中名列前茅。但最近笔者春节返乡，接触到的老同事、老朋友、教育系统工作的至交、华师的校友、同学乃至一面之交的群众，无不对高州的教育议论纷纷，指其腐败无处不在，金钱决定一切，教师素质不断下滑，人心涣散，学生好比囚徒……所见所闻无不令笔者震惊和担忧！久负盛名的高州教育已成为当地官员腐败的牺牲品，闻之色变，触目惊心！
一、买卖之祸
2006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在南粤久负盛名的百年老校——高州中学800分以上的人数只有11人，仅排在茂名地区第三，不仅不及茂名市一中，已经是连续两年输给了山区小兄弟信宜中学（800分以上18人）。得知这一结果，高州的群众愤怒得几乎是异口同声：“这就是买卖的结果！校长是买来当的！教师是买来教的！不少学生也是买进去读的！明年还不知是怎么样呢！！”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几年，高州教育一切资源的分配，包括校长的任命、教师进城指标、优质学位，甚至教师的正常调动，用群众形象生动的话来说，已是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实现了100%的市场经济，完完全全金钱化了。而其各项的“成交价格”，在教育系统、教师之间已是公开的秘密：普通初级中学校长的买卖价格视该校在校学生人数多少而定，一般在20～40万元；教办主任（中心学校校长）20～30万元；农村完全中学校长则要50～60万元；城区四大中学（高州中学、一中、二中、四中，皆为省一级学校）的校长成交价格更为惊人。据其圈中的知情者透露，2004年末，在高州以“捞王”出名的黄庆辉（原高州二中校长）为谋得其现在的高州中学校长职务（高州中学已有百年历史，解放前称“广东省立第九中学”，在广东一直享有盛名，可以说是高州乃至茂名地区最具名声的“招牌”，培养了不计其数的教授、工程师、文人、学者及政界要人，前面所说的我国杂交水稻之父丁颖就是她的毕业生。八十年代初其高考升学率就已达75%以上，八十年代中后期曾连出三届广东状元，名震两广），重资投入至少300万元以上。他如愿以偿谋得该校校长职位后的两年高考，成绩连续两年不如山区小县信宜。就连分界中学这样的一间农村中学，其现任校长取得此职务的代价是70万元。另外，一般教师要从农村乡镇进入城区四大中学，调动价格在8～10万元。小学教师要成为中学教师需2～3万元。教师要想有选择的在镇与镇之间调动需1～2万元。至于学校内的各个职位，如副校长、科室主任等，也有一个心知肚明的价格，投资若达不到其标准，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该位置的。
优质学位也早已如此。高州中学每年招收的初中、高中新生均在2000～2500人，但初中、高中均大约只有1000人是正取生，其余的都要交1.5～2万元的择校费才能入学。特别是2002年高州中学分设初中部、高中部后，城区四大中学一律不再设公办初中，全部由高州中学初中部招生，但正取生只有1000人（原来城区各中学的初中正取生共招4000人），其余的一律要交1.2～1.5万元的择校费才能入学！群众对此怨声载道，说：“教育部门制定的这政策是明火执仗，是坑民政策，有意抬高读初中的门槛而去抢群众的血汗钱！”2006年7月，高州市教育局局长被砍致残，《南方日报》等媒体都作过公开报道，并指高州市不合理的招生制度有可能是其被砍的原因之一。
进城或教师调动的黑规则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一个真人真事、现身说法的例子。一对教师夫妇在乡镇从教多年，按教学资历、教学水平和成绩，在前几年就符合回城区中学任教的条件，但看着一个个教学能力、水平、资历都不如他们的，有的甚至是连当地农村学校都不要的教师“莫名其妙”的回城区中学任教，去年夫妇俩终于开了窍，如愿以偿的调回城区某中学任教，但也付出了夫妇俩十多年从教省吃俭用才积攒下来的15万元！如今夫妇俩见到亲朋好友忍不住的就抱怨：“原以为城区中学效益好，想不到没比乡镇好多少，真不知到了退休能不能收回成本！”。以前城区学校的效益确比乡镇学校胜一筹，但因近年来不少老师想方设法“投资”回城，致使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也就僧多钱少了。如高州中学1997年的教职员工才193人，而现在其高中部即近500人（2002年9月投入使用时才290人），初中部超过300人。通过这种赤裸裸的买卖方式进来的教师大部分素质低下，个别是社会无业游民、下岗工人甚至是农民。
不了解高州教育生财之道的朋友也许觉得是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个校长，值吗？不会是天方夜谭吧，那些家伙是疯子还是傻子了？个中奥妙，且让我简单的为你破解：
回本之法：一是各类基建。近十多年来，高州先是学校“改危”，之后又是评等级，又是“美丽校园”等等，各学校特别是城区的中小学基建不停。如前面所说的在高州以“捞王”出名的高州中学新校长黄庆辉，一到任就急不可待地建实验学校（到任至今刚满两年），高州中学体育场的铺草皮，社会上的公开价格是每铺一平方米1.5元，而他找的工程队则高达每平方米3.5元。据该校教师为其测算，他上任仅一年已完全收回了他300万元的“投资”成本，而他的任期是五年，还有四年任他大捞特捞。二是饭堂收益。此在后面第七节的“饭堂之祸”有详述。三是教师聘任。教师聘用期是5年，为了续聘，聘用期将满时，给校长进贡已成高州教育的一大潜规划。另外一些校长为了恐吓教师送钱，每年都搞所谓考核，实行所谓未位淘汰，凡是考核评分靠后的大多是平时本分老实而又不向校长进贡的。校长便放出风声要将其调走或下放，于是有关教师便又只好忍痛进贡，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而领到的一点钱往校长家里送。至于那些想尽千方百计调回城的乡镇教师更是不惜血本了。四是学校日常的各项修缮小工程，以及用各种费用支出的单据套取现金等，总之是猪笼入水，八方来财。
二、新校区之祸
这几年，如果要说高州教育腐败、官员腐败，焦点在哪里？在家乡的十多天里，相识的老朋友，不认识的市民都是众口一词的激动地向我提到了高州中学新校区问题，且不约而同的激动地将之与同为山区的邻市信宜教育城作比较。这是怎么回事呢？
