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新鲜的"服务项目"，立刻火爆蓉城。当今时代，喜欢尝新鲜的人不少，成都人尤其喜欢赶时髦。这间"真人秀"发泄屋的老板名叫阳桥，是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据阳桥介绍，络绎不绝的"顾客"以心情压抑的年轻人为主。而在店里服务的"真人"名叫赵亮，是一个更年轻的、只有二十岁的小伙子。赵亮刚从吉林某体育学校毕业，看上去体格健壮、敦厚老实。阳桥介绍说，赵亮从小就苦练了散打和跆拳道等项目，依照他的功力，足以应付一般人肆意的"殴打"。另外，店里还有一个女"真人"，是个十九岁的姑娘，也是学武术的，练散打和套路。既然两个"真人"都是非同寻常的"练家子"，那么"发泄者"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打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发泄者"累得瘫倒在地，而两名"真人"仍然傲然屹立，若无其事。
我赶紧找来报纸仔细阅读，果然这是一则真实的新闻。读到记者绘声绘色的描写，我的心里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这家让人"耳目一新"的店铺，实施的不就是一种"我有钱，我打人；我没钱，我被打"的荒唐逻辑吗？虽然打着"服务"的旗号，虽然是一种"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双方都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我想追问的是：难道只要买卖双方都"愿意"，这种活动就合理与合法吗？这家店铺有没有到工商税务乃至文化管理部门去办理相关审批的手续？它是以什么样的名义申报办理的？而主管部门又是以什么样的名义批准的？难道它属于"心理咨询业"吗？
开店者的意图不必深究，无非就是一个年轻人的发财创意罢了。真正让我警惕的是：这家店开张之后一直生意火爆，前来"发泄"的顾客可谓车水马龙、争先恐后。这个事实再次表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我们的心灵结构已经远离了"健康"的警戒线。暴力成为我们的爱好，侮辱成为我们的消遣，那么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说想当禽兽，人人都说想当天使。然而，在实际生活之中，言行接近天使的人很少，接近禽兽的人却很多。这些前来花钱打人的人，平日里是否都以文质彬彬的天使的形象出现，只有在此时此刻才恢复禽兽的本来面目？
我们为什么有打人的欲望呢？是因为我们受到比我们更强悍的人欺压？还是因为我们需要以此来找回残存的一点自信？或者我们周边的环境本来就是鼓励和赞美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瑞典女政治家阿尔瓦•米达尔曾经严峻地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处在一个"被兽性化"的过程中。她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当代的传媒："如今效率相当高地促进暴力的一个文化因素就是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视觉性的媒介传入我们脑中的每一件事情。"传媒上传播、鼓励和赞赏暴力精神，对公众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尔瓦•米达尔进一步指出，由于对信息缺乏过滤的能力，"儿童与青年更容易接受残忍的行为方式"。她准确地抓住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症结。
以前我听说过，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里，专门设计有一个房间，里面安放着按照老板模样制作的充气人。在下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巨大的员工们，都可以走进这间屋子里，戴上拳击手套，狠狠地把假人揍上一顿，以发泄心中对老板的怨恨。我原来以为，只有心理阴暗的小日本才会有这样的"发明创造"，却没有想到，国人的想象力更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进入了"真人秀"的境界。这种所谓的"真人秀"表现了我们时代的病态：如果因为自己的心理处于压抑状态，就要通过殴打他人来发泄和舒缓；那么，要是自己挨了别人的殴打，是不是就要将暴力升级、乃至到将对方杀死的地步呢？"顾客"先生和"顾客"小姐们，你们想到过没有：在你们摧残别人（即便你是"顾客"，别人是"服务者"）的时候，你们同时摧残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在你们在征服一个不能对你还手的对象的时候，你们同时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你们在实施暴力行为的时候，已然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虽然你们为暴力行为付出了相应的金钱，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性质--暴力表明了人内在的怯懦和卑劣，诉诸于暴力的人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并且对未来完全绝望。
