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8月，我的儿子因车祸住进了深圳某大医院。当时入住的病房里加上儿子有两个人，儿子住在里面，一老人住在外面。儿子因脑部跌伤，要做手术。为慎重起见，我们在北京请来了当时有名的脑外科专家，并且带着助手。经检查後，我们决定不做手术，而接受保守治疗。
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但院方却一直不停地在催促着我们做手术。於是，红封包我们也就一直不停地在给，从上到下，包括送热水的和换床单的，哪个环节少了或怠慢了，我们的麻烦便接踵而至的来了。送热水的如果没给小费，今天可能就没有热水喝，换床单的不给小费，换上的床单就不乾净或者根本就不给换。儿子当时不能动，每次离开病房要去做检查时，都需要人来保持平衡地擡来擡去，但只要我们将钱塞进护士长的手中，便立刻有5、6个小夥子出来帮忙。此种情形，不一列举……
一天，大约半夜两点钟左右，医院接待了一位脑外科车祸病人，患者为一34、5岁的男人。因当时急需手术，於是便将儿子病房外面的老头换走，而将此病患暂安置於病房中。就是这种环境下，惊人的手术便开始了。更令人惊异的是，我的先生还在里面陪着儿子於半梦半醒间，两个病患之间只拉上一个白廉，病患并未送入手术室，就这样，便做起了开颅手术。……
凌晨四点，当我来换先生班的时候，只见他吓得脸色苍白，拉着我说要立刻给儿子换病房。原来整个40分钟手术的全过程，都被他听得一清二楚。儿子当时昏睡着，并不是很清醒。而一帘之隔的旁边，用电锯“喳、喳、喳” 割开头颅的每一声，刀剪的响动，以及医生和护士的所有对话，都被他尽收耳底。加上深夜医院的暗光和肃静，那种阴森恐怖仿似地狱的感觉，更令他毛骨悚然、惊恐万分……
到了上午，当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白帘也打开了。出出入入时，我看见了坐在床边护理那个男人的女人，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坐在床边的是病人妻子的妹妹。原来，那个男人的妻子和妹妹从湖南来深圳打工，做花篮给大酒店，或供人婚丧嫁娶所用。8月，秋收过後，丈夫从湖南来深圳寻妻，打算做完当天便一起回家。於是，晚上9：30， 丈夫帮妻子去大酒店送最後一个花篮时，却被一酒醉的卡车司机违章驾驶撞倒，当时警察到达现场後，与司机交涉，司机承认了一切，并同意赔偿所有损失。
於是，妹妹在现场叫救护车，那时男人仍然存活，可是半个小时後当救护车将人送入医院时，如能即刻接受治疗，情形将不至很坏。按照国际惯例，车祸发生後半个小时内接受治疗，救活率是比较高的。但这半个小时已经在和司机交涉的过程和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过去了。
半个小时後，当他们来到医院时，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医院所一贯宣传的“救死扶伤”，而是，要先交3000块钱押金後方可办理入院手续。於是，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一个小时是在家人心急如焚的四处奔波筹款中，伤者在极度痛苦的煎熬丶渐渐消逝生命的过程中，医者冷漠的坐视中渡过的。其实，一个小时过後，当大夫装模做样进行检查时，他们的心中早已有了分数。至少从检查病人的仪器所显示的数据中应可知道。否则手术便不会在简陋的病房进行了。那麽，手术到底是为什麽呢？
当我的私人医生跟随我们在给儿子作检查时，那个妹妹突然冲过来，急切地拉着我的手，扑通便跪了下来：“大姐，求求您，帮帮我吧！请你的医生帮我看一下，我的姐夫还有没有救了？请帮我看一下化验单的数据，是什麽意思？手术做得怎麽样？ ”
我的医生看了看，沈默了一下，然後坦率地说：“心脏虽然还在跳，但人已经不行了。”
那个女人立刻抱着我大哭起来：“我姐姐回去筹钱去了。我和姐姐在深圳打工，我们没钱，她正在筹钱！” 我当时身上也没带什麽钱，於是便将仅有的200块钱给了她，说：“你去买点早餐吃吧，不要急。” 後来，我从探视儿子的朋友手中借了1000元钱。
後来，我们换了病房。当我去走廊时，看见了姐姐---伤者的妻子。她绝望地拉着我的手，又是“扑通”的跪了下来说：“大姐，救救我吧！我都没法活了。我的丈夫死了。本来肇事司机说要赔偿一切损失，但现在他买通了警察，说是我们自己闯红灯出的事。.”
我拿出了那1000块钱给了她，她泪流满面。半个小时後，她拿了一个大花篮送到了我们的病房，上面写着：“大姐万岁！好人一生平安！” 她说：“大姐啊，我实在弄不到钱了。连我男人火化的钱都不够。手术花掉了我能筹到的所有钱。大姐，我该怎麽办呢？肇事司机不给钱，警察让我们自己处理，医院还赶我们走。我该怎麽办啊？！”
我说：“我也不是本地人，也无能为力。我现在唯一能帮你的是告诉你到信访办去告他们！”
我想姐妹俩不会去告状，因为她们没有钱、也没权，当然不会有人为她们作主。警察已经变了脸，从肇事司机手中拿了黑心钱，已不再主持公道。
我的医生陪了我们四天，我将心中一直不解的问题讲了出来，“为什麽他们在伤者耽搁了好长时间，入院後检查时看数据就知道已经不行了，还要做手术呢？” 我的医生笑着说：“你说为什麽呢？你的孩子不用做手术，他们为什麽还要让你们做手术呢？”“还不是为了钱？这就是‘医德’ 的问题！”是啊， 我在主治医生的办公室里除了烟灰缸以外，没有见到任何一本医学书籍。我的医生也不解的说：“很奇怪，这些人的办公室里为什麽连一本医学辞典都没有呢？通常，我们会随时查看医学辞典的。这些人到底在干什麽呢？简直不学无术！”
据我所知，那个男人的尸体两天後才火化。後来，我去医院出证明帮儿子办保险索赔的时候，为了两个印章，我不得不又一次带着烟和小费，还要陪着笑脸、说着小话。
儿子住院8天，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才1000元人民币，但我所付的小费和红封包却远远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光有钱，而没有权，可能我的儿子仍无法幸免那一刀。
你说，在中国，没钱、没权，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