1999年，高州的决策者们为响应国家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决定充分利用“高州中学”这个金字招牌，建设高州中学新校区，扩大招生，繁荣经济。次年，即开始在城郊征地270亩建设高州中学新校区，2002年秋季，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新校区投入使用。目前，对这校区的造价有几个说法，有的说是2.3亿元，有的说是2.7亿元，而有自称是权威的消息则说已超3亿元：当地政府投入2.3亿元，高州中学贷款投入已达8000万元。群众一说到高州中学新校区，无不与其相邻的信宜教育城相比较：两处的建造时间相同，信宜教育城占地1000亩，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但它的投资只有2.2亿元。这么一比，每一个提到高州中学新校区的干部、群众都气愤难平：我们的占地不到别人的1/3，建筑面积约是别人的1/3，总造价却是别人的1.4倍！请看看这些蛀虫们是怎样花钱的吧：同样是土石方工程，信宜教育城推土是每立方米5元，而高州中学新校区竟高达难以置信的每立方米28元！（建设用地全部是膨化土！）同样是贴外墙的米黄色瓷片，市面上每片价格是0.18元，而高州中学的造价却高达每片0.38元！新校区门前的一段水泥路，长不过450米，宽约16米，加上路边的简易排水沟及16盏路灯，造价竟是匪夷所思的480万元！一个体育馆，预算造价是900万元，但挖基础就花了660万元，现主体刚封顶，内部还未完全完工就已花去2900万元！整个新校区投入使用时没有一片绿叶，教职工、学生和群众都非常不满，后来才种了几十颗杂树，铺了一些草皮，但其所谓的绿化支出却达1000万元！该校校友曾有人准备捐赠2台电梯，但他们就是不要，非要花几十万去买！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回扣”！
新校区建设采取的是当地市领导们自鸣得意的发明：“建管分离”，即政府负责建设，建成后由学校管理使用。为此，在建设之初，当地的市领导们就达成了共识，名为实行责任制，由相关市领导各负责一部分工程，而实质上则是相关市领导成了其所负责的工程的“发包人”，这是其建设造价奇高的根源！这在高州市井上下已是妇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由于人言太盛，高州市主要领导为此曾专门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强调“组织纪律”：1、要求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不得参与议论高州中学新校区的事情；2、不得组织任何队伍（甚至中小学生的夏令营活动）参观信宜教育城；3、不得将高州中学新校区和信宜教育城作比较。
三、择校之祸
高州城区现有9间中学，7间小学，对一个只有20万人的县城来说已是基本可以满足教学需要了。但高州的有关领导和教育局，还有相关学校却想尽千方百计将本已足够的教育资源变为其奇货可居的生财之道。
小学。一是大量招收高价学前班。高州一小、附一小、文明路小学每年招收的学前班均在5～8班，每间小学的学前班学生人数达400～700人。他们为什么热衷于招学前班呢？因为学前班每期的收费近500元，且所需课本资料极少，又不受“一费制”及减免学杂费政策的限制，只需聘几个退休或代课教师，草率对付一下即可。因此，经济效益比正常小学生的要高得多。二是招实验班。每个学生只要交1.2～1.5万元择校费或赞助费，就可以读条件更好的实验班（即所谓的小班，每班约40人左右），且任课老师全部为学校最有经验的。而普通班每班学生则在70～80人之间。高州一小、附一小、文明路小学每年均招收3～6班实验班。正是由于学前班和实验班的长期和大量存在，造成了城区小学学位的长期紧张。普通班学生人数严重超负荷，在教育的起点上人为地造成了不平等。
中学。各中学校生财的招数也是两招。一是大量招收择校生。前面已说过，高州中学每年招收的初中、高中新生分别都在2000～2500人，但计划内（不用交择校费或赞助费的）的招生人数仅为1000人左右，其余的则要交1.5～1.8万元的择校费或赞助费。高州一中、二中、四中的情况也如此。每年的初、高中入学新生中，有一半是必须交择校费的。二是大量招收高价复读生。上述几间城区较好的中学，一方面在大呼学位不足，资源不足，政府投入不够，另一方面每年大量招收高价复读生。如高州中学，2006年招收的升大复读生达1300人以上，每生每期收费2500元，收费标准是正常高中生2倍。学校正常的教学资源在高州的某些人手里就这样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成了他们的摇钱树。而高州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读书几乎成为这里贫苦的孩子唯一出路，但面对着这般巧取豪夺的学校，如此奇高的学费，大量的贫困学子只好强忍泪水，告别了校园。
四、民办之祸
由于择校生和实验班问题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抨击，也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政策，高州教育系统的“精英”们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就是所谓的民办学校。现在高州中学设立了两个民办学校，高州一中也早设立了实验中学，附一小也设立了附属实验小学。设立这些民办学校的目的彻头彻尾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乱收费披上合法的外衣。因为招收择校生和实验班受到国家政策的诸多限制，比如“三限”政策。成立民办学校之后，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外称：这是民办学校，民办学校的收费有它的规矩，必须按成本收费。但事实上高州的每一间公办学校附设的民办学校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教师是公办学校的教师（财政拨工资），校园是公办学校的校园，管理也是统盘管理。试问，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出资者是谁？！哪一位教师或校长或企业家拿出了半分钱来办这些民校？但可悲的是，高州的有关领导及部门却睁眼说瞎话，批准了这些学校的民办资格！试想，不久的将来，是不是高州所有的公办学校都要成立一间民办学校？高州市的公办学校最终将仅剩一个招牌？所有的学生都得交高价学费去读那些所谓的民校？！
五、德育之祸