在中国，儒家文化只是一张面具，一堆谎言。其实，中国人从来就只相信"成王败寇"的铁血原则。非暴力的文化和精神在中国一直遭到嘲笑和漠视，相反，"力量崇拜"一直是中国灵魂深处的崇拜方式。从《三国演义》到《水浒转》，暴力是讴歌与赞美的对象。课堂上老师说的话，老师自己都不相信，学生们又怎么会去身体力行呢？儒家的经典中常常说"仁者爱人"，但中国很少出现真正具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仁者"--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们杀人的事业比他们的学问更加辉煌。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既是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又是暴力行为的承受者。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戾气的历史，历史的书写者们在涉及到暴力问题的时候，往往如清风明月般无比轻松，如杀人、吃人、酷刑，士大夫们都温文尔雅地缓缓描写之。学者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以专章讨论了弥漫于明末社会的"戾气"。当时，有识者对时代氛围均有相同的感受。朱鹤龄说："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矣。"张尔岐极言"杀人之惨"，曰："杀牛之惨，戒惧迫蹇，血肉淋漓而已；杀人之惨，则有战惧而不暇，迫蹇而无地，血肉淋漓充满世间而莫测其际者；何也？杀牛者，刀砧而已；杀人者，不止一刀砧也。"赵园尤其称赞王夫之对暴戾之气的深刻剖析和否定："王夫之的犀利，尤在他对隐蔽的暴力倾向的察知，如已成风尚的苛酷刻核。‘苛'几可视为明代士人（包括明儒）的性格。这本是一个苛刻的时代，人主用重典，士人为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虽有‘名士风流'点缀其间，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脱。放荡不羁，不过‘似'魏晋而已，细细看去，总能感到戾气的弥漫，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苛'，即常为人从道德意义上肯定的不觉其为‘病'的病。"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和稳定，其重要的标志便是：人们如何看待暴力、法治是否能够有效地避免暴力、文化是否能够充分地剥离暴力。今天，由于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威慑，很多人还只能选择出钱打人的办法，来发泄内心的邪恶；明天，假如"王纲解纽"、法律松弛，这些人一定会成为新时代的"义和团拳民"，打着诸如"爱国"和"正义"的幌子，实施烧杀抢掠的卑鄙行径。"文革"不是一个领袖就可以发动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领袖迎合了我们残酷嗜血的"国民性"。
百年来中国人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大概只有黑人才堪与之相比。但是，中国没有诞生马丁•路德•金及其精神取向--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人们会把马丁•路德•金和甘地这样的人物当作傻子和疯子，没有多少人尊重他们，没有多少人爱戴他们；没有多少人愿意倾听他们的话语，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他们的理念。马丁•路德•金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非暴力是对我们时代的至关重要的政治与道德问题的回答--人类必须克服压迫与暴力，而不是诉诸暴力与压迫。文明与暴力是势不两立的观念。继印度人民之后，美国黑人表明：非暴力并非毫无结果的消极被动，而是一种导致社会变迁的强大的道德力量。"他和跟随他的黑人们，除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他们的身体裸露在外，迎向警察的凶器。他们选择了被殴打的命运，而不是暴力反击的位置，他们没有失败，他们健步走向成功。
今天中国暴力文化的泛滥，文化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无不充满了暴力因素。这些视听文化的潜移默化，使得暴力成为许多人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由于贫富悬殊的加剧和不公正性的分配制度，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正在积蓄成一股强大的暗流。每天的新闻中几乎都有关于残忍的案件的报道，或者是肢解母亲的逆子，或者是用汽油烧死怀孕怀了女儿的妻子的恶夫，或者是打了老师两个耳光的幼儿园里五岁的孩子，或者是掏枪杀害教授的警察......我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现状，但我认为，在谴责为富不仁的特权阶层的同时，必须将非暴力和仁爱的精神嫁接到当代文化之中，换言之，让"打人者"成为"爱人者"。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这种精神蜕变也不是瞬间就能完成的。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无论是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都不再有打人的欲望，而只有"爱人如己"的心态。
知识分子不应成为偏见和仇恨的传播者，而应当成为和平的使者与爱的言说者。让我们记住马丁•路德•金的告诫："人们就必须为所有的人类冲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一种排除复仇、侵略和报复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爱。"我想，马丁•路德•金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听的，也是说给我们中国人听的，尤其是说给那些以打人为乐的人听的。我们应当为打人的冲动而感到耻辱--这与是否付钱无关，付钱改变不了打人的实质。最后，我祝愿成都的那家"我有钱，我打人"的"真人秀"早日关门，否则它始终是成都这个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的一大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