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禁止大多数城市夫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尽管违反规定可能面临严厉的处罚（包括高达一对夫妇年收入六倍的罚款），但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无视它们，因为他们要么有钱，要么有关系。根据新华社报道，2000年至2005年间，仅在湖南省就有1968名政府工作人员违法计划生育条例。
这种现象是中国日益富裕的另一迹象。但它也威胁到独生子女政策的生存，并令普通中国人愤怒--在他们眼中，这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另一个差别。
独生子女政策自1980年颁布。随着私营企业的爆炸性发展以及人口流动性加大，强制实行计划生育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城市雅皮士用各种各样的战术规避法律。有人直接交罚款。在沈阳，有企业家拿出近两万美元请代孕妈妈为他生孩子。另一位商人先后和几任妻子生孩子。海南官员邓善红（Deng Shanhong）有六名情妇--一人一个孩子。
然后还有些名人和超级富豪在加拿大等国家多生孩子。对富裕家庭来说，更受欢迎的办法是到香港生产，因为在那里出生的孩子并不违反大陆的法律。
令中国当局尴尬的是超生儿童、富人、不诚实的干部和情妇之间的联系。去年，中国检举人的研究表明95%的贪官有情妇；当中最高级别的包括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Qiu Xiaohua），据说他挪用上海养老基金供养一位情妇和一位非婚生女儿。此案刺激了民众的看法：超生子女已经成为新形式的腐败。在城市的计划生育执法越来越宽松之时，许多农村人仍然抱怨苛刻的、超越法律的制裁，这样事实进一步激起怨愤。为了作出弥补，当局已经警告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艺人员将曝光，甚至无法获奖。地区官员也加大力度，例如湖南正考虑把罚款提高到人平均收入的八倍，河南和浙江省也在讨论更严厉的惩罚。
然而，当局的举止需要微妙些。尽管普通公民怨恨少数特权人士可以多生孩子，但如果在他们的阶层中实施过于严格的规则，他们会很快走上街头抗议。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就因为强迫堕胎（有时候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实施）在国内外遭到严厉批评。尽管这种做法已经减少（但没有消失），但在内陆地区还有其他高压的战术。去年五月，广西地方官员强行没收超生孩子家庭的财产，暴乱爆发了。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关于张斌的闲话可能挑起不稳定的情绪。他、他的妻子和他所谓的情妇都没有对传言的怀孕发表评论，但更大的问题不会消失。有迹象显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富裕得足以挑战独生子女政策，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违反这项政策。