在高州城东南十多公里的青山绿树中，有一片围墙围着的荒地，据说这里原一个砖厂，墙内到处是被挖得深一片、浅一片的大坑洼，在大坑洼与大坑洼之间，有几幢外表装修得豪华的几层高的楼房，这便是所谓的德育学校了。学校门口挂满了数不清的牌子，如茂名市德育学校、高州市德育学校、高州市少年军校等等。这里最初是一个农场，之后是一个红砖厂，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德育学校。知情者告诉我，别小看这荒山野岭中的只有二十来人的一个小单位，每年却从高州市中小学生中吸取过千万元的血！高州市教育局规定，高州城区每个小学生必须到德育学校接受军训一次。无论城乡的初中生必须到德育学校军训一次，农训一次，接受“三防教育”一次。高中学生要接受军训一次，否则就别想拿到毕业证，也不能参加升学考试。如此，城区学生在整个中小学阶段便要到德育学校受训5次，农村学生如果读到高中的话也要4次。虽然上级文件明确规定不能收取军训费，但德育学校对进校学生，不管是以军训名义或是农训名义或其它名义，只要进来，就收115元，而仅仅是训练5天！训练内容就是排排队、操操练，“一二一”的喊几句，根本没任何实质的内容。另外每生每天还要收伙食费8元，实际开饭5天，但按6天计算。因此，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学生就被高州市教育局的一纸文件强制进入这个德育学校至少4次，而每次的代价则是163元！而现在广东全省实行学杂费减免后，小学生的每期收费才55元，初中生才100元，而这个宣称是育德的场所，5天是163元。
按上级文件规定，军训是不能收费的，其它的社会实践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但高州市教育局、高州市德育学校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视如无物，每年光是强制驱赶中小学生参加军训的人数就超过5万人，收费超过800万元！加上其它的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收入总额超过1000万元！而那些到过德育学校参加军训的学生说，在那里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5天之中才吃过两次肥猪肉，甚至连饭都吃不饱，逼着学生去学校小卖部买零食，价格则是外面的2倍。冬天的时候学校也不提供热水。曾经有一个家长说，他天天从城区跑10多公里去看他的孩子，仅仅5天时间，他孩子住的那间宿舍的军训学生就病倒一大半。社会群众不满地说，小学生去参加军训，枪拿得起了吗？他们强制学生必须要参加军训，安的是什么心？这个德育学校如此的明火执仗的高额乱收费，它还有何德可言？！它究竟要在学生稚嫩的心灵里树何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注视下立何行？它每年的巨额收入去向又如何？为什么这个德育学校已存在数年，明明是在抢钱，但高州的某些领导及有关部门在大小场合竟不停的为它高唱赞歌，为其大开绿灯？司马昭之心，高州的老百姓是一清二楚的。
六、乱收费之祸
近几年，广东乃至全国中小学的收费实行“一费制”，今年又对九年义务教育减免杂费。应当说，在“一费制”实行之初，高州的中小学生的收费负担确实有所减轻。但高州的群众说，象近年的学校这样收费，国家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政策，都不能真正减轻他们的负担。学校的乱收费简直太多太可恶了。首先是各种资料费、试卷费、寒暑假作业费等，学生在校所用的每一张纸都要收钱！有的学校如高州中学甚至是每星期都要收钱，学生家长没有不摇头叹息，气愤得咬牙切齿的，但绝大部分又敢怒不敢言，因为你的孩子既是学校的学生，也是学校的“人质”。其次是普遍收取自修费、补课费等，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每期在300～500元以上，其他年级的在100元左右。再次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捐资，名义上是自愿，但在老师严厉的目光之下，你又非交不可：维修厕所要捐资，做一块窗帘要捐资，种几颗树也要捐资。去年以来，城乡各校竟不约而同地刮起要求毕业班学生捐资慰问老师的歪风，城区几间学校，如高州中学、一中、三中等，要求每个毕业生最少捐资150元来慰问老师，以谢师恩，或帮学校建造或购买一点什么，以留痕迹等。试想，这种行径会给学生留下什么样的“为人师表”的形象？让我们的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如何打量这个社会？高州中小学乱收费另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是，所有的乱收费都不开票据，上级一来检查，要么矢口否认，要么装聋扮哑，什么都说不清楚，然后向检查人员进贡行贿，高州的所有监督部门集体失效就是由此而来的。
七、饭堂之祸
高州的中学校长为什么能叫价到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和吸引力就是因为中学以上的学生被学校规定一定要在学校住宿和开饭，而伙食费的收费标准之高与伙食质量之低劣，简直可以说是教育的耻辱。按物价部门的规定，高州市中小学的伙食费收费标准为：城区学校每天5.5元，农村学校每天5元。但一些学生家长反映，现在农村中学的伙食，即使完全按市场价格，并且交足税金，每天绝对不超过3元。虽然饭堂方面的问题路人皆知，但如果你去调查学校、教育局甚至相关的审计局、物价局，他们肯定会说：“没什么问题，很正规，很好”。但有几个情况是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能否定的：一是任何学校的饭堂均有两本账，一本是应付检查的，一本是内部掌握的，内部账每个学期末就销毁，不留痕迹。二是所有学校物资的采购都是校长指定（名义上是集体讨论），价格、质量也是校长说了算。三是学校以加强管理的名义，规定学生必须在学校开饭，要搞一个外食证不说比登天还难也要过五关斩六将，因此，农村中学的学生在校开饭普遍在八成以上，甚至达九成五。四是学校以维护教学秩序为名，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学生随便进出。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将学生当作摇钱树。学生买一个面包要在学校买，买一支牙膏也要在学校买，就是学生的每一分钱都要在学校花，比监狱还要监狱。高州中学校内的十多平方米小卖部每年的承包金额达二十多万元，还要跑关系。高州一中的小卖部承包金也超过二十万元。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无一不说学校里的东西太贵了，有的学生忍受不了学校内高价劣质的“伤”品，不惜翻围墙出来到校外去买，全市每年都有几个学生为此摔断腿的。学生已成了圈在围墙内的羊，任校长宰割了。五是大量有毒或劣质食品在喂养着我们的孩子。可以说不少学校校长为了最快速度、最大限度的回收“投资”，在学生伙食方面无所不用其极。深入到社会的深层，调查一下老百姓吧：高州的死猪肉、母猪肉，被淘汰了的鸡场的老母鸡，卖到了什么地方？高州的发黄米卖给了谁？粤西是潲水油的重要销售区，是谁在食用？包括那些加工了盐火局鸡后的盐都到哪去了？答案全部是学校。谁在吃？是我们的孩子。
