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打电话的人，口气还算客气，但是是中共官方的那种客气口气。我们中国人是太熟悉这种"客气"了。我也本可以不理睬，也根本不去同他们谈什么话。贵阳"国保"就在贵阳市公安局，人都被传到了公安局，会有什么"谈话？"和他们又有什么可谈的？他们只是具体的传换者，抽象的传换者是中共政权，决定他们传唤我的，是中共。
但我也考虑到他们会"登门拜访"。他们的"登门拜访"不是什么闹着玩的。我在2007年3月，被他们"登门拜访"传换过一次。那一次让我的家人惧怕的样子，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一想起，我就感到深深歉意。我个人一生都遭受中共的迫害。我不惧怕中共对我个人的任何迫害，直到上刑场，我也能做到"慷慨成仁，从容就义"。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中骄傲地流淌着我们祖先"士可杀不可辱"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文化血液。事实上我也曾于1986年因为几十万元的三角债务问题，居然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而我拒绝上诉。（后因我的同"案"上诉，他被无罪释放，我被判处10年）。我从骨子里蔑视中共的法律。因为人类的法律是正义的，正义的法律是人类的。而中共的"法律"，是党"律"，是阶级"律"，是一个政治集团的"律"；而不是人类的"律"，不是法的"律"。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我从骨子里就会生长出敬畏，并为我的国家有了正义的法律而欢呼。
我不愿意让他们"登门拜访"。电话之后，我给李仁科和莫建刚通了电话，告诉他们贵阳"国保" 传换我的事。并告诉他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好事，我已经作好回不来的准备。如果真正回不来了，就请他们把消息公开在网络上。我听到他们对我的关心，很是感动。我又见了李仁科，交换了一些根据多年和贵阳"国保"打交道的经验，并托他如有不测，就安慰一下我的家了人。然后回到家中，为了在遭遇不测之前多发出一点声音，匆忙赶了一篇《中国的诽谤罪与中国政治》，发往《自由圣火》。然后收拾好自己的一些电脑资料和阅读书籍。
17日上午10时正，我带着换洗衣服和洗刷用具，到了贵阳"国保"。我被带到一个姓李的办公室。他们是两个人。"谈话"的内容断断续续如下：
对方："方家华，你带这些衣服干啥？不是说不用带换洗衣服吗？我们只是叫你来谈话，又不是要抓你。"
我："我是准备让你们抓的。我不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叫'我来的是公安局，而不是什么安全和‘平等'谈话的地方。‘谈话'不是谈话。"
对方："我们只是找你谈话。你说是传换。网上也张贴了‘贵州著名民运人士方家华受到警方传换'。这么快，你给哪些人讲了？"
我："我接到你们的电话传换后，我告诉了李仁科和莫建刚。"
、、、、、、
对方："你最近在网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是吗？"
我："是的。"
对方："发表在什么地方？"
我："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文章？"
对方："有什么‘物价疯涨'，什么‘革命前兆'，什么‘土地革命'？"
我："是的。发表在《自由圣火》。"
对方："你为什么要写这些？"
我："中国有没有‘物价疯涨'？‘物价疯涨'是不是事实？我根据事实谈了我的看法。我在关心我的国家呢！我可没有捏造事实。"
对方："你为什么要写‘物价疯涨'？"
我："各为其主嘛。我的‘主'就是中国的宪政，是中国民众。你们每个月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不知道‘物价疯涨'给中国民众带来的伤害。、、、、、、"
对方："别说了。我们不是探讨问题。"
我："行。"
于是我就不说。
、、、、、、
我离开他们办公室的时候，他们说："你要好自为之。"
我："当然。"
整个"谈话"都是围绕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分别应07年12月24日、29日、31日发表在袁红冰先生的《自由圣火》。这几篇文章是《维权与革命》、《物价疯涨：中国社会动乱与革命的前兆》、《密切关注中国东北、西北的农民革命》。
整个"谈话"中，不全都是一问一答的严峻，严峻的是背景，是他们叫我到这个背景里来的。叫我来的是政治权力，是德国法学大师施密特说的"主权（政治）就是决定状态"。没有主权，就是被决定。这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个人与政府，个人与党之间也是如此。我没有民主之权（权力），没有公民之权（权利）。我被他们"决定"着，他们也是工作。背景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一个政权已经因为几篇文章而恐惧不安。这是传换我的真正原因和传换一方。这种恐惧不安不是因为几篇文章，而是这个政权知道自己已经奔跑在末日的途中，再奔跑就是末日。在末日的途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是恐惧，哪里仅仅是几篇文章。"谈话"的背景比谈话的内容要严峻得多。
我既然是有准备而来，也不怎样把背景当一回事。我发现我已经是"谈话"中的主动的一方。于是就有些"闲情逸致"起来，我就有些象"阿Q"了。阿Q因为自己头上的"癞"，喜欢看别人头上的"光"，在因官府栽脏的抢劫罪被押上公堂的危急深刻，也不改德性，去看别人的光头。因为我年轻时也算英俊，我就看到我的谈话对象的英俊。这等英俊的形象和观瞻，背后却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我有种隐隐的悲哀。要是我的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我的国家的政治是光明磊落的政治，那该多好！他们不抽烟，但允许我抽烟。我尊重他们，整个"谈话"中没有抽烟。
整个"谈话"中，他们问了我的生活情况，谈了一些什么"低保"之类的内容，还列举了他们"关心"一些贵阳民运人士的艰辛生活的例子。我明白他们的用意。我拒绝了。
整个"谈话"中，李仁科整个过程都在关心，给我打了手机，陈西也给我打了手机；海外《自由之声》也通过李仁科电话采访我。《自由之声》的电话采访被我的谈话对象制止，我关了手机。后，《自由之声》打电话给李仁科。李仁科为了我的安全，告诉他们"国保"最高领导的电话。一会儿，"国保"最高领导的电话打到了我们谈话的办公室。之后，对方告诉我，我可以走了。这时是中午12时正。
下午，莫建刚到了我家里。网上贴子是莫建刚贴的，《民主论坛》给我的回信中，也知道了我被传唤，有问候。这也是莫建刚发出去的消息。中午至下午这段时间，《自由之声》和《自由亚洲电台》也采访了我，这也是李仁科干的。晚上，李仁科和陈西到了我家里。
我被贵阳警方传唤，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感谢并感动。
这是08年1月17日，贵阳警方的"传唤"开始了！警惕！并请社会密切关注08年贵州的人权状况！
08年1月17日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