八、分赃之祸
高州教育的种种问题，高州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是一清二楚的，但为什么对此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呢？无他，共享利益——分赃也！
首先，各校长需要获取校长职位，事先已向有关领导进了贡。其次，近年来各部门大量向学校伸手收费，收费之后，便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了。目前向学校收费的主要部门有：教育局，以教研室或勤工办或仪器室或教局印刷厂的名义，每生每期收费15～30元，每间学校每期至少上解2～5万元（不含课本费）。物价局，以年审费、咨询费或赞助费的名义，每间学校每年收几千或几万元不等。卫生局，对有饭堂的学校，以卫生许可收费或年审的名义，每年收取几千元。防疫站，每期对学校饭堂的餐具或食品抽检数次，每次上千元，每期几千元。宣传部，每年收订1～2次资料或读物，每次几千元。另外，团委、普法办等也几乎每期都向学校收钱。其他不定期向学校收钱的有：建设局、规划局、审计局、安监局、人事局等等，总之，凡是有点权力的部门都把手伸向学校，每年的报刊收订任务分派给学校的也特别重，占整个高州市征订任务的六成以上，每间学校少则一、二万元，多则十多万元。再次，学校成了某些部门“吃、拿、卡、要”的最好对象，接待支出负担沉重。每期学校接受的检查少则二、三十批次，多则几十批次，有时一天就达五、六批次。据了解，一间只有1000多人的农村普通中学每期光是代餐费支出起码要几万元，相当于平均每一个学生要几十元。另外，每到中秋和春节，各学校尤其是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必须向所在地政府、市教育局、市纪检、市物价局、市分管领导进贡，每个领导少则千元，多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些资金哪里来？无非是乱收费或是从学生饭堂低劣的饭菜中榨取而来。那么学校为什么对此又毫无怨气呢？老实说，怨言是有的，因为广大教师本身就是受害者，但也只能敢怒不敢言，校长虽然也不太情愿，但他却在乱中生财，从中捞得最多的就是他本人。他很明白，他几十乃至几百万才得到的“校长”职务，不可能只收回成本，而要尽最大可能地产生效益，翻倍地捞回来。因此，他的屁股最脏，所以各路菩萨他都不想得罪，反正是学校的钱，大家共同分赃，苦难无边的便是广大学生和普通教师了。
九、贪官之祸
高州有过辉煌的时候。2001年2月，******到高州进行“三讲”动员讲话，使原本沉寂了几十年的小城高州声名大震，也为高州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光环。但令当地群众气愤的是，当地不少官员从此放心大胆地为自己、为家族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其中原因，当地一位直率的官员酒后吐了真言：这道政治光环就是我们当官的最好的保护线、“免死牌”——按我们的国情，高州作为“三讲”的典型，肯定是“一好遮百丑”了，树典型嘛，肯定是只讲好的，不会露丑的：有什么问题上级也会考虑到政治影响，顾忌三分，不会甚至是不敢来查，相反是要树好这个典型，不丢江总书记的肥脸。综观高州这几年，官员的“捞风”却是一年甚于一年，什么官位都是论价而卖，这已是当地行政单位上下通晓的秘密：镇书记50万元以上，镇长30万元以上；市区机关单位一把手则视乎权力的大小，回报的多少，少的几十万元，高的达二、三百万元。同时，高州上下裙带关系风更是到了极点。这几年升迁的，真是尽显“老子英雄儿好汉”，都是实权人物的儿女、女婿……等“皇亲国戚”。有一个曾任过组织部长、副书记的市领导，在前几年的机构改革中，毫无原则地提升了一大批男女干部，男的收钱，女的捞色，干部群众气愤地说：“他这一次可是财色双收，盘满钵满，足够他家族挥霍几辈子了”。他的儿子、儿媳们也全安排在财政税务部门，儿子们做官，儿媳们也没闲着，全在肥缺科室，连保姆也安排入了行政机关。这方面，高州的官们可是各显神通，用尽手腕把那些下岗的或无职业的亲戚、关系——主要是金钱关系，插入机关、事业单位吃皇粮，以致前几年的机构改革非但没有减轻财政负担，反而是新增了一批吃财政饭的人员。除了任人唯亲之外，能打破这“血统论”异军突起的，就尽是金钱的力量了！具体看看高州这几年提升的干部，有几个是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或者是有真才实学的机关干部？！
还是说回教育吧。高州中学造价奇高，就是当地官员聪明地利用了“三讲”的政治光环作“护身牌”，如前所述的放心大胆地“发包”工程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州教育的全面腐败就是政府贪官对教育的深度干扰以及政府的贪腐官员与教育系统的败类狼狈为奸的结果：各级校长买官的金钱主要流入了政府主要官员的腰包，前面所说的教师进城要8～10万元，政府的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分管文教的党政人大领导以及高州市党政头儿都参与了分赃。2004年高州市曾出现过一次有100多名教师同时突击回城的狂潮。不用调查，高州上下都知道是当时的市长温洪贺突击收钱的结果。“五万元签字、八万元跟踪、十万元搞定”这就是当时温市长的尺度。另外教育系统的重要基建、重大物资采购无不有当地重要官员赤裸的霸道介入。在高州，学校请哪一支电影队放电影，学校饭堂买谁的菜、进谁的米、假期组织教师出外旅游交给哪间公司组团，学生买哪间保险公司的保险，甚至学生饭堂的饭卡交给谁做都要直接找到市委市府大院的头儿，那些头儿为了几个钱竟也毫不知耻地签字画押。那些旅行社的导游、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拿着市长、常委的签字来找学校领导要业务是家常便饭的事。
名震南粤，英才辈出。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杂交水稻之父——丁颖，就是广东高州人。恢复高考以来，高州每年高考的上线人数、尖子生人数都在广东各市县中名列前茅。但最近笔者春节返乡，接触到的老同事、老朋友、教育系统工作的至交、华师的校友、同学乃至一面之交的群众，无不对高州的教育议论纷纷，指其腐败无处不在，金钱决定一切，教师素质不断下滑，人心涣散，学生好比囚徒……所见所闻无不令笔者震惊和担忧！久负盛名的高州教育已成为当地官员腐败的牺牲品，闻之色变，触目惊心！
一、买卖之祸
2006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在南粤久负盛名的百年老校——高州中学800分以上的人数只有11人，仅排在茂名地区第三，不仅不及茂名市一中，已经是连续两年输给了山区小兄弟信宜中学（800分以上18人）。得知这一结果，高州的群众愤怒得几乎是异口同声：“这就是买卖的结果！校长是买来当的！教师是买来教的！不少学生也是买进去读的！明年还不知是怎么样呢！！”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几年，高州教育一切资源的分配，包括校长的任命、教师进城指标、优质学位，甚至教师的正常调动，用群众形象生动的话来说，已是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实现了100%的市场经济，完完全全金钱化了。而其各项的“成交价格”，在教育系统、教师之间已是公开的秘密：普通初级中学校长的买卖价格视该校在校学生人数多少而定，一般在20～40万元；教办主任（中心学校校长）20～30万元；农村完全中学校长则要50～60万元；城区四大中学（高州中学、一中、二中、四中，皆为省一级学校）的校长成交价格更为惊人。据其圈中的知情者透露，2004年末，在高州以“捞王”出名的黄庆辉（原高州二中校长）为谋得其现在的高州中学校长职务（高州中学已有百年历史，解放前称“广东省立第九中学”，在广东一直享有盛名，可以说是高州乃至茂名地区最具名声的“招牌”，培养了不计其数的教授、工程师、文人、学者及政界要人，前面所说的我国杂交水稻之父丁颖就是她的毕业生。八十年代初其高考升学率就已达75%以上，八十年代中后期曾连出三届广东状元，名震两广），重资投入至少300万元以上。他如愿以偿谋得该校校长职位后的两年高考，成绩连续两年不如山区小县信宜。就连分界中学这样的一间农村中学，其现任校长取得此职务的代价是70万元。另外，一般教师要从农村乡镇进入城区四大中学，调动价格在8～10万元。小学教师要成为中学教师需2～3万元。教师要想有选择的在镇与镇之间调动需1～2万元。至于学校内的各个职位，如副校长、科室主任等，也有一个心知肚明的价格，投资若达不到其标准，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该位置的。
优质学位也早已如此。高州中学每年招收的初中、高中新生均在2000～2500人，但初中、高中均大约只有1000人是正取生，其余的都要交1.5～2万元的择校费才能入学。特别是2002年高州中学分设初中部、高中部后，城区四大中学一律不再设公办初中，全部由高州中学初中部招生，但正取生只有1000人（原来城区各中学的初中正取生共招4000人），其余的一律要交1.2～1.5万元的择校费才能入学！群众对此怨声载道，说：“教育部门制定的这政策是明火执仗，是坑民政策，有意抬高读初中的门槛而去抢群众的血汗钱！”2006年7月，高州市教育局局长被砍致残，《南方日报》等媒体都作过公开报道，并指高州市不合理的招生制度有可能是其被砍的原因之一。
进城或教师调动的黑规则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一个真人真事、现身说法的例子。一对教师夫妇在乡镇从教多年，按教学资历、教学水平和成绩，在前几年就符合回城区中学任教的条件，但看着一个个教学能力、水平、资历都不如他们的，有的甚至是连当地农村学校都不要的教师“莫名其妙”的回城区中学任教，去年夫妇俩终于开了窍，如愿以偿的调回城区某中学任教，但也付出了夫妇俩十多年从教省吃俭用才积攒下来的15万元！如今夫妇俩见到亲朋好友忍不住的就抱怨：“原以为城区中学效益好，想不到没比乡镇好多少，真不知到了退休能不能收回成本！”。以前城区学校的效益确比乡镇学校胜一筹，但因近年来不少老师想方设法“投资”回城，致使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也就僧多钱少了。如高州中学1997年的教职员工才193人，而现在其高中部即近500人（2002年9月投入使用时才290人），初中部超过300人。通过这种赤裸裸的买卖方式进来的教师大部分素质低下，个别是社会无业游民、下岗工人甚至是农民。
不了解高州教育生财之道的朋友也许觉得是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个校长，值吗？不会是天方夜谭吧，那些家伙是疯子还是傻子了？个中奥妙，且让我简单的为你破解：
回本之法：一是各类基建。近十多年来，高州先是学校“改危”，之后又是评等级，又是“美丽校园”等等，各学校特别是城区的中小学基建不停。如前面所说的在高州以“捞王”出名的高州中学新校长黄庆辉，一到任就急不可待地建实验学校（到任至今刚满两年），高州中学体育场的铺草皮，社会上的公开价格是每铺一平方米1.5元，而他找的工程队则高达每平方米3.5元。据该校教师为其测算，他上任仅一年已完全收回了他300万元的“投资”成本，而他的任期是五年，还有四年任他大捞特捞。二是饭堂收益。此在后面第七节的“饭堂之祸”有详述。三是教师聘任。教师聘用期是5年，为了续聘，聘用期将满时，给校长进贡已成高州教育的一大潜规划。另外一些校长为了恐吓教师送钱，每年都搞所谓考核，实行所谓未位淘汰，凡是考核评分靠后的大多是平时本分老实而又不向校长进贡的。校长便放出风声要将其调走或下放，于是有关教师便又只好忍痛进贡，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而领到的一点钱往校长家里送。至于那些想尽千方百计调回城的乡镇教师更是不惜血本了。四是学校日常的各项修缮小工程，以及用各种费用支出的单据套取现金等，总之是猪笼入水，八方来财。
二、新校区之祸
这几年，如果要说高州教育腐败、官员腐败，焦点在哪里？在家乡的十多天里，相识的老朋友，不认识的市民都是众口一词的激动地向我提到了高州中学新校区问题，且不约而同的激动地将之与同为山区的邻市信宜教育城作比较。这是怎么回事呢？
1999年，高州的决策者们为响应国家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决定充分利用“高州中学”这个金字招牌，建设高州中学新校区，扩大招生，繁荣经济。次年，即开始在城郊征地270亩建设高州中学新校区，2002年秋季，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新校区投入使用。目前，对这校区的造价有几个说法，有的说是2.3亿元，有的说是2.7亿元，而有自称是权威的消息则说已超3亿元：当地政府投入2.3亿元，高州中学贷款投入已达8000万元。群众一说到高州中学新校区，无不与其相邻的信宜教育城相比较：两处的建造时间相同，信宜教育城占地1000亩，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但它的投资只有2.2亿元。这么一比，每一个提到高州中学新校区的干部、群众都气愤难平：我们的占地不到别人的1/3，建筑面积约是别人的1/3，总造价却是别人的1.4倍！请看看这些蛀虫们是怎样花钱的吧：同样是土石方工程，信宜教育城推土是每立方米5元，而高州中学新校区竟高达难以置信的每立方米28元！（建设用地全部是膨化土！）同样是贴外墙的米黄色瓷片，市面上每片价格是0.18元，而高州中学的造价却高达每片0.38元！新校区门前的一段水泥路，长不过450米，宽约16米，加上路边的简易排水沟及16盏路灯，造价竟是匪夷所思的480万元！一个体育馆，预算造价是900万元，但挖基础就花了660万元，现主体刚封顶，内部还未完全完工就已花去2900万元！整个新校区投入使用时没有一片绿叶，教职工、学生和群众都非常不满，后来才种了几十颗杂树，铺了一些草皮，但其所谓的绿化支出却达1000万元！该校校友曾有人准备捐赠2台电梯，但他们就是不要，非要花几十万去买！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回扣”！
新校区建设采取的是当地市领导们自鸣得意的发明：“建管分离”，即政府负责建设，建成后由学校管理使用。为此，在建设之初，当地的市领导们就达成了共识，名为实行责任制，由相关市领导各负责一部分工程，而实质上则是相关市领导成了其所负责的工程的“发包人”，这是其建设造价奇高的根源！这在高州市井上下已是妇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由于人言太盛，高州市主要领导为此曾专门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强调“组织纪律”：1、要求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不得参与议论高州中学新校区的事情；2、不得组织任何队伍（甚至中小学生的夏令营活动）参观信宜教育城；3、不得将高州中学新校区和信宜教育城作比较。
三、择校之祸
高州城区现有9间中学，7间小学，对一个只有20万人的县城来说已是基本可以满足教学需要了。但高州的有关领导和教育局，还有相关学校却想尽千方百计将本已足够的教育资源变为其奇货可居的生财之道。
小学。一是大量招收高价学前班。高州一小、附一小、文明路小学每年招收的学前班均在5～8班，每间小学的学前班学生人数达400～700人。他们为什么热衷于招学前班呢？因为学前班每期的收费近500元，且所需课本资料极少，又不受“一费制”及减免学杂费政策的限制，只需聘几个退休或代课教师，草率对付一下即可。因此，经济效益比正常小学生的要高得多。二是招实验班。每个学生只要交1.2～1.5万元择校费或赞助费，就可以读条件更好的实验班（即所谓的小班，每班约40人左右），且任课老师全部为学校最有经验的。而普通班每班学生则在70～80人之间。高州一小、附一小、文明路小学每年均招收3～6班实验班。正是由于学前班和实验班的长期和大量存在，造成了城区小学学位的长期紧张。普通班学生人数严重超负荷，在教育的起点上人为地造成了不平等。
中学。各中学校生财的招数也是两招。一是大量招收择校生。前面已说过，高州中学每年招收的初中、高中新生分别都在2000～2500人，但计划内（不用交择校费或赞助费的）的招生人数仅为1000人左右，其余的则要交1.5～1.8万元的择校费或赞助费。高州一中、二中、四中的情况也如此。每年的初、高中入学新生中，有一半是必须交择校费的。二是大量招收高价复读生。上述几间城区较好的中学，一方面在大呼学位不足，资源不足，政府投入不够，另一方面每年大量招收高价复读生。如高州中学，2006年招收的升大复读生达1300人以上，每生每期收费2500元，收费标准是正常高中生2倍。学校正常的教学资源在高州的某些人手里就这样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成了他们的摇钱树。而高州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读书几乎成为这里贫苦的孩子唯一出路，但面对着这般巧取豪夺的学校，如此奇高的学费，大量的贫困学子只好强忍泪水，告别了校园。
四、民办之祸
由于择校生和实验班问题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抨击，也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政策，高州教育系统的“精英”们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就是所谓的民办学校。现在高州中学设立了两个民办学校，高州一中也早设立了实验中学，附一小也设立了附属实验小学。设立这些民办学校的目的彻头彻尾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乱收费披上合法的外衣。因为招收择校生和实验班受到国家政策的诸多限制，比如“三限”政策。成立民办学校之后，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外称：这是民办学校，民办学校的收费有它的规矩，必须按成本收费。但事实上高州的每一间公办学校附设的民办学校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教师是公办学校的教师（财政拨工资），校园是公办学校的校园，管理也是统盘管理。试问，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出资者是谁？！哪一位教师或校长或企业家拿出了半分钱来办这些民校？但可悲的是，高州的有关领导及部门却睁眼说瞎话，批准了这些学校的民办资格！试想，不久的将来，是不是高州所有的公办学校都要成立一间民办学校？高州市的公办学校最终将仅剩一个招牌？所有的学生都得交高价学费去读那些所谓的民校？！
五、德育之祸
在高州城东南十多公里的青山绿树中，有一片围墙围着的荒地，据说这里原一个砖厂，墙内到处是被挖得深一片、浅一片的大坑洼，在大坑洼与大坑洼之间，有几幢外表装修得豪华的几层高的楼房，这便是所谓的德育学校了。学校门口挂满了数不清的牌子，如茂名市德育学校、高州市德育学校、高州市少年军校等等。这里最初是一个农场，之后是一个红砖厂，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德育学校。知情者告诉我，别小看这荒山野岭中的只有二十来人的一个小单位，每年却从高州市中小学生中吸取过千万元的血！高州市教育局规定，高州城区每个小学生必须到德育学校接受军训一次。无论城乡的初中生必须到德育学校军训一次，农训一次，接受“三防教育”一次。高中学生要接受军训一次，否则就别想拿到毕业证，也不能参加升学考试。如此，城区学生在整个中小学阶段便要到德育学校受训5次，农村学生如果读到高中的话也要4次。虽然上级文件明确规定不能收取军训费，但德育学校对进校学生，不管是以军训名义或是农训名义或其它名义，只要进来，就收115元，而仅仅是训练5天！训练内容就是排排队、操操练，“一二一”的喊几句，根本没任何实质的内容。另外每生每天还要收伙食费8元，实际开饭5天，但按6天计算。因此，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学生就被高州市教育局的一纸文件强制进入这个德育学校至少4次，而每次的代价则是163元！而现在广东全省实行学杂费减免后，小学生的每期收费才55元，初中生才100元，而这个宣称是育德的场所，5天是163元。
按上级文件规定，军训是不能收费的，其它的社会实践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但高州市教育局、高州市德育学校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视如无物，每年光是强制驱赶中小学生参加军训的人数就超过5万人，收费超过800万元！加上其它的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收入总额超过1000万元！而那些到过德育学校参加军训的学生说，在那里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5天之中才吃过两次肥猪肉，甚至连饭都吃不饱，逼着学生去学校小卖部买零食，价格则是外面的2倍。冬天的时候学校也不提供热水。曾经有一个家长说，他天天从城区跑10多公里去看他的孩子，仅仅5天时间，他孩子住的那间宿舍的军训学生就病倒一大半。社会群众不满地说，小学生去参加军训，枪拿得起了吗？他们强制学生必须要参加军训，安的是什么心？这个德育学校如此的明火执仗的高额乱收费，它还有何德可言？！它究竟要在学生稚嫩的心灵里树何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注视下立何行？它每年的巨额收入去向又如何？为什么这个德育学校已存在数年，明明是在抢钱，但高州的某些领导及有关部门在大小场合竟不停的为它高唱赞歌，为其大开绿灯？司马昭之心，高州的老百姓是一清二楚的。
六、乱收费之祸
近几年，广东乃至全国中小学的收费实行“一费制”，今年又对九年义务教育减免杂费。应当说，在“一费制”实行之初，高州的中小学生的收费负担确实有所减轻。但高州的群众说，象近年的学校这样收费，国家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政策，都不能真正减轻他们的负担。学校的乱收费简直太多太可恶了。首先是各种资料费、试卷费、寒暑假作业费等，学生在校所用的每一张纸都要收钱！有的学校如高州中学甚至是每星期都要收钱，学生家长没有不摇头叹息，气愤得咬牙切齿的，但绝大部分又敢怒不敢言，因为你的孩子既是学校的学生，也是学校的“人质”。其次是普遍收取自修费、补课费等，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每期在300～500元以上，其他年级的在100元左右。再次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捐资，名义上是自愿，但在老师严厉的目光之下，你又非交不可：维修厕所要捐资，做一块窗帘要捐资，种几颗树也要捐资。去年以来，城乡各校竟不约而同地刮起要求毕业班学生捐资慰问老师的歪风，城区几间学校，如高州中学、一中、三中等，要求每个毕业生最少捐资150元来慰问老师，以谢师恩，或帮学校建造或购买一点什么，以留痕迹等。试想，这种行径会给学生留下什么样的“为人师表”的形象？让我们的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如何打量这个社会？高州中小学乱收费另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是，所有的乱收费都不开票据，上级一来检查，要么矢口否认，要么装聋扮哑，什么都说不清楚，然后向检查人员进贡行贿，高州的所有监督部门集体失效就是由此而来的。
七、饭堂之祸
高州的中学校长为什么能叫价到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和吸引力就是因为中学以上的学生被学校规定一定要在学校住宿和开饭，而伙食费的收费标准之高与伙食质量之低劣，简直可以说是教育的耻辱。按物价部门的规定，高州市中小学的伙食费收费标准为：城区学校每天5.5元，农村学校每天5元。但一些学生家长反映，现在农村中学的伙食，即使完全按市场价格，并且交足税金，每天绝对不超过3元。虽然饭堂方面的问题路人皆知，但如果你去调查学校、教育局甚至相关的审计局、物价局，他们肯定会说：“没什么问题，很正规，很好”。但有几个情况是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能否定的：一是任何学校的饭堂均有两本账，一本是应付检查的，一本是内部掌握的，内部账每个学期末就销毁，不留痕迹。二是所有学校物资的采购都是校长指定（名义上是集体讨论），价格、质量也是校长说了算。三是学校以加强管理的名义，规定学生必须在学校开饭，要搞一个外食证不说比登天还难也要过五关斩六将，因此，农村中学的学生在校开饭普遍在八成以上，甚至达九成五。四是学校以维护教学秩序为名，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学生随便进出。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将学生当作摇钱树。学生买一个面包要在学校买，买一支牙膏也要在学校买，就是学生的每一分钱都要在学校花，比监狱还要监狱。高州中学校内的十多平方米小卖部每年的承包金额达二十多万元，还要跑关系。高州一中的小卖部承包金也超过二十万元。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无一不说学校里的东西太贵了，有的学生忍受不了学校内高价劣质的“伤”品，不惜翻围墙出来到校外去买，全市每年都有几个学生为此摔断腿的。学生已成了圈在围墙内的羊，任校长宰割了。五是大量有毒或劣质食品在喂养着我们的孩子。可以说不少学校校长为了最快速度、最大限度的回收“投资”，在学生伙食方面无所不用其极。深入到社会的深层，调查一下老百姓吧：高州的死猪肉、母猪肉，被淘汰了的鸡场的老母鸡，卖到了什么地方？高州的发黄米卖给了谁？粤西是潲水油的重要销售区，是谁在食用？包括那些加工了盐火局鸡后的盐都到哪去了？答案全部是学校。谁在吃？是我们的孩子。
八、分赃之祸
高州教育的种种问题，高州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是一清二楚的，但为什么对此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呢？无他，共享利益——分赃也！
首先，各校长需要获取校长职位，事先已向有关领导进了贡。其次，近年来各部门大量向学校伸手收费，收费之后，便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了。目前向学校收费的主要部门有：教育局，以教研室或勤工办或仪器室或教局印刷厂的名义，每生每期收费15～30元，每间学校每期至少上解2～5万元（不含课本费）。物价局，以年审费、咨询费或赞助费的名义，每间学校每年收几千或几万元不等。卫生局，对有饭堂的学校，以卫生许可收费或年审的名义，每年收取几千元。防疫站，每期对学校饭堂的餐具或食品抽检数次，每次上千元，每期几千元。宣传部，每年收订1～2次资料或读物，每次几千元。另外，团委、普法办等也几乎每期都向学校收钱。其他不定期向学校收钱的有：建设局、规划局、审计局、安监局、人事局等等，总之，凡是有点权力的部门都把手伸向学校，每年的报刊收订任务分派给学校的也特别重，占整个高州市征订任务的六成以上，每间学校少则一、二万元，多则十多万元。再次，学校成了某些部门“吃、拿、卡、要”的最好对象，接待支出负担沉重。每期学校接受的检查少则二、三十批次，多则几十批次，有时一天就达五、六批次。据了解，一间只有1000多人的农村普通中学每期光是代餐费支出起码要几万元，相当于平均每一个学生要几十元。另外，每到中秋和春节，各学校尤其是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必须向所在地政府、市教育局、市纪检、市物价局、市分管领导进贡，每个领导少则千元，多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些资金哪里来？无非是乱收费或是从学生饭堂低劣的饭菜中榨取而来。那么学校为什么对此又毫无怨气呢？老实说，怨言是有的，因为广大教师本身就是受害者，但也只能敢怒不敢言，校长虽然也不太情愿，但他却在乱中生财，从中捞得最多的就是他本人。他很明白，他几十乃至几百万才得到的“校长”职务，不可能只收回成本，而要尽最大可能地产生效益，翻倍地捞回来。因此，他的屁股最脏，所以各路菩萨他都不想得罪，反正是学校的钱，大家共同分赃，苦难无边的便是广大学生和普通教师了。
九、贪官之祸
高州有过辉煌的时候。2001年2月，******到高州进行“三讲”动员讲话，使原本沉寂了几十年的小城高州声名大震，也为高州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光环。但令当地群众气愤的是，当地不少官员从此放心大胆地为自己、为家族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其中原因，当地一位直率的官员酒后吐了真言：这道政治光环就是我们当官的最好的保护线、“免死牌”——按我们的国情，高州作为“三讲”的典型，肯定是“一好遮百丑”了，树典型嘛，肯定是只讲好的，不会露丑的：有什么问题上级也会考虑到政治影响，顾忌三分，不会甚至是不敢来查，相反是要树好这个典型，不丢江总书记的肥脸。综观高州这几年，官员的“捞风”却是一年甚于一年，什么官位都是论价而卖，这已是当地行政单位上下通晓的秘密：镇书记50万元以上，镇长30万元以上；市区机关单位一把手则视乎权力的大小，回报的多少，少的几十万元，高的达二、三百万元。同时，高州上下裙带关系风更是到了极点。这几年升迁的，真是尽显“老子英雄儿好汉”，都是实权人物的儿女、女婿……等“皇亲国戚”。有一个曾任过组织部长、副书记的市领导，在前几年的机构改革中，毫无原则地提升了一大批男女干部，男的收钱，女的捞色，干部群众气愤地说：“他这一次可是财色双收，盘满钵满，足够他家族挥霍几辈子了”。他的儿子、儿媳们也全安排在财政税务部门，儿子们做官，儿媳们也没闲着，全在肥缺科室，连保姆也安排入了行政机关。这方面，高州的官们可是各显神通，用尽手腕把那些下岗的或无职业的亲戚、关系——主要是金钱关系，插入机关、事业单位吃皇粮，以致前几年的机构改革非但没有减轻财政负担，反而是新增了一批吃财政饭的人员。除了任人唯亲之外，能打破这“血统论”异军突起的，就尽是金钱的力量了！具体看看高州这几年提升的干部，有几个是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或者是有真才实学的机关干部？！
还是说回教育吧。高州中学造价奇高，就是当地官员聪明地利用了“三讲”的政治光环作“护身牌”，如前所述的放心大胆地“发包”工程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州教育的全面腐败就是政府贪官对教育的深度干扰以及政府的贪腐官员与教育系统的败类狼狈为奸的结果：各级校长买官的金钱主要流入了政府主要官员的腰包，前面所说的教师进城要8～10万元，政府的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分管文教的党政人大领导以及高州市党政头儿都参与了分赃。2004年高州市曾出现过一次有100多名教师同时突击回城的狂潮。不用调查，高州上下都知道是当时的市长温洪贺突击收钱的结果。“五万元签字、八万元跟踪、十万元搞定”这就是当时温市长的尺度。另外教育系统的重要基建、重大物资采购无不有当地重要官员赤裸的霸道介入。在高州，学校请哪一支电影队放电影，学校饭堂买谁的菜、进谁的米、假期组织教师出外旅游交给哪间公司组团，学生买哪间保险公司的保险，甚至学生饭堂的饭卡交给谁做都要直接找到市委市府大院的头儿，那些头儿为了几个钱竟也毫不知耻地签字画押。那些旅行社的导游、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拿着市长、常委的签字来找学校领导要业务是家常便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